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乾隆帝将自己的出生地改为寺庙,藏着怎样的抱负?
【道中华】乾隆帝将自己的出生地改为寺庙,藏着怎样的抱负?
日期:2022-12-17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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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紫禁城东北方的雍和宫,以其多民族建筑风格融合的皇家宫院气派,佛寺丛林的庄严肃穆和精美神秘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吸引着五洲四海的香客宾朋。雍和宫曾为雍正皇帝的行宫,将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是乾隆皇帝继位后的一大举措。那么,乾隆帝为何要将先帝的行宫改为寺庙呢?这背后是清代
“
大一统
”
的抱负,蕴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
康熙三十年(
1691
年),古北口总兵蔡元提出维修长城,但康熙认为:
“
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
彻底否定蔡元的提议,并将这个道理
“
谕九卿知之
”
:长城延袤万里,养多少兵,花多少钱方能守住?
“
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
康熙放弃兴工劳役修筑长城,以长城内外为一家,以人心为屏障,构筑巩固的疆域。同样,在西南边疆加速与内地的
“
一体化
”
进程,形成大一统的
“
因俗而治
”
、治国与治边一体的方略。上奉天道、下顺民心,无隔夷夏、柔服四裔,是历史上成功治理的经验。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建立,雍和宫由行宫改建为皇家寺院,都是康熙
“
不修长城修关系
”
理念的体现。正如康熙皇帝的诗句所写:
“
天下一家无内外
”“
内外绥怀一体中
”
。(《出塞》《赐宴诸蒙古》)
乾隆继帝位时,虽然大规模军事斗争已结束,但清王朝仍面临巩固边疆、维持政权统一的严峻考验。当时西藏政局仍时有不安,地区治理中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对此,乾隆给予极大的关注,耐心地处置有关西藏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一是始终强调
“
卫藏久隶版图
”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二是
“
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
”
所以,
“
兴黄教以安众蒙古
”
成为当时清中央政府对广大边疆民族地区
“
因俗而治
”
的重要方略。施策需要人才,满汉官员远远不够,就需要一批在京听命于朝廷,赴蒙藏地区能为朝廷办事的高层僧人,他们
“
尊国政、谙例律、知举止
”
,又能在民族地区影响广大信众。所以雍和宫第一任主持是国师章嘉活佛担任,僧人导师则从拉萨三大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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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僧担任,僧人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挑选。
《喇嘛说》即写于这个背景下,成为之后制定颁布治藏章程的依据。特别是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设计,碑文作了论述:
“
佛本无生,岂有转世
”
,但若没有转世,广大信众无所归依,所以
“
不得不如此耳
”
。这就是将百姓的信仰、宗教的传承与社会的稳定综合在一起考虑,在大一统下实行
“
因俗而治
”
。一方面对
“
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
;另一方面,
“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
,
“
宏宣德化以尽怀柔之道
”
。《喇嘛说》还进一步分析道:活佛转世制本是宗教制度,但蒙藏地区许多宗教领袖又管理世俗事务,背后还有政治势力的活动,在派系众多等复杂情况下就产生严重弊端,政教势力操纵,出现
“
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
”
的作弊私授现象。对此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
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
”
。乾隆皇帝还想了一个办法:由朝廷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送拉萨,置放在大昭寺,用于西藏的活佛转世;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为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活佛转世之用。碑文还具体写明:西藏活佛圆寂要选转世灵童,仍按宗教仪轨进行,但要将各方面寻访到的候选儿童的名字,用藏、满、汉文写在签上,每童一签,贮于金瓶内,由在世大活佛会同驻藏大臣,在僧众面前举行掣签仪式,选出一名作为转世灵童。雍和宫的金瓶掣签,由理藩院官员会同雍和宫扎萨克喇嘛共同举行。最终选出的转世灵童,要报请中央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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