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梳理：“泛突厥主义”在中国的前世今生
何谓“泛突厥主义”？
简而言之，就是一种 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中亚诸国等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为一体，建立“大突厥斯坦”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
“泛突厥主义”思潮，最早出现于匈牙利，“兴盛”于沙俄治下的鞑靼人地区。
西方关于“突厥”的研究，最早集中在语言学领域。 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最早破译了亚洲中、北部草原上残存的古代突厥文碑铭，并确认其为早已失传的古代突厥文。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有关突厥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也逐步展开，最终形成了一门新学科——“突厥学”。 西方学者的“突厥学”研究，主要参考的是波斯（伊朗）和阿拉伯文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厥”的“范围”被无限扩大——西至鞑靼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连匈奴、蒙古等北亚游牧民族，也被涵盖于内。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主张 “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概括的说，“泛突厥主义”的诞生，既受惠于近代西方“突厥学”实践、“民族国家”和“民族自决理论”以及“泛”思潮，同时也是民族压迫的产物。
一
16世纪，鞑靼人成为了俄国境内使用突厥语各族的泛称。他们 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亚地区 ，其居住地也被称为鞑靼斯坦，长期饱受沙俄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为了反抗沙俄的统治，鞑靼知识分子们充分借鉴了欧洲“突厥学”研究成果和“民族自决”理论中的可利用成分，提出了“泛突厥主义”。
早期“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斯普林斯基、玉素甫·阿克楚拉、阿里·胡赛因扎德、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等人。 其中，以加斯普林斯基的名气最大。
他提出了“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的口号，还创办了《我的突厥》、《译文报》等报刊，积极推销他自己创造的“介于奥斯曼语和鞑靼语”之间的“共同语”，企图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
不过，在十月革命前后，“泛突厥主义”在俄国失去立足之地，宣传骨干相继逃往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宣传活动。
客观地说，俄国境内的“泛突厥主义”，主要是民族压迫的产物。
二
进入十九世纪，“西亚病夫”土耳其面临着被欧洲列强肢解的危险。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土耳其的知识分子们，嗅到了“泛突厥主义”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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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孜牙·乔加勒甫、吉布·阿西姆、米赛丁·萨米、敏·尤尔达迪勒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陆续粉墨登场。
其中，乔加勒甫最为出名，被称为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祖师。 乔加勒甫一开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含所有突厥人的“图兰”。
不过，他在其成名之作《突厥主义原理》中，放弃了建立“图兰”的思想。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团结所有乌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等与土耳其突厥人语言最相近的突厥人，与土耳其联合起来形成乌古思斯坦”。
泰金·阿尔普，为山河日下的土耳其制定了一套对外征服方案：
- 先夺取从伊斯坦布尔到贝加尔湖和从喀山到蒙古的“小图兰”；
- 征服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到日本水域、从北冰洋到西藏高原的“大图兰”。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泛突厥主义”开始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青睐。 境内各种泛突厥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如“土耳其协会”、“突厥祖国协会”、“土耳其之家”等。有了官方的背书，泛突厥主义思潮开始在土耳其及其邻近地区得到广泛传播。
一战期间，土耳其加入德国阵营，企图借助德国摧毁俄国，从而“解救”俄国统治下的“突厥人”。悲催的是，他们站错了队，沦为战败国。 要不是凯末尔横空出世、力挽狂澜，土耳其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凯末尔上台后，奉行“凯末尔主义”，泛突厥主义也被官方冷遇，不得不从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伺机东山再起。
进入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土耳其新一代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们再一次走向了前台。代表人物有胡赛因·尼哈勒·阿齐兹、纳查德·桑查尔、雷哈·乌古思·蒂尔罕、奥尔汗·赛义菲· 鄂尔浑等。
他们大都有反苏、反共和极端种族主义倾向，如蒂尔罕创办的《苍狼》杂志，极力宣扬“突厥种族高于一切”、“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们企图借助德国力量摧毁苏联，从而建立一个囊括中亚的“新突厥帝国”。 不过，他们又一次站错了队，建立“新突厥帝国”的“梦想”化为乌有。
二战后，土耳其进入多党制时代，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泛突厥主义分子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与二战时期一样，他们的活动主要表现为反苏、反共和反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其进行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不过，鉴于土耳其国内政局的动荡，在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活动空间比较有限，基本无法涉足政治领域。
苏联解体后，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五个被认为属于“突厥语国家”宣布独立。
中亚五国在独立初期对泛突厥主义的热衷，使泛突厥主义有“死灰复燃”之势。 作为近代“泛突厥思想”大本营的土耳其，积极发展同“中亚五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双边关系愈发密切。
1992年，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在同中亚5国首脑会晤时公开表示： “我们有共同的根，我们是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杈，如果我们能对这个历史性机会做出评价并避免错误，我们就能把21世纪变成突厥人的世纪。”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公开表示： “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经济、精神乃至政治上统一起来的中亚”，“我们的人民将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的呼声，我对此深信不疑”。
不过，中亚五国的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泛突厥主义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卡里莫夫在其著作《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写道：
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语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坚决抛弃“大图兰”这一沙文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图兰”是地区突厥语各族人民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而不是超政治共同体的象征。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其《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一书中指出：
土耳其总统和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不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强大突厥国家联合体“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受。
于是，“泛突厥主义”很快在中亚五国失去了市场。
“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在土耳其，从政府官员到学者、普通民众，泛突厥主义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在文化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毕竟，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充当“突厥世界”老大哥的虚荣心。
三
清末至民国初年，泛突厥主义思潮开始向中国新疆渗透。 初期主要表现为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渗透，其传播主要有两条途径：
- 由沙俄的鞑靼斯坦经中亚传入；
- 由土耳其传入。
俄国的部分鞑靼商人，经常来往于俄国鞑靼斯坦、中亚与新疆之间，加斯普林斯基创办的泛突厥主义报刊《我的突厥》、《译文报》以及“扎吉德”思想，随之传入新疆。
- 1913年，部分新疆商人到达土耳其，并与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塔拉特进行接触，商议从土耳其聘请教师至新疆办学、传教。
- 1914年，土耳其人阿赫迈德· 凯末尔抵达阿图什，受到富翁玉山巴依等人的欢迎，并开始在阿图什办学，公开传播泛突厥主义，后被地方当局查处。
此后，新疆多地出现外国人私自办学宣传泛突厥主义的情况。 仅被地方当局查封的就有库车、莎车、吐鲁番、和田等地的多所学校。
1917年9月，新疆省长杨增新曾呈报中央政府，:“今日查有土耳其人，由汉口及内地各处发寄信函，暨土文印刷品，分寄新疆缠回（指维吾尔族）及阿洪（訇）头目，暨各军队，屡经查获，不一而足。”
在这一时期，新疆每年都有上万人去麦加朝圣，前往土耳其及其他西亚等地留学、经商者也为数不少。 在与外国人接触过程中，少数人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成为了泛突厥主义分子。
- 有的携带宣传品返回新疆，宣扬泛突厥主义；
- 有的返回新疆后，直接从事分裂活动。
这些新疆本土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为了实现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不遗余力地进行泛突厥主义宣传、政治活动。
后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投靠蒋介石政府，设法窃取新疆地方政府高位，利用合法身份变本加厉地宣扬泛突厥主义，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如麦斯武德，早年曾留学土耳其，接受泛突厥主义，1915年返回新疆后，打着办教育、开医院的幌子，传播泛突厥主义，在伊犁开办8所学校，公开宣言“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
20世纪30年代后期，麦斯武德投靠蒋介石政府，一度成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大肆宣扬泛突厥主义，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
总的来说，俄国鞑靼+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分子对新疆的积极渗透，新疆本土泛突厥主义分子的鼓动，民国政府统治的无能以及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让泛突厥主义思潮迅速在新疆泛滥开来。
四
新中国成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在新疆迅速失去立足之地。 代表人物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先后辗转至土耳其，将土耳其作为他们从事“东突厥斯坦解放事业”的大本营。
进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成为了了“疆独”势力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主要基地。他们创办《突厥斯坦》月刊（后改名为《突厥斯坦之声》），宣传泛突厥主义，大肆攻击苏联和中国的民族政策。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利用广播电台向新疆发动宣传攻势，除了出版大量反华书籍，还公开宣扬、鼓吹泛突厥主义，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
资料显示，自1963年至1982年的20年间：
- 设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的电台，每天以四至六个小时交替使用维吾尔、哈萨克语，集中对新疆展开宣传攻势；
- 广播文章、讲话、谈话等各类文章共约2万余篇，3000万字之巨；
- 露骨地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应该给维吾尔人民“民族自决权”，公开煽动新疆“要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
苏联解体后，伴随着中亚五国的独立，泛突厥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其中，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气焰甚为嚣张，扬言要建立一个从波黑到中国海的“图兰联盟”。据统计，20 世纪90年代年初，仅喀什海关就查扣了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联盟”和土耳其的宗教宣传品等邮件。
泛突厥主义自20世纪初传入新疆之后，成为了长期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至今阴魂不散。
五
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期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泛突厥主义为“疆独”势力提供了理论、思想支撑
泛突厥主义主张的“大突厥斯坦”思想在传入新疆后，迅速被新疆分裂分子接受并加以改造，打出“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的旗号，宣称“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并从事分裂活动。
所谓的“泛突厥主义游行”
以新疆老牌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为例，他伪造历史，鼓吹分裂。
- 把“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说成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
- 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都视为“独立国家”；
- 把建立过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有过对抗的民族，都收入突厥的族谱，称他们是“突厥人”。
以穆罕默德·伊敏等为首的分裂势力，曾于1933年在喀什建立了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其“国歌”便充分说明了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我们的旗帜是蓝色星月旗，我们的住所是金色的宫殿，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故乡，突厥人勇敢无比。”
20世纪90年代，新疆大学生中就出现了“东土族解放”、“东土耳其子弹”、“兰狼解放”、“东土伊斯兰党”、“东突星火联盟”等分裂组织。据统计，“90年代以来，警方破获各类地下组织、团伙一千多个，其中喀什地区就有四百多个”。
2）泛突厥主义使“疆独”问题长期化、复杂化，成为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毒瘤
坦诚说，“疆独”势力从未放弃他们分裂国家的野心，“疆独”问题也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疆独”势力顽固不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境内外泛突厥主义宣传、鼓动的结果。
从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老一代“疆独”势力，到苏联圈养的“东突党”，再到如今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无不得到了境外泛突厥主义分子的支持。
尽管他们的分裂活动屡遭失败，但似乎从未有过悔改的迹象。一些极端分子有目的地策划、煽动、制造了暴力恐怖事件，长期威胁着新疆的安全与稳定。
3）泛突厥主义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致使“疆独”这一内政问题“国际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
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及“疆独”势力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自始至今都得到了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
- 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就得到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土耳其政府的纵容和支持。
- 1933年成立于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其幕后黑手是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的英国。
- 1944年成立于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得到了与盛世才决裂的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人员等方面的支持。
- 20世纪60—80年代，泛突厥主义再次成为苏联分裂、制衡中国的工具。他们不仅利用设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的电台，向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还编篡大量反华书籍，并制造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
总结起来，“泛突厥主义”的复苏及国际反华势力对泛突厥主义的利用和支持，使泛突厥主义再次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 疆独”问题变得复杂化、“国际化”，增加了我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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