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琪（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古典学的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重视先秦至晚清的经典作家作品。用古典学的方法，探析其思想内蕴、艺术表现、历史影响等，并关注其经典化的过程和影响因素。

在时段上，“中古”“近古”是否纳入古典学，学界尚存分歧。这里将下限划到晚清，并非随意扩大概念，而是基于文学所具备的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质，即对语言的依存。中国古典学以古典的语言为载体。尽管历代文学的创作主体、文体形态、传播途径在变化，但以文言为载体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强大持久的传统。当然，随着唐宋以后白话的发展，也形成了宋元话本、元代讲史平话、明清文人拟话本和章回小说等白话文学的代表。当时俗文学多用的古白话，与后来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人倡导的白话，差异还是显著的。中古、近古时期文学语言的这种局部性变化，仍然是中国古典学内部的发展现象。文言文被“新文学”的白话文取代后，我们文学上的古典时期才真正结束。

经典是本质性存在的还是被建构出来的？历史上关于“经典”的各种定义以及围绕“经典化”的讨论，都回应着这一追问。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总结了建构经典的六大要素，分别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的确，文学的经典化，除了文学自身的因素外，还受到政治、经济、教育、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对此，研究者应当坚持文学本位的立场，重视创作主体的精神和古典文学自身的规律。文学文本内在的艺术价值才是其经典化的必要条件，外部社会条件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条件”，一度被经典化的作品也可能跌落神坛。反之，当文本内在的艺术价值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那么例如《水浒传》这样的作品，即便在禁毁的坎坷命运中明珠蒙尘，也难掩其光芒。

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内在的质性，即其经典化的必要条件，主要是其所具备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体中追求的美学典范存在多样性。比如秦汉古文尚“气”，魏晋诗歌彰显“风骨”，唐人诗作重视“气象”“兴会”，明清诗学则多强调“神韵”“格调”。至于各类文体的审美差异，正如胡应麟《诗薮》所说：“风雅之规，典则居要；《离骚》之致，深永为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此结撰之殊途也。”由此形成“本色”与“破体”的经典。“本色”之经典如司马相如的辞赋、李白的歌行、杜甫的律诗、关汉卿的散曲、袁宏道的小品文等；“破体”之经典如韩愈“以文为诗”、李商隐“以诗为骈文”、辛弃疾以古文散语入词等。要之，历代皆有其风、各体自立其范。经典作品则一般能够集中地体现当时的审美理想。

同时，经典作品还具有深刻的精神价值。每个民族的文学中都有一些包含着该民族最崇高的人文精神的代表，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中坚。中国古代杰出文人的文学活动，多植根于“究天人之际”的根本精神。文学经典体现出人类对永恒命题的深邃体悟，对真善美的向往、对丑恶的批判，以及对命运力量的超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体现的忧国悯时、弘道徇义思想，其宏阔精神使人在流离困悴中得以振兴。其典型如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文天祥的《正气歌》等。又如古代文学作品中忘怀得失、不矜不怼的超然气度，令人在浮华烦嚣中得以存真。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又如文学经典对人心至情、人生常情的真诚体悟，千载之下尚且激人深衷。其典范如《古诗十九首》、王羲之《兰亭集序》、孟郊《游子吟》、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典作家的特殊性，首先体现于作者身为知识文化的学习主体，具备在极高的美学层次上完成文学作品的原创能力。同时他作为精神主体，能够借由个人经验的抒写，呈现时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生命活动，自觉担负起直面人生永恒问题的文化责任。

这种文化担负，是经典作家面对自我、历史、民族之时的一种本能意志，而非外力强加。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家的主要构成是“士”。他们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之影响，其杰出者追求超越一己之私和阶层利益，将个人与全社会、全人类的发展相连。这种特性，也决定了最一流的经典作品是与创作主体的崇高精神融为一体的。我们研究屈原、陶渊明、杜甫之时，作者的经典性与其作品的经典性，就无法分开来谈。正如杜甫的经典意义不仅缘于他包揽源流、会通正变的诗学成就，还因为他的仁爱品格和家国情怀呈示出的人格魅力。所以叶夑《原诗》中说“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并归结到“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同时，经典作者往往也能够拒绝艺术的媚俗化和精神的庸陋化，这在戏剧、小说中也多有范例。如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虽然笔墨戏谑调笑，却是为揭示士林百态背后的悲剧性内蕴。故而可以说古代文学经典作家，以创作实践了中国传统文化“道艺不二”的至高理想。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从四个方面把握。第一，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力量。例如《诗经》成为经典，与西汉统治者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等制度密不可分。乐府诗的经典化又与乐府机构的设立和献诗、采诗的制度息息相关。唐代官学的发展和科举取士对《文选》的经典化也深具影响。

第二，读者受众的认知转变、视野变化。例如北宋士大夫在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和闲适诗中，找到心灵契合点，完成了白居易文学地位的经典化。苏轼以新视角，开掘陶渊明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的特质，进而继唐人学陶之后，从美学型范的角度赋予了陶渊明诗歌以经典意义。

第三，选本、评点本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殊的批评形态，影响着文学的经典化。例如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对于“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美典型的确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也加速了韩、柳、欧、苏之古文的经典化进程。又如金圣叹评《西厢记》时擅于点透作者独特的构思技巧；脂砚斋评点《红楼梦》则注意对身世际遇的联想感怀、对人物情感的深层勾描等，这类评点独具慧眼，在文学经典化的历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

第四，传播方式对于文学经典化的影响。比如学界围绕“旗亭画壁”故事，讨论入乐传唱与唐人绝句经典化之关系；又如对柳永词的经典化与歌妓的传播效应问题的研究等，兹不赘述。另外还需注意，各种影响因素常常是相互作用的，综合性地影响着经典化的过程。

经典、经典化是开放性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时间、空间的各个情境维度中“活”着。每一代学者的研究或许都只能在某种限度之中展开，但因其具有各代学人独特的精神烙印和多元的个性体悟，故而这种有限，也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无限。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哈罗德·布鲁姆则在《西方正典》一书中说经典是“文学的‘记忆艺术’”。唯有人类至诚的精神光束，能够破云而出，穿越古今中外。对文学经典、经典化的真正深入研究，也将构成生生不息的精神史，由此展现出中国古典学的广阔前景和人文学科的永恒价值。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0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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