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講真話的梁漱溟道出 章和羅的“政治欲望”

章伯鈞和羅隆基是右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曾被毛澤東稱之為“章羅同盟”（亦稱“章羅聯盟”）。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前期，梁漱溟曾經與他們一起創建了中國民主同盟（前期稱中國民主政團聯盟）。梁與他們共事多年，交往不斷，自然對他們的人品比較了解。盡管當初是為了共同抗日，后來是反對內戰，目標是一致的，但梁漱溟不久便感覺到章、羅兩位學術味不濃，特別是羅隆基更甚，有著明顯的從政謀私的味道。而對這些，梁歷來是不屑一顧的。新中國成立后，梁漱溟堅持學術研究，謝絕到政府內當官，章伯鈞和羅隆基卻都在國務院任職，章擔任交通部部長，羅在1956年也擔任了森林工業部部長。他倆身居高位，卻仍然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兩個人喜歡吵架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章伯鈞是三級待遇，羅隆基是四級待遇，就像這類待遇差別的事情他們也總是計較，以至於在民盟的會議上，兩位民盟的領導人也經常爭吵。梁漱溟對章、羅借“鳴放”行私的做法早已了然於心，也就決心不來湊“鳴放”這個熱鬧了。當然，梁漱溟也並非能預料到反右派斗爭后期發生的情況，當然也想不到自己的那兩位老朋友竟會成為“章羅同盟”。

與羅隆基共過事的人大都感覺得到這個人的胸襟狹小，而且經常自命不凡。1941年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主要是文教界知識分子，當初是為了促進知識分子的團結，政治主張是反對蔣介石獨裁、國民黨一黨專政，主張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1946年1月5日國共達成停火協議后，10日，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在重慶召開，梁、章、羅都是與會代表。梁原來一心隻想著從事文化研究，但“大家說：如果爆發了內戰，你還能搞什麼文化研究工作？這樣，我就參加了舊政協。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看待﹔其實，我跟他們是不同的。章、羅他們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沒有。”（見梁漱溟1952年寫的《我參加國共和談的經過》）舊政協閉幕后，梁漱溟連發兩文，決心退出政治圈子，專心從事文化研究。但此時馬歇爾急於要民盟出面調停國共內戰，而民盟負責實際工作的秘書長一職已經出缺數月，民盟實際上是在空轉。因梁漱溟威望高，大家都知道梁隻想為國家做實事而無個人私欲，民盟所有的領導層人員，除了羅隆基外，都找了梁漱溟談話，勸說梁漱溟出任秘書長。著名民主人士鮮英對他說：“大家公推你干，你堅決不干，一切都落空了……你一定不干，豈不是要張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來的，你要他的老命對嗎？”（見梁漱溟《憶往談舊錄》第268頁，中國文史出版社）張表老即張瀾，是當時的民盟主席。梁漱溟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臨危受命。此時重慶國民政府遷回了南京，張瀾言明他本人暫時不會離開四川。因此，去了南京的梁漱溟就成了民盟的實際當家人。羅隆基之所以在秘書長問題上沒有表態，實際上是自己想得到這個實職。順便提一下，鮮英先生對章、羅兩位也有微詞，他是這樣講當年的章、羅的：“他們彼此之間更是水火不相容，羅罵章是馬路政客，章罵羅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團，互相詆毀，那時使張瀾主席最感頭痛的就是他們兩個。”羅隆基和章伯鈞一直有政治欲望，當有機會時，他們就會極力表現出這種欲望。其代表作就是以民盟名義提出來的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可以說是民盟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設計。抗戰勝利后，國共都各自提出了建國的主張。民盟也要為中國的未來設計一種既不同於歐美也不同於蘇聯的新道路，即第三條道路。但是，這種道路沒有從中國實際出發，既不符合中共的新民主主義，也不符合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實質上還是一套比較典型的西方式議會制、內閣制和省自治的制度。民盟卻認為這是引導中國發展的正確之路。羅隆基在舊政協會議后，談到國共和民盟的各自政治設計時，不無得意地說：“共產黨的讓步多，蔣介石的苦惱大，民盟的前途好。”他還說自己是“六分反蔣，四分反共”。到了1957年的“鳴放”，“民盟的前途好”的政治設計又想趁機出山。章、羅兩人在不同場合都宣揚中國應該實行多黨制。當年一家有影響的雜志《讀書》的說法很生動：“反右”運動標志了在中國的第三條道路的終結。在國共斗爭中，民盟實際是主張第三條道路的，“反右”后，徹底沒戲啦。筆者當然也知道，這個第三條道路在歷史上也有進步的一面，即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願意與中共合作。這一點就不在這裡贅述了。

對於這個第三條道路及其主要倡導者，梁漱溟心裡一直是清楚的。1980年梁漱溟在和美國學者艾愷談到民盟時，說他是民盟發起人之一，后來退出了民盟。艾愷請梁就他和民盟的關系作個評論時，梁說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動的人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幾乎都是夢想英國式的政黨政治，在議會裡頭主要是兩個大黨，這個黨上台，那個黨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夢想這個東西。”“我就是說，這個不合中國的需要。”（見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第69頁，天津教育出版社）

反右斗爭在當時的情況下肯定是必要的，但擴大化的嚴重后果也是令人痛心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採取了積極措施，以極大的努力進行了糾正和補救。1985年11月11日，在章伯鈞和羅隆基去世多年后，有關方面為章伯鈞召開了90歲誕辰的座談會。其真實的含義是肯定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頭面人物在歷史上的功績，以全面公正地評價其一生。梁漱溟應邀與會。幾乎所有到會的發言者，都從不同的側面回述了章伯鈞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為民族所作的貢獻，而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其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情。一貫以敢於講真話的梁漱溟是最后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以93歲的高齡、吐字清晰、沒有稿子、不到十分鐘的發言吸引著全體與會者。梁漱溟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甚至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於這樣忘乎所以吧。他還說，“我同章伯鈞先生都是最初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同志”，“他的缺點是什麼呢？就是未能謙虛、謹慎，以至於犯錯誤”。“所傳的‘章羅聯盟’是沒有的事”，“這兩個人是相爭的兩面，各有才華，各有本事，但彼此矛盾。”“可惜的是，他們雖然都有長處、本領，乃至對社會、對國家都有貢獻，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謙虛謹慎。”（見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親修的《梁漱溟》第334頁，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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