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瓦尔特与富特文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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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瓦尔特指挥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排练 布鲁诺·瓦尔特与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作者：Andreas Kluge 我们在瓦尔特系列中已经介绍过布鲁诺.瓦尔特与一些同辈艺术家的“紧张”关系。大体上讲，这些关系“紧张”的艺术家在第三帝国里远不是匆匆过客那么简单，他们要么在思想上同情，要么在政治上支持反犹太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不过，瓦尔特总是尽力排除政治偏见，更多的关注于音乐艺术本身，而事实上也证明，相比于音乐上的分歧，瓦尔特对错误政治观点给予了更多的宽容。然而，我们很有趣的发现，在对待他的同事——富特文格勒的态度上，瓦尔特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富特文格勒于1886年出生于柏林，比瓦尔特小10岁。与瓦尔特不同，富特文格勒出身显赫，他的父亲是考古学教授，妈妈是画家。与瓦尔特相同的是，他在幼年便展现出音乐天赋，他的老师包括约瑟夫•加布里埃尔•赖因贝格尔等人。和瓦尔特一样，富特文格勒一开始钟情于纯音乐，后来他也写道：“我曾经非常热爱纯音乐，我从赖因贝格尔那受到了严格的训练，这对席林斯（富特文格勒的另一位老师）来说可是大相径庭，作为新时期，瓦格纳式的德国作曲家，后者总是把他对世界与艺术的更成熟的经验强加于我，而那时，我还是个刚愎自用的年轻人。”“比起费加罗，唐璜与魔笛—这些感动我的仅仅是其个人成就，而不是莫扎特本身，我在那时对纯音乐的热爱远大于戏剧，”瓦尔特在晚年回忆道：“没有任何一部歌剧可以像我弹的钢琴或者我听到的交响曲那样征服过我。” 两个人都尝试过作曲，均以失败告终。富特文格勒的第一交响曲反响平平，而瓦尔特的合唱作品，歌剧与钢琴乐章，用他自己的话说，“相当陈腐”，“非常幼稚”。这些作品很快就被忘记。在瓦尔特已经决定以指挥谋生的时候，富特文格勒还在斯特恩学校学习，离他下定决心放弃作曲还要一定时间。转折点发生在1906年，当他成功在慕尼黑指挥一场音乐会后，富特文格勒的身份从一名作曲家转为指挥家。如果说瓦尔特的艺术生涯扬帆起航于在1901年担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首席指挥，那么对于富特文格勒，这个同样重要的时刻直到1915年才来临——作为博丹兹基的继任者接手曼海姆歌剧院。 1922年，迫于反犹太运动（普费兹纳乐派参与发起）的压力，瓦尔特辞去慕尼黑歌剧院艺术总监的职位。与此同时，富特文格勒接替尼基什，接手柏林爱乐与戈特万豪森乐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指挥家之间潜在的敌对与不信任情绪开始公开化。瓦尔特基督徒的身份既没有使其免受种族迫害，也没有帮助他在人民大众中建立“德国艺术家”的地位。他不可避免的生活在比他年轻的非犹太人指挥富特文格勒的阴影下，后者被认为拥有完全的德国艺术传统。我们从瓦尔特的许多同事的信件与日记中可以看到，（包括托马斯.曼）瓦尔特是一个有野心，甚至自负的人。于是，从1918年开始，两个指挥家的通信变得非常引人入胜。富特文格勒1911年认识瓦尔特，现在因为要在维也纳完成一场重要音乐的计划而求助于瓦尔特。瓦尔特的回信说的很明白，“你应该获得编写协奏曲合约以使你以真正职业谋生，这是做好不过的了。这个剧院太需要作曲家了。你说你想让我在维也纳把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让给你指挥，事实上并没那么简单。如果说英雄交响曲真如你说的那么枯燥，我也不会去指挥，更别说考虑到声望的因素，如果这算是讨价还价的话，我更愿意把第五和第八交响曲推荐给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避免第七交响曲。….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真心希望你能在维也纳获得巨大成功；毕竟，我的荣誉也是基于此，如你所知，如果我真心的祝福你事业成功，这也是基于我们彼此性格在某些方面的共鸣，虽然它使我感觉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瓦尔特所说的“彼此性格在某些方面的共鸣”引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两位杰出的指挥家在对艺术的某些态度上极为相似。瓦尔特和晚年的富特文格勒，对他们同时代的音乐的推广持谨慎态度，他们也一直批评第二维也纳乐派，尤其是勋伯格，韦伯恩，博格的音乐。两个指挥家都是狂热的瓦格纳指挥家，都公开承认古典主义音乐是对人类精神与自身创作成就的终极表达。当关注与两者对作品的诠释方式时，我们则会发现巨大差异。瓦尔特在基于他对作品的理解上，把自己定位于作曲家的忠实信徒，高度重视不同作曲家的风格差异。对于他来说，艺术家决不应该横在作品面前，而是让作品自己述说自己。相反，富特文格勒，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相当主观，他更喜欢另外一种音乐诠释方式，更少的注重乐谱，更多的注重个人化：“这些伟大作品的重要之处不是作品本身，而在于它们代表什么或者它们象征什么，它们把人类共同信仰的观念组织成乐章的能力。对于我，这些作品就是这些信仰的象征。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这点，这些作品就会活起来，不再仅仅是‘象征’，不再仅仅是‘古典音乐’，一言蔽之，不再仅仅是陌生的存在。” 1929年，瓦尔特从富特文格勒手中接管戈特万豪森乐团，结果两个人掌管当时德国最优秀的两个乐团：富特文格勒在柏林，瓦尔特在莱比锡。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掌权，虽然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德国音乐的演绎者，两个人却受到了政府不同的待遇，以至于后来瓦尔特对富特文格勒公开批评（虽然这些批评并非针对性），这也决定了瓦尔特后来在纳粹政权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瓦尔特对富特文格勒批评中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从他指责富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可见一斑，希特勒政府倒台后的许多指挥家都采用这种指挥风格，而瓦尔特对他们则宽容许多。普费兹纳就是其中之一。从瓦尔特于1946年与1949年对普费兹纳与富特文格勒的不同信可以清楚的看出这点。 1946年，普费兹纳恳请瓦尔特为其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控中作辩护。瓦尔特回信说：“我已经在政府面前确认纳粹与这个拥有崇高理想的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仅仅强调了作为作曲家你的重要性，更强调了你的道德地位。”三年后他从富特文格勒受到了类似的请求，这次他的回信：“但是请你铭记这么多年来，那些恶魔利用你的艺术作为他们政权的极端宣传工具，因为你的天赋与重要性，你对这个政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艺术家，你的地位与你参与的活动协助这些罪犯们建立道德与文化标准，或者说至少给予他们以帮助。你同样应该牢记，在你生活在纳粹德国的12年里，你从没有被赶走，你的荣誉与地位一直在那里。而对于造成犹太人经历的苦难，我们应该授予你什么样的头衔呢？” 毫无疑问，瓦尔特在这里完成了他对自己政治观点的辩护，他也赢得了对自己曾经妒忌的同事的胜利。考虑到斯特劳斯，普费兹纳与其它人，为什么单单对富特文格勒，瓦尔特没有展示其基督徒的宽恕？ <img data-src="15Dad0hum5pjRPFotVZzc5xUR/ar/PIFoxOLOXCFEmw6FVu6wRTA6tU9Fyob1RPBLi9FhV5eI8XqfkrveLtpsPlsVbTa6QxM6zYYfozXfb5kPT8/CNzSxhuZHPNf4EwG"/><a href="//www.sohu.com/?strategyid=00001 " target="_blank" title="点击进入搜狐首页" id="backsohucom" style="white-space: nowrap;">返回搜狐，查看更多</a>  责任编辑： <div class="statement">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div> <div class="bottom-relate-wrap clear typ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