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0月23日，英、法、美、俄四国进攻广州，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因未与清政府就谈判事项达成协议，英法两国决议采取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5月26日占领天津。清政府代表被迫同意在天津谈判。英国侵略者提出“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三项要求，清政府最终屈服。

1858年6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公使驻京之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退出大沽口，英法美三国于1858年7月中旬抵沪，等待修改税则以及补充通商章程。7月14日，咸丰帝任命桂良、华沙纳等为钦差向英法等国就《天津条约》提出交涉，准备修改公使驻京的条款。但是桂良等钦差大臣不敢向英法等国提出修改公使驻京的要求。

《天津条约》只是咸丰皇帝迫于压力暂时答应，并不准备履约。其中的焦点就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以免外国公使在皇帝面前不愿三跪九叩。

根据《天津条约》，“北京驻使、内地旅行、长江通商，”也就是互设使领馆，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旅游，以及和中国通商。按照现在的认识，这些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是十分正常的，应该通过双边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但这些要求在清政府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解释这一原因，需要从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观念谈起。按照这一观念，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皇帝为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有人见到皇帝都必须磕头表示臣服。中国传统外交主题就是让夷狄们前来磕头，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也可以更形象地称之为“磕头外交”。

英法等国对这种观念并不认同，以英法为首的各国驻华使节拒绝磕头，对皇上不行跪拜之礼，使“天下一统”的观念破产。除此之外，公使长驻北京，又被看作是类同古代的“监国”，按照满清政府当时的理解，驻京外国公使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折迁民居衙署，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总之是如同太上皇似的为所欲为。中国沦为外夷监守，自然万不可行。

1859年初，新任英法驻华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奉命进京换约，以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接到他们坚持北上换约的报告后，命令直隶总督恒福照会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岸，经天津去北京，并且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不得携带武器。但是英法驻华公使拒绝接受清政府从北塘登岸的建议，坚持从大沽口进京换约。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带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

大沽口受挫后，英法两国政府随即增派援兵来华，进一步扩大战火。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8月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8月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口和天津。

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亲递国书之争

接着，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9月14日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在北京通州进行，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代表团谈判。经过反复辩论，载垣等接受了英法代表团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

不料在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

拒绝公使驻京，是皇帝维护其磕头外交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被英法联军强大火力突破之后，皇帝又在“亲递国书”条文上设置了第二道防线，即使西方公使驻京，但不“亲递国书”，皇帝也不用与他们照面。在北京通州谈判的最后关头，英方在照会中坚持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突破了皇帝的第二道防线。

满清政府在当时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太平天国攻占苏州、常州，威胁上海，英法联军集结通州，随时可能进攻北京。可是满清政府却下定决心不在磕头问题上退让半步，他们的底牌是西方公使要么向皇帝磕头，要么不亲递国书，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如果达不成协议，满清政府将不顾自己力量虚弱而背水一战。

当时英方提出递交国书一项，只是按照西方的国际法惯例行事，当满清政府提出见皇帝需要磕头时，被他们以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的理由加以拒绝。他们反而怀疑皇帝拒不接受国书里面包藏着巨大的阴谋，更加坚持要亲递国书。

当咸丰帝接到英方拒不磕头的奏报之后，忍无可忍，无处可退，立即作出开战的决定。对于导致通州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亲递国书”一项，直到战后，满清政府才明白过来，这只是西方各国的通常做法，并没有特别要为难皇帝的意思，而且英法联军虽然在谈判中坚持要亲递国书，却并没有打算为此事开战。双方背后都没有阴谋。

如此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就是奉行“磕头外交”的满清政府与奉行国际惯例的英法两国在国与国之间行为方式上的冲突，这两种行为方式又根植于“天下一统”和“国家平等”这两套在当时绝不相容的观念之中。在它们的后面，则是由不同文明所构成的知识背景。

通州谈判破裂之后，按照事先的部署，清政府当场拘禁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使团共39人，押送北京，以“叛逆罪”投入大牢。给巴夏礼等人定下的罪名，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满清王朝所坚持的“天下一统”观念之荒谬。

他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满清王朝的属国，因此，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并没有被看成是侵略、入侵或是战争，而是被当作“叛乱”；满清政府对英法开战则被理直气壮地宣布为“剿夷”、“讨逆”。

杀害公使激怒英法

通州谈判全面破裂后，9月18日，僧格林沁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其中英国人26名，法国人13名，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监禁期间，这些人被百般拷打，肆意凌辱，其中包括《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

《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被关在圆明园，双手被捆，整日下跪，3天水米未进，手腕处被皮绳勒得生出蛆虫。第4天死去，尸体在牢房里放置3天，后被扔到野地里，让野狗吃了；安德森中尉，手脚被勒得生出了蛆虫，他看着手上的蛆虫满身蔓延，精神错乱，大叫3天死去；一位法国犯人，蛆虫进了他的嘴巴、耳朵、鼻子，也疯了……一个幸存者居然还在狱中数蛆，一天可繁殖1000只蛆虫……

据一个当时被监禁的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狱卒们把他放在一块囚犯睡觉用的垫起来的铺板上，并用另外一根粗大的铁链把他牢牢拴在头顶的梁柱上。这根铁链既长又重，先从脖颈绕一圈，并固定在双脚上，双手被两条交叉的铁链和手铐紧紧捆住，双脚也是一样。

这些西方外交官在监狱中还受到了残酷的心理折磨，满清政府通知巴夏礼等人，中国决心死战，他们将被立即处死，给两个小时写遗书。待巴夏礼等人写完遗书之后，又说将处死日期改在第二天，而第二天又没有行刑。行刑日期一拖再拖，对于已被宣布死刑的人来说，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满清政府对他们施加巨大心理压力的目的，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之后再在狱中与之重开谈判。

9月18日中午，英法联军4000人就与清军精锐僧格林沁部近万人在通州张家湾交战，结果清军惨败。9月21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英法联军约6000人大败清军精锐约30000人。咸丰帝闻讯后如惊弓之鸟，宣布“朕今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9月24日，咸丰从圆明园出逃，从此再也不敢回北京。

9月23日，英法联军照会恭亲王奕忻要求释放巴夏礼等谈判人员无果。9月25日，额尔金照会说，如3天放还全部谈判人员并接受条件，联军停止进攻，否则要夺取北京，奕忻接到照会后，一面驳斥额尔金，一面寄希望于巴夏礼，加紧做巴夏礼的工作。9月30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朝阳门，额尔金原形毕露，声称联军继续前进。

10月5日，英法联军已经休整半月，准备进攻北京。10月13日，北京安定门按照英法联军指定时间开放，英法联军盘踞安定门直至撤出北京。

10月13日至16日，在英法联军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陆续放还俘虏，尽管巴夏礼等人最后并没有被处死，但一个月后当满清政府被迫释放他们的时候，在被监禁的39人当中，已有21人被虐待致死，18人存活下来。

英法两国被彻底激怒，英法方面召开了会议，巴夏礼是中国通，他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残酷虐待囚犯，甚至要他们的命，并不是什么出格的事。但是对英法这些来自西方的夷人来讲，那就太出格了。

英法两国都同意惩罚清政府，按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鸡犬不留。但是两人提出的惩罚方式有异。

英国额尔金的意见是：第一，这些可怜的俘虏是在圆明园内受到虐待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个园子夷为平地。法国公使葛罗对额尔金的意见表示反对：圆明园没有设防，严格说来非交战区，乃无益之报复。额尔金就坚持一条：火烧圆明园，于是双方各自制定了自己的最后通牒。

10月16日，英方向清方提交最后通牒：第一，拆毁圆明园；第二，赔偿被虐待致死的英方人员补恤金30万两白银；第三，赔款未付清之前，联军驻守天津。

10月17日，法公使向清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第一，补恤金20万两白银；第二，将虐待俘虏的清方官员严加治罪；第三，让出城内肃王府的公馆作为法国使馆；第四，给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及传教人的坟茔、田产、房屋。

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英国额尔金伯爵。他自己声称是为了报复清政府逮捕公使和虐待战俘。10月18日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火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的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无论如何，此时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已经不可避免了。

英法避谈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这场浩劫，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描绘和抨击的那样：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抢劫，另一个放火焚烧。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欧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他们共同“分享”了圆明园这座东方宝库，还认为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2010年10月19日，英国上议院议员大卫·奥尔顿在第三届“北京人权论坛”上说，在150年前的1860年10月18日，英法军队的3500人将中国北京古老的夏宫(圆明园)毁之一炬，这是人们迄今未能忘记和愈合的历史创伤之一。这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滥用权力和武力的一个明显实例。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古老的圆明园被毁之后，英国实现了它的战略目标，但英国被毁的名誉却留在圆明园的灰烬和瓦砾之下。

奥尔顿在发言中表示，纪念这些历史事件，需要人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个事件提醒人们，试图将自己的意志、文化或信仰强加于人，或目空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控制欲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是非常错误的。

2005年法国人伯纳·布立赛第一次重现了这场世界文明史上的灾难：《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是一部论述火烧圆明园的专著；因为他打破了西方100多年来没有人宣布对“火烧圆明园负责”的沉默。

布立赛的著作轰动了欧洲，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承认：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为可耻。

2000年，布立赛首次参观圆明园遗址，当面对一片片残留的遗迹，感受着那一片空旷和废墟时，他受不了了。“这就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干的，真是可耻至极！”身为法国人，他觉得非常羞愧。

回到巴黎后，布立赛想了解更多关于圆明园的历史，于是开始查阅图书资料，可他发现，这是一段被西方人有意遮掩的历史，人们情愿忘记它。他去图书馆，得到的回答都是：抱歉，没有。即使有，也是庆祝“胜利”、自我吹嘘的文字。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标榜的。再问周围的法国人，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历史事件。

作为历史学家，他无法容忍历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更何况是这么惨烈的历史。既然没有，布立赛就决定自己来写这本书。在布立赛看来，圆明园劫难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对于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

布立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对自己祖国和英国共同犯下的罪行认识是深刻的：“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与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完全一脉相承。公开承认的目标，就是以武力打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对西方贸易的门户。”

对圆明园的焚掠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犯下的不可补赎的罪行”。“此种罪过……不只在中国人心中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然而在英法两国各自所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上，他似乎有些偏袒法国。他认为圆明园劫难中，英国人是罪魁祸首，法国人可以算随从。理由是侵华军队，英国人有12000多人，法国只有8000多人；英国有骑兵，法国没有；法国人曾经反对过纵火。因为英国想向中国倾销鸦片，而法国人来中国只是为传教而已。

不过也许我们对他不必过于苛求，毕竟他是一位法国人，能直面这段历史，需要有勇气和毅力，况且他对英法总体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无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