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陇上行记|肆 凉州天梯山（上）

武威市区到黄羊河水库边的天梯山石窟有五十多公里的车程。驱车南下，路途中有一段因维修施工而颠簸不断，沿路的风景倒是宜人。路经一片塔峰林立的阔地，司机说那就是 白塔寺 了。从车窗向外瞥了一眼白塔的阵势，没有想到这司空见惯的白塔竟是我们忽略的又一处历史遗迹。

另一部纪录片《河西走廊之凉州会盟》就是围绕白塔寺，讲述了西夏之后，从蒙古汗国到元朝期间以凉州为据点，连接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历史经历。我们在飞驰的快车上瞥见的这座白塔寺，正是见证1247年吐蕃萨迦派领袖 萨班 与蒙古汗国王子 阔端 “凉州会盟”的历史遗迹，它也是西藏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实物见证。

白塔寺 原为幻化寺，是当时萨班讲经布道和驻锡之所。这座位于凉州城东部的幻化寺，与当时的 西部莲花寺 、 南部金塔寺 和 北部海藏寺 并称为 凉州四寺 ，成为武威作为藏传佛教向东扩展的历史见证。

据史料记载，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 萨班 及其侄子 八思巴 （后来的萨迦派教主，忽必烈封其为“帝师”）从1246年赴凉州与 阔端 会盟谈判，在1247年商议确定归附蒙古汗国之后，一直到1251年萨班圆寂，这将近五年的时间里，藏传佛教在凉州乃至蒙古王族中间因为萨班与阔端的相互了解和支持而得到弘扬。

这座遗迹中，可以看到武威处在中原汉地、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点上，各民族和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互惠。

当车行至蜿蜒曲折的峭壁附近时，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河水滩涂。山形环绕连绵，将黄羊河水库怀抱正中。我们沿着山脊向下，层峦相叠，能体会出如悬天梯的感觉。到达天梯山石窟门口，站在路边凭栏眺望水库，蓄水不多，滩涂里杂草丛生，天边风起云涌。

购票进入景区，游人不多，我们顺着山势而上，清风徐来，心旷神怡。从入口进去百余米处，就有一座窑洞式建筑立于山腰，上书“天梯山石窟陈列馆”，是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的题字。拾级而上，陈列馆里用图片文字组合的展牌，向游人展示一个看不见的天梯山石窟。

因为天梯山石窟，史称 “凉州石窟” ，在唐代之后就不见于史册记载，明清之时更为人记忆模糊。

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考古学家 向达 路过武威时，怀疑武威东南的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即为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的凉州石窟。

及至五十年代，甘肃学者 冯国瑞 与美术史学家 史岩 才先后将“凉州石窟”的问题与天梯山石窟拉进学界和公众的视野。

天梯山石窟源起

关于天梯山石窟的故事，仍然要倒回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前面说到鸠摩罗什在武威居留十七年之后，于公元401年终因后秦姚兴攻入凉州而将其迎请至长安。鸠摩罗什得以将大乘佛法进一步发扬光大。而此时，正以张掖为据点、拥兵建立了 北凉 政权的匈奴人 沮渠蒙逊 ，与 后秦姚兴 结盟，灭了后凉，后迁都姑臧（今武威）。

当时，不仅中亚、西亚、天竺等地商人云集凉州，西域高僧东来传教，更是先要驻锡凉州熟悉华语，接受汉文化熏陶，然后才东去中原传法，同时中原僧人西行求法，也多经凉州，了解西方各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所以在经历东汉西晋以至东晋十六国的佛法传习之后，沮渠蒙逊时期的凉州，已经是佛法广盛、高僧云集了。在鸠摩罗什前后，凉州僧人对对长安和南朝佛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凉州石窟就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

最早据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一》中记载：先是蒙逊王有凉土，专弘事佛，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变万化，惊人眩目。后有史料记载沮渠蒙逊于公元412年迁都姑臧后，召集凉州高僧 昙曜 及能工巧匠开凿天梯山，大造佛像。不久蒙逊其母病逝，特地为其母雕凿了一尊5米高石像（“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

从412年创凿石窟，到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可能一直都没有停止。

当北凉被鲜卑族政权北魏所灭之后，河西地区一百多年的因割据而起的极盛繁荣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开始衰落。盛极一时的凉州佛教及其艺术也受到重创，凉州僧人纷纷外流，有的迁往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有的西迁至敦煌，乃至新疆地区。

天梯山石窟搬迁

在学界还没有确认天梯山石窟就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的情况下，1959年因为黄羊河水库的修建，为了保护石窟，经文化部文物局批准对天梯山石窟进行搬迁保护，整个勘察搬迁工作由原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肃省博物馆联合组队进行。

在陈列馆里，展示了当时勘察搬迁工作队的一些工作情况，以及在清理工作中，发现的早至北凉、北魏，及至隋唐、西夏、元明清的石窟壁画和泥塑造像。很多壁画都是层层覆贴，清理和勘察工作需要一边摹画记录，一边剥离，一边修复固定；多数造像也都是早期塑胎，历经多代修饰。

这些文物原件，在天梯山石窟原址已经看不到了，因为在四十年前的这次搬迁中，多数已保存至甘肃省博物馆，还有不少文物因迁移和历史原因遭到损毁。

当天梯山石窟的勘察、清理、搬迁工作结束了三四十年之后，由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博物馆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共同编著的《武威天梯山石窟》一书中，我们能更加详细地了解天梯山石窟搬迁过程的始末。

也正是因为这次大规模的石窟勘察和清理发掘，重新发掘出五个石窟（其中由三个北凉时期的大型石窟），剥离出200多平方米各代壁画（其中有近7平方米北凉壁画），这些迹象表明武威天梯山石窟确实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创凿的凉州石窟。

天梯山石窟——“凉州模式”

1986年，考古学家 宿白 先生在综合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窟，以及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石窟等考古资料的基础山，在《考古学报》发表了《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认为在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存在一种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并将其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当他亲临天梯山石窟考察时，确认了天梯山石窟创立了这种“凉州模式”。所以，我们从很多旅游介绍中看到，武威天梯山石窟被称为“石窟鼻祖”。

将天梯山石窟作为“石窟鼻祖”并不是说，天梯山是中国石窟中年代最早的，而是就其年代来说，相对较早；就其造型特征来看，在早期石窟中又具有典型意义；从更大范围的石窟造像风格来看，具有流变源头的意义。同时，天梯山石窟作为我国第一个由一国之君直接开创的石窟，对于河西地区的佛教传播及佛教艺术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史料记载，主持开凿凉州石窟的凉州高僧 昙曜 ，在北魏灭北凉之后，随宗族吏民迁徙至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又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进而使凉州佛教艺术在内地得到广泛传播；同时，西遁至高昌的北凉流亡政权，也将凉州佛教带入西域，对新疆地区石窟造像也产生影响。此外，天梯山北凉壁画具有典型的印度佛教艺术风格，区别于经西域传播而来的佛教艺术，所以一般认为凉州石窟艺术是印度僧侣直接传授或印度工匠直接参与建造的。

宿白先生总结的 “凉州模式” 主要包括五项内容：

一是，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设有前室。

二是，主要造像题材有释迦、交脚菩萨装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维菩萨和成组的十方佛。造像除成组的十方佛外，皆为坐像。

三是，窟壁主要画千佛。

四是，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五是，佛和菩萨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形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然而，现在的天梯山石窟在原址所能见到的实物，数量有限，并且大多都不具有“凉州模式”的特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直到去往兰州，在甘肃省博物馆才见到几件能真正代表凉州石窟的造像和壁画。

从这些零星的壁画、造像中可以一窥天梯山石窟的“凉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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