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 《动物凶猛》与《启蒙时代》之比较

金晓云 高 雪 *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海洋大学 学报编辑部，山东青岛 266003 ）

内容摘要：王朔与王安忆，互不相似的两个作家，在他们关于“文革”的描写中，却都突破了以往的文革叙事模式，开拓了有关文革经验书写的新的版图。在《动物凶猛》与《启蒙时代》中，王朔和王安忆在观察角度、对材料的取舍、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安排等方面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既与创作主体的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学观念有关。

关键词：“文革”；青春；思想；成长；叙事

王朔挟着商业化社会各种杂乱的气息而来，他的成功曾经在文学圈内引起一阵骚动，围绕他的论争也确实不少。尽管文学界很多人对他的创作不以为然，但我们依然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而王安忆自登上文坛以来，笔耕不辍，可以说当代文学的诸多思潮中都有她的身影。这两个作者，一个主动与大众的需求相结合，迎合大众的审美需要；另一个文学观念则相对保守，不欣赏那种将小说当游戏的态度，认为这样“损失了小说的严肃的人生意义” [1] 。本文拟对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家的两个作品――《动物凶猛》、《启蒙时代》――的叙事策略做点比较，以见其创作的异同。

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都以“文革”作为小说的背景，而不是直接反映当时的“意识形态”，关注的是文革中少年群体的“生命形态”，是有关文革的“成长”故事。这两部小说都突破了以往认为文革是惨烈的，是蒙昧的“文革”叙述，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在那段狂飙突进的日子里，都拥有一段优游岁月，以致王朔在作品中“流露出我对那种已经彻底消失了的东西的一种缅怀，有非常强烈的怀旧情绪” [2] ，而王安忆则给她的作品取名为《启蒙时代》。两部作品对仅写文革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写作范式构成突破。

一

《动物凶猛》是王朔发表于 1990 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说，文本中较少商业气息，算是王朔整个创作历程中比较例外的一部。陈思和曾评价说，“他在这部作品中唯一一次不加掩饰地展现出个体经历中曾有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的自我珍爱的纯洁的青春记忆” [3] 。我们说它是作为作家的王朔的最出色的作品也不为过。

《启蒙时代》出版于 2007 年，是王安忆继《长恨歌》以后，又一具有较大影响的长篇小说。王安忆突破了以往擅长的女性经验和日常生活，借男性成长和他们思想层面的交锋，实现了自己“写大东西的欲望” [4] ，也使自己得以远离张爱玲。一定程度上，这一突破不可谓不成功。

《动物凶猛》区别于王朔那些商业气味浓厚的小说，在文学的艺术形式上有了一些探索，“学了点新潮小说的笔法，玩命往上码词儿，很多书面语，很少对话” [5] 。它的主人公们是王朔所塑造的典型的具有“顽主”性格的人物。

小说的背景定位在文革后期，大约是 1970 年代中期。远离了文革前期的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们的上山下乡。王朔曾说《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 [6] ，环境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这一大段儿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院子，老段府，北京军区总医院对面那院。我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哪儿。” [7] 这里的主角是那些军队大院里无人看管的孩子们，高晋、高洋、许逊、方方、汪若海，就连于北蓓、米兰等也是大院子弟，由于他们身份上的优势，在文革中家人或者他们自己都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冲击，也因此“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 [8] 。他们以大院为单位结成不同的帮派，游逛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中，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各处发生的斗殴中，谁被叉了，谁被剁了，谁又是威风八面、奋勇无敌。对待女孩子也由认为那是有失身份的，转变为谈起女人来恬不知耻。暴力与性，在他们的青春期始终是最为关注的话题。

小说采取的是倒叙的手法，情节的组织、发展基本是线性进行的。以“我”与米兰的故事发展为主线：“我”在一次偶然的遛、撬过程中，迷恋上了一个姑娘的照片，感情朦胧而真挚，那个时候对待女孩子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分寸，还为于北蓓睡在高氏兄弟家里而忧心如焚，不像其他的男孩子们，聚集在王府井暗淡的街头，“拍婆子”。与米兰的结识虽亦属大街上的搭讪，但却无轻佻的味道。但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我”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哥们儿。而随着米兰与高晋关系的发展，“我”开始记忆混乱，变得恶毒，常常捉弄羞辱她。以至最终彻底的泯灭人性，用看待畜生的眼光看待女人，并强暴了米兰。前后态度的变化，少年心理的不无扭曲的形态，“我”彻底堕入了动物性的深渊。与“我”性格的丰富性相较，其他人物性格特征并不鲜明突出，大多是一些过场人物，类似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的扁平人物。

小说对文革的态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翻案，当然主人公或王朔们也没有自我忏悔的意思，更多的是对那段青春岁月的缅怀。他们从大院中走出，没有说教，没有约束，有的只是青春的躁动和兴奋，一生仅有一次的青春岁月。

《启蒙时代》则实现了王安忆“写大东西的欲望”，陌生的题材、人物，与自己经验的不短的距离，她实现了对自己的突破，也实现了对以往文革书写固定模式的突破。

故事的叙事时间定为 1967 年至 1969 年（更准确的说是起于 1967 年和 1968 年的冬春之交，止于 1968 年和 1969 年相交之际），红卫兵运动落潮，而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始。这一时间正处在两大学生运动的低谷状态，社会没有之前那样狂飙突进，相对比较平静，作者时间上的选择也恰利于表达小说的主题，也就是说，使作品中的人物有时间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活动。《动物凶猛》也是选取的文革的一个时间段，这样的时间选择更有助于作家深入到细致而微的个人的命运，而不是空泛意义上的文革叙述。就在这样的时间背景下，主人公出场了，南昌、陈卓然、小老大……他们从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走向了街道、里弄，在两者的相互碰撞中，实现了自我人生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时代》是一种心灵史的记录 [9] 。

总体看来，这部小说的情节比较散漫，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有一个背景和身世的介绍，在这点上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一个很好的总体的故事框架。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小说大致还是以南昌为主线，一个人物拉出一个人物――小老大“人就是菌类”、“生命就是腐烂”的奇特的生命体验、他跟几个女孩子的关系以及阿明所代表的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给他的冲击――于是其成长的任务就被分摊到了每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人物都不是日常生活化的，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其人物的描写必定是群像式的。

综合上面对两部小说在人物的安排、情节的设置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

1 ．主人公们 [10] 父子关系都不和谐，这也是造成他们或走上“顽主”道路，或存在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马小军的父亲只会粗暴的对待他，导致马小军甚至认为父亲恰逢其时的死亡可以使其保持对他的敬意和真挚的感情。南昌自小就滋生了对他父亲的恨意，父亲政治生涯的提早结束，又使他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得了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 [11] ，他们互相不理解，剑拔弩张的关系在这对父子看来反而更加自然。

2 ．除主人公外，人物的安排多是因为故事的推进所需而设置的。比如《动物凶猛》中的高晋、高洋、许逊、方方，《启蒙时代》中的小兔子、七月等。

3 ．情节方面都设置了与女孩子的交往、个人感情困扰这部分，而其最终又都以痛苦或疼痛告终。在那粗鄙的年代里，少男少女情窦初开，于北蓓刺激了少年最初的对男女关系的认知，米兰最终也被那个把女人当畜生看的马小军强奸。浪漫的开始最终却走向了两败俱伤，于是“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12] 。《启蒙时代》中，喜欢珠珠的南昌却最终与伸手可及的嘉宝走到了一块，南昌与珠珠、嘉宝的关系给他的身体、感官以启蒙，然而留给他的却是对痛苦与疼痛的追问。

二

（一）叙事视角：限知叙述 VS 全知叙述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 [13] ，简单说来，就是“看”的问题。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曾将叙事视角划分为三种：一是无焦点或零度焦点叙述，相当于英美批评家所说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叙述”。二是内在式焦点叙述。三是外在式焦点叙述。

《动物凶猛》采用的是热奈特所说的内在式焦点的叙述 [14] ，即小说的叙述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小说讲述的是“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那段“空前解放”岁月里，与“大院”里的高晋、高洋、许逊等哥们吸烟、翘课、打架……以及与少女米兰的朦胧的初恋记忆，展现了动物式的本能和原始力量。通读小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身上有两种自我：“经验自我”即作为故事中的人物或行动者的少年时期的“我”，和“叙述自我”即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成年之后的“我”。这两种“自我”的对立、交叉与统一，叙事视角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转换，造成了独特的戏剧性的张力。而且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特别是叙述的内容中夹杂着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使人觉得仿佛就是作者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比如：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

在这两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人称叙述者身上的两种自我，通过“那时”“当时”等时间概念，文本建构起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明确界限，我们可以感觉到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观念较之“那时”、“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赞同“经验自我”的态度，这一呈现是自然而然的，而如果换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这一态度的前后变化就消失了，即或强用语言加以表达也会显得生硬而不自然。而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我”则可以不停地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以成年人的价值观颠覆年少时自我拔高和自我美化的行为。

《启蒙时代》采用的则是无焦点或者说零度焦点的叙述，抑或可称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叙述”。小说以南昌的成长为主线，讲述这群年轻人精神成长的历程，南昌每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的经历等或多或少都给南昌以影响，或者也可以说这种影响是双方面的，陈卓然、高医生、阿明……因此采取全知视角，这既与王安忆延续“讲故事”的文学传统有关，同时又可以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俯瞰其所叙述的这个故事，有时还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而不必告诉读者自己是如何知道的。比如在小说中，对每个人物的身世都有非常详细的交代，即使是非常次要的人物：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中央工作……

陈卓然……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

小兔子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在和平的日子，不像上面的哥哥姐姐……

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

这样不仅可以非常方便地解释人物的家世背景、言行举止，一切都被说得明明白白，而且还可以揭示所叙述的事件的本质，从而达到思辨的层面，与作者写“大东西的欲望”相吻合。当然采用这种视角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进入，往往会打断故事的进程，破坏故事的幻觉，从而造成这本小说在行文方面比较艰涩，需要读者耐住性子慢慢解读。

（二）叙事声音

上面讨论的是“看”的问题，下面来探讨“说”的问题。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文本，作为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主体，叙述者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就是叙述声音 [15] 。根据不同的标准，叙事声音有不同的划分，下面拟从两个角度对这两部小说的叙事声音进行分析。

1． 公开的叙述者 VS 隐蔽的叙述者

叙述者介入的程度越深，叙述声音就越强，根据叙述者的介入程度，�特曼将之划分为三种类型：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

《动物凶猛》后半部分，作为叙述者的“我”开始变得记忆混乱，影像模糊，使这后面的叙述带有了自我消解的特征。采用元叙事的手法，直接跳出来对故事的组织编排大发议论，某种程度上，这是作者选择公开叙述的一个结果。

……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靠的印象，不过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作用。

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行。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细节，同时又夸大、粉饰了另一些情由。……

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借用了元小说的自我解释、自我暴露的手法。这一手法的运用混淆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作者的素材来源、艺术构思、叙事技巧等问题都通通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叙述者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的虚构本质，瓦解了此前建立起来的“真实幻觉”，引导人们对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物、事件及其发生过程采取一种探讨的态度，从而消解了“我”成长过程中的戏剧性和“男子汉”举止，对少年的自我美化和有意拔高，进行了粉碎性打击，也达到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

与之相较，《启蒙时代》采用的则是隐蔽的叙述者。这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没有将自己的构思过程等暴露在文本中，而是尽量地不使自己露出叙述的痕迹。这样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很适宜造成隐蔽的叙事效果，造成“真实幻觉”。

2．客观叙述者VS 主观叙述者

这是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划分的叙述者类型，侧重在叙述者对作品中人物、事件的态度 [16] 。客观叙述只陈述故事，而不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主观叙述则与之相反。

《动物凶猛》的叙事方式比较复杂，其小说的前半部分可看作是客观叙述，因为它采用的是内在式的焦点叙述，而内聚焦又多与“展示”的叙事方式相伴随，并且此时在“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之间，更偏向于经验自我，因此叙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叙事，不留下“讲述”的痕迹。主人公与叙述者是合为一体的，话语都是由人物自己说的，不需要再对人物等进行解释说明，因此它有极大的客观性。比如“我”向米兰搭讪那段：

“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六。”我多说了一岁。

“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

“你多大了？”我问她。

“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

“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

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

“没有，只有一哥哥。”

“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

“保证听话。”

“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

《动物凶猛》的叙事人就是当事人，因此全篇的叙述都是由主人公“我”自己来完成，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动作、行为，即使写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忠实地记录那些内心活动，并没有不断地发议论，进行评价，读者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阅读感受来思考。而到了后半部分，主观叙述的痕迹则比较明显，在两个自我之间叙事更偏向于叙述自我。比如叙述者经常会抛头露面地对故事加以解释，解释他为什么选择或舍弃故事的一些成分。

《启蒙时代》的叙事则比较简单，叙事者与故事的关系通常在一开始就确定了下来。小说一上来便写道：“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南昌他们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骑着自行车。”叙述者直接交待了一些背景，如时间、地点、人物等等，以帮助读者理解即将展开的故事。整部小说，主观叙述很明显，当然我们不能采用王安忆自己对主观叙述的理解 [17] 。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王安忆小说的一个特色，即简洁朴素的写实与对人生人性的明心见性的思考相结合。不过在本篇中，理性思考的含量要更多一点，这既与小说写这群年轻人内心世界的成长有关，也是作者本人的创作特色所决定的。如：

正和前一个阶段相反，那时候是严峻的，但却散发出仁爱的光辉。现在，他们多少有一些儿颓废呢！难以想象，历史如此迅速地在他们身上走完了一个周期。他们还不过只是少年，倒有些沧桑了。

暴政底下往往产生厚颜无耻之徒，是生存之道。

切勿以为这是言过其实，要这么想，那是因为不了解南市区这地方。

除了这些见缝插针式的对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小说中还有大段的议论。虽说这样的写法符合人物的性格等等，但也确实削弱了小说的故事性。

三

在这两部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为那个时代赋有特殊意义的事物，比如军装、游行……这些在作品中也承担了相应的突出主题的功能。

罗兰・巴尔特在他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曾将叙事文的最小叙事单位，即功能，分为分布类和结合类两大类，结合类功能单位又可细分为标志和信息。它们是“随着插曲、人物或整个作品而延续和扩展的”，“可以从中辨别出反映性格、情感、气氛（如猜疑气氛）、哲理等严格意义上的标志” [18] 。通览两部作品，我们可以在小说中找到承担这些功能的标志。在《动物凶猛》中，巴尔特理论的典型例证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那个年代的流行读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们是作为年轻人精神成长的教科书。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革命者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个时代确实给年轻的读者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期待，激发他们对冒险、动荡生涯的向往。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个“英雄梦”，比如“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毫不怀疑“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 [19] 。但同时，这些书籍在当时也承担了另一部分的功能――性启蒙的读物。《动物凶猛》中“最使我着迷和醉心的是这些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妇女的恋爱片段”，甚至“当我第二遍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 [20] ，正是上述功能的体现。十五岁的少年，正处在青春期，对异性有着不可抗拒的好奇感，然而在那个秩序崩坏的时代，正常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又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他们或者偷偷地阅读被禁止的《曼娜回忆录》之类的手抄本小说，或者如小说主人公一样，翻看可以阅读的小说中涉及性爱的章节。综上可以看出，这类书籍对小说主人公更多的是暴力和性的启蒙，这一标志单位的设置是与小说的主旨相适应的――表现这一群“大院”子弟在格斗中的勇猛和对异性的兴趣。

与《动物凶猛》相类似，在《启蒙时代》中也有这种承担反映性格、营造气氛功能的标志，这就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它是《启蒙时代》中提到的最多的书，基本贯穿整个故事的始终，从陈卓然到南昌再到阿明，阅读它在他们的启蒙里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因为这本书可以满足年轻人的荣誉心……革命在他们眼睛里，就是辉煌无比” [21] 。大段大段华丽、繁复的句子，刺激着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这也与《启蒙时代》的主题相协调。试想如果让南昌们不时地谈论《青春之歌》之类的小说，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成长基本没有什么用处。另一方面“它的色彩实在是太强烈了，尤其是对照日常生活。不仅是激进分子喜欢，连阿明都喜欢，它浪漫” [22] ，但同时也表明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深入革命的内部来认识革命，仍然停留在对于革命的表层的兴趣，教条主义地接受马克思等理论家的著作，却始终解决不了生活本身所带来的困惑。

四

同是写文革时期一群年轻人的成长，为什么王朔将文革变成了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欲望勃勃的激情岁月，而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则是“一种心灵史的记录”？为什么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大致相同年龄段的年轻人的生活，在他们的笔下却呈现出了两个极端？

王朔出生于 1958 年，王安忆出生于 1954 年，他们实在可以算是同代人，但由于各自家世背景及经历的不同，使他们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王朔“军干”子弟的出身，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种特权、身份的象征，使他在文革中得以享有优势，与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隔了一段距离，并且按照似已决定的前程，他到了舰队上面服役。然而当他离开军队复员后，社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使得社会开始进入商业化时期，消费、享乐的思想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身份上的巨大落差，使他的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在这一现实面前，他转而经商想以此来积累资本，却以失败告终。于是他转而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创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毫不掩饰对名利的向往。“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 [23] ，这些经历也决定了他“躲避崇高”的价值立场。他不是像鲁迅那样高高在上，启蒙他的主人公们，而是专注于在小说中调侃、嘲弄，以较低的姿态迎合他的读者。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和调侃，可谓不遗余力――“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学，走向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24] 这样的观念决定了他不会像王安忆一样，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总揽全局，而是以内在式焦点叙述的方式，与读者处在一个平等对话的状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同时其“躲避崇高”的价值立场又决定了当描述文革时期的成长记忆时，对思想深度的刻意抹平与回避，而选择从语言层面的交锋和肢体层面的逞凶斗狠来着墨。

与之相较，王安忆则选择从另一个侧面来表现这群年轻人在文革时期的成长记忆，这既与她自己的经验有关，也与她的创作观念有关。王安忆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一经验的缺乏，使她避免从正面写红卫兵，而选择了红卫兵运动落潮后相对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同时，革命对她来说又是太大、太空的东西，她不知道人们在革命时应该做什么，于是深入到这群年轻人的内心深处，着重于他们精神层面的成长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她的创作历程中，始终关注着个体生命的命运以及对心理经验的书写的侧重，在“思想性”方面总是有过人的敏感和兴趣。曾有一位女作家这样评价她，“王安忆的理念极其强大，她是这个时代极其少见的和难得的能够用脑力来操练的女作家” [25] 。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的作家，开阔的创作观念也使她的作品达到了女性作家较难达到的思想深度，算是当代作家中能够较好地将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达结合起来的作家。这也决定了她关注的是这群年轻人思想层面的自我启蒙和少年心理的自我发现，而不是停留在语言和肢体层面的交锋，她不经意地掩盖了文革时期的暴力和血腥。但同时，对思想层面的侧重也注定了这部小说需要依赖较高水平的读者，其阅读必定是小众的。

青春，多么美好的一段岁月，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却又实在是很短暂的，于是我们留恋它、怀念它。《动物凶猛》、《启蒙时代》记载的，就是两个作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革”青春记忆。这种记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文革”苦难叙事的补充和改写，扩大了“文革”历史叙事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