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之(1507年11月9日—1560年4月25日),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汉族,武进(今属江苏
常州
)人。
明代
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抗倭英雄。
嘉靖
八年(公元1529年)会试第一,官
翰林编修
,后调
兵部主事
。当时
倭寇
屡犯沿海,唐顺之以
兵部
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后调任
右佥都御史
,
凤阳巡抚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去世。
崇祯
时追谥襄文。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
在军事上,他主张抗倭,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
在文学上,主张“本色论”“师法唐宋”,
是明代中后期“唐宋派”的领袖。作为明代诗文大家,唐顺之以古文与八股文著称于文学史;
在思想上,主张“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
重新整合王学左、右两派思想,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
嘉靖八年(1529年),22岁的唐顺之因为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便参加了三年一次的
会试
,荣登第一。
唐顺之会试一举成名,内阁大学士
杨一清
非常赏识他,准备录取唐顺之作为殿试第一。唐顺之断然拒绝,杨一清所派遣的使者往返五次都没有结果。杨一清愤怒地对下属说,“老举人
(指唐顺之的父亲唐宝)
教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吗?”
杨一清刚开始把唐顺之放在一甲第三名,后来又把他移到二甲第一名。嘉靖帝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御批“条论精详殆尽”
。虽然唐顺之是二甲,但他是第一个试卷有御批的二甲考生。
唐顺之
初入仕途
嘉靖八年(1529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
礼部尚书
兼
文渊阁大学士
张璁
,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力提拔唐顺之到
翰林院
为官。可没有想到初入仕途的唐顺之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上任兵部主事。这让张璁十分扫兴。
[13-14]
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顺之被调入
翰林院
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这时张璁手下告密促使张璁认为唐顺之有意疏离他,张璁心中恼怒,一怒之下便草拟文书让吏部主事批准他还乡,并表示永不叙用。
当时他住在陈渡桥附近的一所茅舍里,晚上则睡在门板上。唐顺之穿着极为简朴,经常是十来年的麻布衣服。他也和一般乡民坐船出入。同船的人们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有些言语上的冲撞、辱骂,甚至在行动上欺侮他,他皆不与人计较,更不显露出自己是知识分子或做过官的身份。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床上不铺两层床垫;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他要用这种自苦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地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切。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朝廷命赵文华前往浙江祭海,同时督察沿海军务。 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和浙、福南畿军务的
张经
在王江泾大破倭寇,因他不能忍受赵文华颐指气使,两人失和,赵文华就诬奏张经抗战不力, 顺便捎上浙江巡抚
李天宠
。而朝廷听信了一面之词,将张经、李天宠逮捕下狱。赵文华乘机荐举亲信
胡宗宪
为
佥都御史
巡抚浙江,后升总督。
唐顺之到北京,得到了严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为
职方郎中
。 此时大海盗
汪直
被胡宗宪诱捕斩首,东南形势略有缓和,西北边境却形势吃紧,重镇
蓟镇
驻军缺额很多,平时也缺乏训练,遇到敌情,全依赖其他地方的援兵,经常处于被动的态势。严嵩就派唐顺之巡师蓟镇,核实兵额。唐顺之奔波了两个月,了解到驻军的许多弊病,写了一篇《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 专责任以严勾捕、 定班戌以便人情、责大帅以主练兵、明赏罚以励士夫等建议
。
在总督
胡宗宪
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时,唐顺之主张在海上截击
倭寇
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惧海战,因此他们常常假借各种原因拒不出战,这恰好给
倭寇
提供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人民遭此难,决定以身作则,下海体验生活。他从
江阴
驶向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他处之泰然,并把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唐顺之因功擢升右佥都御史,并接替
李遂
为
凤阳巡抚
,兼提督军务。
唐顺之
开放海禁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正月,倭患稍定后,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
市舶司
,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嘉靖朝长期以来的
海禁
局面。
唐顺之提出要求废除渔船出海的禁令。 当初,倭寇曾冒充渔民登岸,或抓获渔民充作向导,当局就下了禁止渔船出海捕捞的命令。唐顺之认为不让渔民出海,就断了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只要管理得法, 加强检查督察, 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渔船在官兵的保护下出海,又可以巡逻海域,击贼于海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胡宗宪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顺之,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毅然废除了出海的禁令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
焦山
。
四月初一(4月25日),唐顺之乘舟巡视通、泰,巡至通州,他对诸将说:“我生平只希望有这三种死法,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敌人俘获,为朝廷尽忠而死,要么病死在海上。没想到今时今日能够保存全身死在这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他命令军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会,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仅54岁。
崇祯年间,追谥“襄文”
唐顺之
军事
唐顺之的经略思想几乎涉及抗倭战争的所有方面,据《
筹海图编
》卷十一、卷十二载,唐顺之在“定庙谟”、 “实军伍”、“精教练”、“足兵饷”、“清屯种”、“慎募调”、“收图籍”、“鼓军气”、“公赏罚”、“处首级”、“御海洋”、“固海岸”、“散贼党”、“严城守”、 “降宣谕”、“用间谍”、“通贡道”、“开户市”等诸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并被用来指导抗倭战争,起到重要的作用,得到抗倭统帅胡宗宪的赏识
。
唐顺之并非纸上谈兵的书生,他亲临抗倭前线,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立下不朽功勋。唐顺之到浙江后,即亲自下海视察,出没惊涛骇浪之中,却意气风发,谈笑自如
。此次海上视察,唐顺之将所有险要会哨绘制成图,以备歼敌之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倭寇侵至崇明,贼船停泊在三沙。唐顺之率兵诱贼至海外,奋力击杀,在海上斩敌首一百二十颗,沉敌船三十余艘,缴获敌人衣物兵器无数,倭寇无一人登岸,余敌向江北逃跑。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谓时人称“自苏松用兵以来,未有此捷也”。不久,倭寇骚乱江北,凤阳巡抚李遂告急请援。唐顺之命总兵官
卢镗
拒守三沙,亲率领副总兵
刘显
前往增援,在姚家荡痛击敌寇。倭寇败退庙湾,唐顺之再率兵击杀,战斗惨烈,敌我伤亡相当。三十八年夏,唐顺之率领卢镗、刘显进攻盘踞在三沙的倭敌,久攻不克,卢镗、刘显进击失利,劝唐顺之退兵。唐顺之愤恨异常,亲自跃马布阵,冲至阵前
唐顺之
儒学
在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界,唐顺之是实学思潮的预流者,但唐氏的实学思想却为学界所忽视。唐顺之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唐顺之融贯朱、王之学,注重实学;在第二个阶段,唐顺之的心学思想逐渐成熟。他先是接受王学右派的去欲工夫,舍弃实学。这一次转向是对实学的背离。其后,由于体认到本心的圆活洒脱,唐氏对王学左、右两派的思想重新作出整合,吸收左派良知自然的学术观点,主张纯任天机流行,去欲工夫则突破了“闭门厌事”、“闭关独卧”等刻意求虚寂的修行方式,转向“应接纷纭”、“观书学技”等外在的“事上磨炼”上。由此,完成了对心学思想理论困境的突围,重返经世之学。阳明心学也因唐顺之的理论发展,完成了向实学的丕变。这在实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
。
关于唐顺之心学的特征,黄宗羲《
明儒学案
》云:“先生之学 ,得之龙溪者为多 ,故言于龙溪只少一拜。以天机为宗 ,以无欲为工夫。”
此说揭示了唐顺之心学与王畿一派的共性,“无欲”说诚为唐顺之心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而就内心体验与外在经典的关系而论 ,即经而心、道器不二可说是其心学的又一重要特征。此说主张内心体悟与外在经典、本体与末用的合一。唐顺之始终坚持这一倾向 ,尽管他在四十以后日益表现出道重于器的趋势 ,但从未因此舍弃器之一端
。
唐顺之还借用
陈白沙
的主张 ,来论述他对读书与心学关系的看法 :“白沙先生以我观书、以书博我之说 , 甚可理会。”神明与六经的结合也说明了这一观点:“更愿兄完养神明 ,以探其本原 ;浸涵六经之言 ,以博其旨趣。”此说是在文道合一的前提下论述如何提高“道”,实际上是经心合一、以心为主的另一种表述。另一方面 ,唐顺之曾明确反对尽弃典籍:“若使尽捐书册 ,尽弃技能 ,兀然槁形灰心 ,此亦非大难事 ,而精神无凝聚处 ,亦自不免暗路漏泄。”概言之,在性命之学与经典依据的关系上 ,唐顺之始终保持了道器合一的思维方式 ,只不过在后期他确立了心作为第一性的地位 ,从而主张经典是追求性命之学的重要途径和工具
唐顺之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
国语
》、《
史记
》等
秦汉文
,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
唐宋八大家
”的历史地位,并为后来撼动
后七子
文坛地位的
公安派
起了开拓作用。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呼吁文章应“如谚语开口见喉咙者”。
作为唐宋派理论中坚的唐顺之,其本人亦是明中叶最为著名的古文大家。唐顺之的古文丰富而厚重,这与他博学广识、擅治经史有关。唐顺之的古文写作一方面继承了载道致用的古文正统,另一方面又与明末至清代统性命、经术与辞章于一体的学者之文相契合
。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如《
信陵君救赵论
》,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他的记叙散文《任光禄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而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
明代唐宋派领袖唐顺之不仅以古文创作享誉文坛,同时也是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时文大家之一。唐顺之的外孙
孙慎行
论其时文创作有云:“如是翁精心理学,沉酣诸子史百氏古文辞业,上接八大家而以其余发之时义,盖匠心精谨,律韵冲调,其平若规规帖括,而其高乃材人杰士之所不能措手。”
点出了唐顺之 “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特色。
方苞
论明代时文创作有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
,又“以古文为时文自唐荆川始”,指出了唐顺之“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开启了明代时文写作的新理念和潮流。作为嘉靖年间成就最高的古文大家,唐顺之从古文创作中借鉴了大量资源,为日益衰颓的时文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他所开启的这股“以古文为时文”的新潮流,引领着明代时文创作走出刻板呆滞的格局而逐渐走向繁盛
。
唐顺之
唐荆川小行星
2019年4月6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及哈佛大学国际小行星中心认证并通过“唐荆川小行星”的命名,它的永久编号为273936,结果发布在M.P.C 112434 ISSN 0736-6884的通告期刊上
唐顺之
纪念文章
唐顺之死后,唐氏后世多人以不同形式纪念唐顺之:外孙
孙慎行
为《唐荆川传稿》(即《
四书文
》四册)作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其六世孙
唐执玉
重编《
荆川集
》正集十八卷、《外集》三卷 ,刊之 ,并为之作序;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世孙唐肯另为唐鼎元撰《唐荆川先生年谱》作序;十四世孙唐鼎元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辑录《唐氏先世著述目录》,其中录有唐顺之著述考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撰《唐荆川先生年谱》,自作序两篇 ,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著《唐荆川公著述考》、《唐荆川公弟子考》、《荆川学脉》、《荆川公佚文》、《重撰荆川公传》,皆收入《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郡志传·唐顺之传》:“生而颖异,潜心圣贤之 学。”明王升《宜兴县志·寓贤传·唐顺之传》:“先生生而颖异,少有圣贤之志。”明冯时可《中丞荆川唐先生传》:“先生……生而甚颖,童时即以圣贤自许。”明欧阳东风《晋陵先贤传·明都御史唐荆川先生传》:“先生……生而颖异,潜心圣贤之学。”
唐顺之廷试事见明顾宪成《郡志传》、明李贽《佥都御史唐公传》
王世贞:《山堂别集》卷八十二《科试考二》,《四库全书》本
张慧琼.唐顺之生平考[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8,32(1)
明赵时春《荆川唐君墓志铭》载:“……改翰林庶吉士。柄臣方忌诸吉士,奏罢之。而以主先生会试,欲特留先生。先生坚不可遂,例授兵部武选主事。”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零五》: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祖贵,户科给事中。父宝,永州知府。顺之生有异廪。稍长,洽贯群籍。年二十三,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张璁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至十八年选宫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归。卜筑阳羡山中,读书十余年。中外论荐,并报寝。
明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载:“……其年考庶吉士,公以御批,故不预考而亦改庶吉士。会阁臣有言诸吉士考选不公,尽出之。而宰臣罗峰张公孚敬以公有御批,独欲留公,公义不可。于是并授部官,为兵部武选司主事。”
明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云:“……选除兵部主事,未久,以僚长卢襄难处,因病告归。”
明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载:“母随父之任信阳路,出天津,卒于舟中。”
万士和《先考古斋翁行略》:“(万古斋)素慕荆川先生为人,时先生方以少年拔出流俗,……先考将就见之。先生适养疴来荆溪,即踵门求谒,不觉警服,率安、和从学焉。”唐顺之亦云:“嘉靖丙申,余始识公(万古斋)于宜兴,公因遣二子从余游。”
明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云:“唐子既抵墟里,鸡犬柴门,依依桑梓,谢却业缘,便有终焉之计矣。诗文更进一格,以其侍从庆成朝堂雍容之作,而为村樵渔父歌咏太平之词。”
《明史·罗洪先传》云: “十八年简宫僚,召拜春坊左赞善。明年冬,与司谏唐顺之、校书赵时春疏请来岁朝正后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时帝数称疾不视朝,讳言储贰临朝事。见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诏百余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
明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云:“(唐顺之)同罗念庵、赵浚谷上封章请朝东宫,因以激上之怒,以为意在刺朕。阁臣又有身首异处不足偿责,揭帖事势似不可测矣。予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遗余力。因召见,言及之圣心,本无他意。留二十余日,始批下,俱夺职为民。”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零五》: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生平苦节自厉,辍扉为床,不饰裀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晚由文华荐,商出处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顺之遂出,然闻望颇由此损。崇祯中,追谥襄文。
《宜兴县志·寓贤传·唐顺之传》云:“多寓居阳羡山中,尝买一廛于城西,竟以迩市嚣,弃去。”
《荆川唐公行状》云:“始居宜兴山中,继居陈渡庄,僻远城市。”
《荆川唐公行状》云:“杜门扫轨,昼夜讲究,忘寝废食。于其时,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学山川地志、学兵法战阵,下至兵家小技,一一学习。”
《宜兴县志·寓贤传·唐顺之传》云:“其家居与来山中也,每跌坐,辄竟日穷夜无倦。寒不附炎,暑不举扇,食不肉,寝不内,衣不帛,雨不盖,备尝苦淡,无非磨洗此心、求净欲根以完其本初而已。积力余二十年,始超然有见乎此心天机之流行,寂感任其自然,而一毫人力不得而与焉。殆欲根净静,天机不斡而自运耶。”
《荆川唐公传》云:“公喜静坐,乐与方外之士游,曰:‘方外之学,虽与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坚守洗净心缘知自求之身者,固贤于今之儒也。’居恒,于书无所不读,无不精究其妙,而于历算尤精。文章可以窥班马,诗可以追李杜。”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
唐顺之像取自《唐氏家谱志传撷华》
明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工部侍郎赵公文华,……与公又同年进士也,素知公。荐公及今侍郎胡公松于朝,奉旨起公为南京兵部主事。公以有怀翁服未阙,辞不就。又改职方员外郎,坚卧如初。”明李贽《荆川唐公传》:“适居有怀公丧,而赵文华者以上命视师海上,来访公,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赵归朝,首荐公,以南部车驾主事起之,寻升北部职方员外,坚卧不起。”《明史·唐顺之传》:“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零五》: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免丧,召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出核蓟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因条上便宜九事。总督王忬以下俱贬秩。
张慧琼.明代抗倭儒将唐顺之及其海防诗创作[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31(4):1-4
卷二百五 列传第九十三_明史(清)张廷玉等
.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20-02-2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零五》: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仆少卿。宗宪言顺之权轻,乃加右通政。顺之闻贼犯江北,急令总兵官卢镗拒三沙,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贼窘,退巢庙湾。顺之薄之,杀伤相当。遂欲列围困贼,顺之以为非计,麾兵薄其营,以火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屡告急,顺之乃复援三沙,督镗、显进击,再失利。顺之愤,亲跃马布阵。贼构高楼望官军,见顺之军整,坚壁不出。显请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镗、显惧失利,固要顺之还。
唐顺之《海上归来病手足疮兼血疾伏枕》诗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瘦骨迂才堪窃笑,岂能万里事横行。一身自试妖狐穴 (三沙入贼巢, 与贼对面止隔一箭余地),六月深驱瘴海兵。陈汤挛痹缘西域,韦叡虚羸为北征。我愧古人无万一,却令二病偶然并。
《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丙子,浙直视师右通政唐顺之既升任淮杨巡抚,乃条上海防善后事宜……浙福广三省原设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权而掺之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数者俱已废坏。宜令诸路酌时修举一别人才文官,举海道副使。”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四[M].
《明史·唐顺之传》;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
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A].转引自唐鼎元.唐荆川先生年 谱:卷六[C].民国排印本.
唐顺之抗倭事见:明顾宪成撰《郡志传·唐顺之传》、明王升《宜兴县志·寓贤传·唐顺之传》、明欧阳东风《晋陵先贤传· 明都御史唐荆川先生传》、明赵时春《荆川唐君墓志铭》、明冯时可《中丞荆川唐先生传》、明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明洪朝选 《荆川唐公行状》、明李贽《荆川唐公传》、明唐鹤征《陈渡阡表》、 《明史·唐顺之传》等文献
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谓:“公乃从江阴泛海至刘家河渡,又自嘉兴下海泛大洋至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自昔未有也。从者惊吐成疾,公独夷然。”
参见左东岭 :《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及人格心态》,《明代心学与诗学》,北京 :学苑出版社 , 2002 年 ,第 108 - 148页 ;黄卓越 :《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年 ,第 163 - 212页。
黄宗羲 :《明儒学案》卷二十六 ,《黄宗羲全集》第七册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5年 ,第 693页。
吴正岚.唐顺之的“道器不二”论与欧阳修思想的渊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2-77
唐鼎元 :《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卷二系此文于嘉靖二十三年 (1544)唐顺之三十八岁时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答俞教谕》,《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五 ,四部丛刊本
《与田巨山提学》,《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五 ,四部丛刊本
《答周约庵中丞》,《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五 ,四部丛刊本。值得注意的是 ,唐顺之的思想中几乎没有阳明心学与程朱之学的对立 ,他常常援引程朱之说尤其是程颢的观点来阐述心学境界 ,如《明道语略序》强调天机自然之妙 ,认为“夫圣人论心之精 ,莫如易之乾坤 ;而善发易之蕴者 ,莫如程先生之书。先生之书 ,得于心而言之者也 ,故其言曰 ,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会得活泼泼地 ,不会得只是弄精魂。”(《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十 )可见他所体认的程颢洒落之学与阳明心学并无二致
孙彦.融汇经史自成一家——论唐顺之的古文创作[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47-51
孙慎行:《荆翁时义集序》,《玄晏斋集五种》,《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3册,第145页。
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彦.以古文之法入于时文--论唐顺之的八股文创作.船山学刊,2013,(4)
方苞:《钦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梁宗巨等
.数学家传略辞典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583
明世宗实录:卷四八三[M].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张慧琼,王蓉.唐顺之家世考述[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25(8);49-51
张慧琼.唐顺之集类著述考.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115-118
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二,《四库全书》本。
.常州博物馆
[引用日期2020-02-23]
州成立天文学会 “唐荆川小行星”授牌仪式即将举行
.中国常州网
[引用日期2020-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