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manju」一詞是否源自於「文殊manjusiri」，一直是不少學者爭論的話題。尤其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出書的《欽定滿洲源流考》中，「每歳西藏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的論述，常被引用當作「滿洲」源於「文殊」的佐證。本文分析多項史料，說明滿洲一詞的出現，早於西藏進獻丹書多年，時間上有相當的差距。另再採用翻譯的觀念，以漢、滿、蒙、藏、英等史語資料對譯，解釋早期「滿洲」與「文殊」只是發音與外觀相似，其實本質上可能並無關聯。本項研究足以讓人了解，造成乾隆皇帝曲解「滿洲manju」、「文殊manjusiri」對音的諸多因素。例如：清代以蒙古房為中轉單位，專司翻譯外藩各部文字。清代皇帝所閱覽的西藏丹書，並非藏文所書「文殊」別名「佳穆揚’jam- dpal- dbyangs（妙吉祥）」，而為滿、蒙文譯本的「文殊manjusiri」。又如：滿文《大藏經》雖譯自漢文本，然其使用「文殊manjusiri」一詞的習慣，實得自蒙文，而非漢語等等。此外，身為皇帝的乾隆，極為清楚政治需要與宗教相結合的道理，所以「滿洲」是否源自於「文殊」，並非其立論的重點，即使各類官書也無意配合以自圓其說。不過對於能否維繫同盟共主地位，卻相當在意。推測乾隆題詩明志，降旨著書，利用「滿洲manju」與「文殊manjusiri」的對音關係，穿鑿附會於西藏丹書，務必使「滿洲皇帝是文殊菩薩化身」概念廣為流傳，才是《欽定滿洲源流考》出書的真正目的。乾隆此舉，也創造了新傳統。使「滿洲」一詞的涵義不再侷限於努爾哈齊抗明時代的第一期「我們女真人」、皇太極建立大清前的第二期「我們金國女真人」，而成為「我們文殊化身的女真人」。是乾隆帶領「滿洲」躍下弓馬，改持佛珠的里程碑。如此一來，「滿洲」不再偏重武力，而踏入開展文教事業的另一個新階段，可視為「滿洲」涵義進展的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