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咏物诗是非常成熟的诗歌门类，创作过咏物诗的名家不胜枚举。而在德语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以物为核心的诗歌虽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却并非历史悠久的独立诗歌样式，直至 1926年，德国文学研究者库尔特·奥珀特（Kurt Oppert）提出了“Dinggedicht”这个概念，德语“咏物诗”（亦称“物诗”）才作为独立的门类确立下来。中德咏物诗有何区别？“物”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从中折射出何种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对物的理解和设想？

一般认为，我国咏物的传统发端于《诗经》和《楚辞》，但咏物诗作为独立的诗歌样式得以确立，始自六朝，而后， “唐人继之，著作益工。两宋、元、明承之，篇什愈广。故咏物一体，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俞琰编《咏物诗选》前言）。在中国，咏物诗很早便成为了一个成熟的体系。康熙年间编撰的《佩文斋咏物诗选》是我国最大的咏物诗歌总集，收录于《四库全书》。

具有物性根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物并非单纯的物质或对象，而是一个广阔而宏大的命名，无法用西方的逻辑定义体系来理解和切割；古人更多是在天地人的视域中，以人的身心感知为出发点来体认物、言说物，认为物切乎身、关乎心。无论诗人是借物抒情、以物喻人、托物言志、咏物讽今，还是观物、体物、物我相融，都反映出人与物密不可分的关联。人在咏物诗中从未消隐，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人最终总要从外物返回自身，或立象尽意，或物我合一。这也与人不应受外物所役，而应成为万物之灵和主宰的设想一致。

有趣的是，回看《佩文斋咏物诗选》和俞琰编选的《咏物诗选》所遵循的准则，不难发现，首先，这种准则中有一个悖论：物既可以包括人，也可以不包括人，可以包括天地，也可以不包括天地。物既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中的器物，还可以是人自身。物既可以是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称谓，也可以是一种规律，人既可以超越物，又可以身处物中。其次，自然始终是古人所参照的最高标准，人应与天地自然相参相合。人与物承接天与地，此四者向外辐射延伸，彼此勾连，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佩文斋咏物诗选》 127—274卷是人部，皆与人相关，比如舟车、武备、用具、人文、食物。在人部中，日用器物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和权力色彩，暗合了《礼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有别。”《佩文斋咏物诗选》作为一部官书，无疑具有典范作用，但它对咏物诗范围的泛化颇受今人非议。有研究者认为，山水田园诗应该是独立的诗歌类型，也有人认为，岁时、气候并非物类，亦有人认为，人不应属于物。有研究者提出，并非以物为题即是咏物诗，而题目不是物类者也可以是咏物诗；物类、题目，都并非本质，咏物诗的核心特征是将客体事物（包括被作为审美对象的人）当成诗歌的表现主体。这种定义方式无疑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然而，主客的分离绝非中国文人所追求的。

德语的咏物诗没有专门的选集，但对 “咏物诗”这一概念的界定比较明确。《德语文学辞典》中称咏物诗着力于“呈现外部现实中被人凝神感知的物体”。这一概念是由奥珀特于1926年正式提出的，他认为这一诗歌样式以德国作家默里克（Eduard Mörike，1804—1875）、瑞士作家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为代表。在诗中，物成为核心，物便是意，它拒绝被任何预设的情感或理念所支配。咏物诗将直观与概念、物质性与精神性充分融合。物不服务于特定的目的，而是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在层层描述中展开自己，在描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引向解释之岸，在呈现自身、敞开自身的同时也在言明自身。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人类学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德语国家对物质的观察开始转向对人与物关系的关注，人逐渐成为世界和万物的中心。这一点在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就是鲜明的主体性。诗中描绘的事物绝不是客观的，而是沾染了人的色彩，此时诗的核心是抒情主人公。到了1900年前后，这种自启蒙以来形成的表达方式再次发生了转变，因为此时，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具有清晰认识能力的、与客体边界分明的主体，而是陷入了重重危机，如工业文明下的精神危机、存在本身的危机、语言危机、认识危机等等，反映在诗中，则是一种去人化、客体化。

无论是断桥旁泉水形成的飞瀑，还是人造喷泉，都是介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物，袁枚诗以水性喻指人性，议论与描写交融，以水的轻盈、洒脱、纷乱、多变之姿寄托诗人的情怀，点出了自然与人世共有的规律。迈耶的《罗马喷泉》强调了泉水流动与静止交替的节奏和三层圆盘之间互给互取的关系，喷泉成为一种象征，可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取与予之间的循环往复。里尔克的《罗马喷泉》则将描摹对象限定为博格塞公园中的一处喷泉，诗中运用了一系列第一分词，强调所咏之物的主动情态以及流动的现时性；喷泉反复的起落并没有任何渴望抵达的目标，而是如游戏一样毫无目的，象征着存在的某种规律。三者都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某种规律，但德语的两首诗重在营造物，并让物言说自身，而袁枚的诗则直接点明了人与物的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