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的历史是怎样的？

2019年8月21日，整理了一下评论区问答，见文后。

2018年1月27日新增一节：秦对古蜀国的改造

利益相关：曾为巴蜀文化史专业

先说一个题外话。

古蜀的历史之所以不被社会公众所了解，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古蜀的历史非常复杂，且大多数问题在学界都存在巨大争议。长期来，学界尚且为此聚讼不决，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当然，这在学术界很正常，也是良性的。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民间研究者”趁机充斥其间，争相发表自己的“高论”、“奇论” （见折叠的评论） ，博取媒体和社会的眼球。从而，社会公众的认识更加混乱，将无稽之谈与学界共识相混淆，将牵强附会与学术研究相等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此外，在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中，西南地区话语权非常弱，就算是轰动性的发现或研究，与中原、华北、东南放在一起，也常常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更不要说向社会公众推广和普及了。

正如 @句玉 所言， 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古蜀的历史，仍然建议通过阅读专著的途径。 专著又以徐中舒、蒙文通、童恩正等先生之作为佳。不过，这些前辈虽然对古蜀历史研究做了非常伟大的贡献，但他们往往受到相对匮乏的考古材料的限制，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需要重新认识和辩证对待的。这也就决定了在拜读先辈著作之时，还需要参考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有关古蜀历史的书籍可参见我的另外一个回答： 黑水自南：求推荐古蜀文明相关的书籍～？

言归正传，我将在下面以相对简单易懂的通俗方式，对古蜀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倘若有深入了解的需求，欢迎提问，我们可以继续交流。本文中参考和借用了大量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便一一注释，在此致谢。对于上述成果的组织和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本文会尽可能做到每句话都有来源，确保大家不受道听途说的残害。

目录：

一、传说时代古蜀的发端

二、大禹与古蜀

三、“三代”蜀王：蚕丛、柏灌与鱼凫

四、成都与古蜀国的辉煌

五、古蜀国的灭亡

六、秦对古蜀国的改造

七、古蜀王子在越南的传说

八、古蜀国大事记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说起古蜀的起源，唐代大诗人李白《蜀道难》的这句荡气回肠的诗句，总会构建出读者的“蜀国印象”：高山峡谷，栈道横空；平原千里，冬夏播琴。在国人的印象中，蜀，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古蜀国，则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传说。

古蜀国究竟是由何人所建？“蚕丛”和“鱼凫”又到底是谁？古蜀国真的有“四万八千年”之悠久吗？古蜀国当真是西南大地上不与中原相交通的世外桃源？长久以来，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一串串悬而未决的疑问。

（右一：葛维汉）

1933年秋，时任华西博物馆馆长的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在四川广汉进行了一次调查和发掘，令人惊讶地获得了精美玉、石、陶器等六百余件，就此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1941年，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在《说文月刊》创刊号中首先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解释。从那个时候开始，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时间的钥匙，渐渐开启了古蜀国这一扇神秘之门。

一、传说时代古蜀的发端

我们都知道，传说中进入夏代之前，还有一个漫长而模糊的三皇五帝时代，也被称之为传说时代。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文字，所有的历史事件与公共记忆都依靠口耳相传，再到后来被后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因此，这些看似荒谬混乱的记载中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为我们研究传说时代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

根据文献记载，古蜀的历史便要追溯到传说时代，与黄帝有着密切的关联。《史记》记载，黄帝的正妻名叫嫘（léi）祖，是一位出身于“西陵氏”的女子。所谓“西陵氏”，“西”指方位，“陵”指山陵，“西陵”便是西方的山陵。根据权威学者的考证，西陵便是蜀山，又被称作岷山，也就是今天四川境内的岷山南段及其相邻区域。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嫘祖在四川茂县的叠溪，叠溪便是“絫”、“且”二字的合文。而叠溪附近的蚕陵，汉元鼎年间始置县，得名于三国时期，近代仍是大镇，直到1933年毁于地震。而段渝师则更进一步，在通过对时代、地理、方位、流域、近邻、民俗六个方面进行细致的考察之后，认为西陵就在四川盐亭。总之，黄帝的正妻嫘祖可能是来自西方蜀地的女子。

嫘祖最重要的成就，是教导人民养蚕缫丝，织出丝绸做衣裳。在人们还只会用树叶兽皮勉强遮体的原始社会，正是嫘祖发现了蚕丝的秘密。从此以后，人们才逐渐穿上了衣裳。而嫘祖也因此被视作蚕桑丝绸的始祖，被后人称之为蚕桑之神。

无独有偶。蜀，自古以来都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直到现代中国的“四大名绣”中仍有蜀绣的一席之地。就连“蜀”这个名字，也和蚕有关。“蜀”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蜷缩蠕动的蚕，上半部分是它夸张化的头和眼睛，下半部分是它的身子。《诗经》曰：“蜎（yuān）蜎者蜀，蒸在桑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蜀”这个字的来源，实际上表明了古蜀人以蚕作为符号。

（合集9774）

（邺1.40.4）

相当于殷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可能是蜀锦和蜀绣。汉代《蜀都赋》也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蜀地所产的丝绸甚至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便远销欧亚大陆。希腊雅典 kerameikos 一处公元前 5 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 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印度古书《政事论》里提到“支那产丝和纽带”，又提到“出产在支那的成捆的丝”， 即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提到，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大致出现于商代的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季羡林先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 张骞出使西域之时，曾在大夏见蜀布，问其所来，答为身毒国之“蜀贾人市”。

蜀-丝绸-嫘祖的深刻联系说明了一个问题，嫘祖与西陵氏，大概就是古蜀人最早的来源之一。

黄帝娶嫘祖之后，生下了两个儿子，长子叫作玄嚣，次子叫作昌意。玄嚣和昌意长大之后，因为德行不足以继承黄帝之位，黄帝便将他们封为诸侯。玄嚣被封于“江水”，昌意因出生在“若水”，也就被封于此。在上古话语之中，“江水”指的是长江，这里也就具体指被当时人当做长江正源的岷江；对于“若水”，学界一般也都承认是今天的雅砻（lóng）江。“江水”、“若水”都在蜀地，黄帝将他的两个儿子都封到这个地区来，或许正暗合了黄帝与嫘祖的结合，也表现出黄帝与蜀人蜀地的特殊关系。

昌意定居于若水之后，又迎娶了一名蜀山氏的女子，名叫昌仆。蜀山就是岷山，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而已。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蜀山氏实际上就是西陵氏。昌意居住在蜀地，又娶母亲的族人为妻，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昌意与昌仆结合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乾荒（或名韩流，因字形相近而伪）。在传说中，乾荒“娶淖子，曰阿女”。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淖”字与“蜀”字相通，所以或许阿女同样来自于蜀山氏。乾荒与阿女育有一子，名叫颛顼（zhuān xū）。相传，颛顼聪明敏慧，有智谋，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被推举拥立为新一任天下共主。颛顼死后，玄嚣的孙子高辛又被推举为天下共主，被称为帝喾（kù）。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族人与蜀地的种种联系，帝喾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将他的支系子孙都分封在了蜀地。相传后来的古蜀王蚕丛，便是颛顼的后代。

（黄帝后裔系统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说时代古蜀的发端也为考古材料所证实。

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川绵阳市北面的江油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被称为大水洞遗址，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清理用火遗迹2处，发现陶片、石器、石坯、砺石、骨器、蚌饰等遗物。估计该遗址时代早于绵阳边堆山早期文化，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人员认为，大水洞遗址所出的陶片，无论是陶质、陶色，还是纹饰、器形，都与茂县、绵阳市边堆山遗址、新津县宝墩遗址所出的陶片相类似。反映出一条始自茂县，东向经岷山断层谷，顺涪江而下，经绵阳，进入成都平原的古文化传播路线。2009年4月，在什邡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德阳市博物馆和什邡市博物馆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存，被称作桂圆桥遗址，距今约5000年左右。其陶器特征与甘肃、茂县、汶川的诸遗址有密切的联系。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在四川绵阳市西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遗物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距今4500年上下，被称为边堆山遗址。边堆山遗址地处成都平原北沿，或许便是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前的最后一个连接点。

这几处遗址正对应了中原的仰韶文化时代和龙山文化时代，或者说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或许，这正是那个时代西陵氏与黄帝及其后人们在这里居住、生产、生活的鲜活写照吧。

二、大禹与古蜀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在文献记载中，到了帝尧作为天下共主的时候，中华大地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洪水。传说这场洪水波涛汹涌，逆行横流，淹没了庄稼，淹没了山陵，淹没了人民的房屋，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只得背井离乡，给中华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为了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天下都迫切地希望能找一个贤能的人去治水。帝尧听说鲧（gǔn）擅长治理水患，在各部落的推举下，任用鲧为治水首领。

鲧是颛顼的后人，出身于有崇氏，因修筑城池有功，被封为崇伯。鲧的妻子叫做修己，又名女嬉、女志，是一位来自中原有莘（shēn）氏的女子。修己常年跟随鲧到天下四方治理水患。相传，鲧和修己为了治理水患曾来到岷江上游，那时修己尚未怀有身孕。有一天晚上，修己外出登高，看见浩瀚的星空中，突然有一颗流星飞快地穿过金牛座的昴宿。修己回去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身体也有了一些特殊的感受。第二天，修己在汶山下的一块大石头上看见有许多薏苡，便采摘食用了一些。奇怪的是，修己突然感到腹中肿胀，疼痛难忍。巫医不知所措，在一方巨石之上，用石刀将修己的肚子剖开，没想到竟然生出了一个孩子。

这个有这神奇身世的孩子被起名为禹，又名文命，后来被称为大禹。

（汉砖上的大禹形象）

其实，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所谓“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的神话故事，无非是后人的堆叠附会而已。我认为，这个神奇的故事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关。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还不像今天一样实行个体婚，一夫一妻结为婚姻，而是普遍采用群婚制和对偶婚制。所谓群婚制，是指原始社会中一定范围的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对偶婚是指原始社会时期，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双方，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实行由一男一女组成配偶，婚姻关系不稳固的一种婚姻形式。显然，群婚、对偶婚与个体婚相比，是无法确定夫妻所生子女的父亲到底是谁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常常出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契，姜源踏巨人足迹而生后稷，此类事例皆是如此。

大禹出生的地点，相传是在西羌之地的石纽。在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这一点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所谓“西夷”，其实就是指“西羌。”《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西汉陆贾的《新语》也说：“大禹出于西羌。”所以这个石纽，大致范围应该就是在“西羌”的地境之内。那石纽具体在哪呢？历史上也多有记载。汉代扬雄的《蜀本纪》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畔。”后来的《吴越春秋》、《三国志》、《括地志》等书所载大同小异，都说禹出生的石纽在汶山广柔刳儿坪，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汶川县境内。

时光飞逝，几十年过去，鲧却没有在治水上取得成功。尧帝大怒，下令祝融在羽山将鲧处死。帝舜便征集大家的意见，问普天之下有谁还能担此大任。众人都回答说，鲧的儿子大禹，任职司空，专门执掌水土工程等方面，很有治水的天赋，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于是大禹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治水的大任。

大禹一上任，便认真地思考了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总结了父亲鲧的经验和教训，最终选择放弃了父亲以堵为主的治水理念，改用疏导的方式治水。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我们最关注的便是成功地疏导了长江水系。

大禹治理长江，遇到的一个难题便是从何处开始治理。我们都知道，四川盆地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整个盆地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川盆地的水系也大多都是西北东南走向，加上成都平原东南边缘有龙泉山脉这一道门槛，很容易造成排水困难。所以每当雨季，岷江上游山洪暴发，洪水便会倾泻于成都平原，使得成都平原遭受水灾。当时的蜀地也是遭受洪水冲击泛滥的重灾区。

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云阳旧县坪出土了一方东汉时期的石碑，被命名为《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文记载：“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其中提到大禹曾经在汶川石纽召开过一次大型会盟。这次会盟召集了生活在岷山上游地区的土著部落，可能就是为了研究解决治理岷江的问题。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经过这次会议，大禹决定从源头岷江（古人认为岷江是长江正源）开始着手，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岷江。他完整地勘探了以岷江为主的河道，在原来的河道基础上，疏导连通出一条新的半人工河道，从而分引岷江洪水。《尚书·禹贡》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件。那么，所谓的“沱”又是什么呢？实际上从江水引出的支流，最后又汇入江水的，就是“沱”。大禹在今天的都江堰南部，开出了一个口子，形成了沱江。沱江向东南流淌，经过成都平原，最后又汇入长江。

这样一来，成都平原的水患不仅得到了极大的治理，而且在治水的过程中，从川西北到川西南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农业发展，水利兴修，道路开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集合蜀人的力量治理水患的过程，更是把蜀人凝结在了一起，为后来古蜀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蜀人为了纪念大禹，历代都建有禹庙。在大禹的出生地——石纽，更是方圆百里之内不能居住和放牧，被视为神圣之地。犯了罪的人如果潜逃到了此地，朝廷也不得入内追捕，三年后重新出山，便视为得到了大禹的宽恕，可以获得赦免。这种对于大禹的崇拜，在全国范围以内，也仅有此一处。

大禹治水在全天下的成功，使天下各地区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各部落间的联盟与融合，也使人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统一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相传水患平息之后，帝舜也将天下共主的位子禅让给他，于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在涂山举行诸侯大会，来参加的有万国之多。在众人的推举下，大禹登基为帝，国号夏，建都阳城。大禹还“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从此成为了中华大地最高权力的象征。最终，大禹成功将中华各族人民盘整在了一起，一个融合了天下各部的新的民族——“夏”，呼之欲出。

传说大禹在巡治洪水的的时候走遍天下，在台桑娶了一位涂山氏的女子为妻。不久后，在大禹的故里汶山石纽，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大禹为他起名为启。文明的曙光之中，一个“家天下”的早期国家，隐隐呈现在中华大地的地平线上。

三、“三代蜀王”：蚕丛、柏灌与鱼凫

茫茫巍峨的岷山之中，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部落正在悄悄兴起。传说他们居住在岷江上游河谷，靠打鱼捕猎为生。悠悠岁月之中，这支黄帝后人的旁支远亲，不仅完全地适应了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还逐渐发展出高山农业。或许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养蚕缫丝的技能，他们开始饲养桑蚕，用蚕蛹抽出的丝来织造衣服，也以此来跟周围的土著部落进行交换。久而久之，他们便得到了第一个名字——蚕丛。

古蜀国的“三代”开始了。

相传，蚕丛部落的人们天生“纵目”。到底什么是“纵目”？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考古学家林向先生认为，东巴文字里面就有类似的说法，东巴人说“横目的显于善，纵目的显于美。”因而，纵目其实就是指双眼角和眉角双双上挑。大约蚕丛部落的人们，天生长着一双眼角上挑的美丽眼睛。他们崇拜上天，敬畏神明，特别是对高山大川有着无比的敬畏之心。蚕丛部落的人最开始的时候就居住在洞穴之中，人死之后，也要用巨大的石头做成石棺石椁，或埋葬在山间洞穴之中，或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

蚕丛部落的祖先，相传是颛顼的后代，后来又和氐羌族系长时间的接触、融合，最终成为了氐羌族系的一份子。氐羌族系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一个民族群体，他们的族群非常庞大，基本盘踞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的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向南，基本都是氐羌族系的地域。早期历史上，氐羌族系有着清晰的从北向南的发展轨迹，他们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蚕丛部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史前遗址分布图）

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单位对四川茂县营盘山进行了勘探和试掘，碳十四检测并经过树轮校正，考古人员认定其年代范围是距今 5300-4600 年。在营盘山遗址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人们居住、生活的痕迹。这似乎正与蚕丛部落的传说相暗合。令人惊奇的是，该遗址出土了不少彩纹陶器，其形制、纹饰和甘肃马家窑文化所出的陶器非常相似。马家窑文化被认为是氐羌族系所创造的，这或许正好反应了氐羌族系和蚕丛部落之间的交流和影响。

（营盘山出土陶器）

正如氐羌族系那样，蚕丛部落也有一个不断地向南边地势较低的岷江下游地区迁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以避免地，蚕丛部落与较早迁徙居住至此的氐族部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今天居住在这个地区的羌族人流传着一首著名的史诗，被称作《羌戈大战》，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远古时候，羌民的祖先“羌人”，从西北辗转迁徙到岷江上游。那个时候，当地住着一群凶悍威猛的“戈基人”。这些戈基人双眼鼓出，身材矮小，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不会进行农业生产，以狩猎为生。羌人、戈基人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天神的帮助下，羌人和戈基人进行了三场比赛。天神将三块白石交给羌人，将三坨白雪交给戈基人，号令双方交战，结果羌人把戈基人打死无数。接着，天神把柴棍交给羌人，把麻秆给了戈基人，又号令他们互相搏击。结果戈基人又伤亡遍野，以惨败告终。第三次，天神又让戈基人和羌人扎的草人站在岩石上，规定岩脚下地方谁先占领就归谁所有。羌人听后，赶忙往岩下摔草人，戈基人争先恐后地往岩下跳，结果“万丈悬崖如深渊，从此戈基绝了迹。”羌人最终战胜了敌人，从此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我们都知道，羌族人对于白色的石头有着特殊的崇拜和敬畏，也正是来源于此。这个史诗故事，是后人追忆祖先历史的耳口相传之作，或许正是对于蚕丛部落南迁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

最终，蚕丛部落终于迁徙到了成都平原西北，建立起新的家园。在那里至今还遗留着“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与蚕丛相关的地名。蚕丛部落到了成都平原之后，渐渐地在族群的融合与交流中，形成了以蚕丛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成为成都平原最为强大的力量。“蜀”这个名称，或许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被作这个广大地域的代称的。古蜀最早的都城，相传是在“瞿上”。宋代史家罗泌在《路史》中有对瞿上的记载，而他的儿子罗苹在为《路史》作注时提到，瞿上在今天成都以南的牧马山一带；而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瞿上应在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海窝子附近。无论如何，蚕丛成为了成都平原各部落的领袖，同时也有了相对固定的都城。古蜀国终于建立起来。

蚕丛部落的统治持续了多少年？其间又发生了什么？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我们无法得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蚕丛部落的统治最终被柏灌氏所取代。关于柏灌，历代史料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柏灌这个名字进行一些猜测。“柏灌”，又作“柏濩”、“伯雍”等。我认为，他们名称中的“柏（伯）”字，有大、大型的意思；而“濩”、“雍”其实都是“灌”的讹写。《山海经》云：“有鸟焉，名曰灌灌。”可知“灌”可能是指一种鸟类，柏灌也就是大型鸟类的意思。或许，柏灌部落崇拜鹰隼类鸟，是一个以渔猎为主的部落。之前的蚕丛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而之后的鱼凫已经到了成都平原，所以柏灌可能就在成都平原与岷江上游之间的区域。古蜀国从柏灌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信仰——鸟崇拜。在鸟崇拜的作用下，古蜀国各族群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个属于古蜀的黄金时代就快来临。

又过了数百年，大约是在夏商之际，柏灌氏也没落消弭了，取而代之的鱼凫族系。鱼凫是所谓的“三代蜀王”中的最后一代，也是早期古蜀国的统一者。

相传，鱼凫部族也是氐羌族系的一支，是一个以鸟为崇拜的族群。“凫”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写法 ，上鸟下人，看上去像是鸟凌驾于人之上，或者是人拜伏于鸟之下，这正是鱼凫部族鸟崇拜的生动写照。也有人认为，鱼凫就是一种鸟的名字，这种鸟色泽黝黑，擅长捕鱼，后来被人驯化作为捕鱼的帮手。直到近世还有人用这种鸟来捕鱼，被人称作“鱼老鸦”。除此之外，《山海经》还记载鱼凫部族的人“人面鱼身”，能死而“复苏”。这些显然都是鱼凫部族的鸟崇拜痕迹。

（甲骨文中的“凫”字）

（金文中的“凫”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考古单位在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发现了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为我们揭开尘封了三千多年，鱼凫部族统治下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遗址是一座古蜀时期的中心城市，现在残存的城墙长度为260米，基础宽度为42米。城内的两座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强盛。也反映出当时的古蜀国以鱼凫部族为核心，以三星堆为中心的社会面貌。

三星堆遗址的二至四期，出土了大量的鸟头形陶柄，长长的喙带着锋利的弯钩，非常像是鱼鹰，这或许就是鱼凫部族的留下的痕迹。其中，一号祭祀坑曾出土了一支黄金手杖，手杖的芯为木质，以黄金卷包，上有奇特图案，分别是鱼、鸟和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显示出鱼凫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鸟头勺把）

（黄金权杖）

出土于一号祭祀坑的青铜大立人像，高180厘米，头戴高冠，表情凝重，身穿华丽长袍，双手在胸前呈半握状，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这件铜像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威严肃穆的形象，似乎是鱼凫王本人的真实写照。

（青铜大立人像）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有学者认为，他手中拿的是象牙。因为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已经出土了六七十只象牙，在加上大立人脚下的基座上，四面有四个大象的头。大立人站在大象的基座上，手中拿着象牙，是很有道理的。

还有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铜人面像阔眉大眼，眉尖上挑，眉宽6.5厘米～7厘米。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厘米，眼球中空。面具通高65厘米，宽1.38米（以两耳尖为准），厚0.5厘米～0.8厘米。《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面像，就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青铜纵目人面像”）

同为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也颇为引人注目。神树高达3.96米，有三层枝叶，每层有三根树枝，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九只。神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龙的头朝下，尾在上，夭矫多姿。《淮南子》记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说成都平原上有一个神树“建木”，是天帝们上下于天的地方。这棵树在正午的时候没有影子，风吹过来也不发出声响，大概就是天地的中心了吧。或许《淮南子》所说的建木，就是指这颗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

一般来说，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四项要素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要素和标志。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强调，至少要有城市、文字、金属器中的两项再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会里，才能称得上文明。鱼凫氏所创造的三星堆文明，大型的城市、坚厚的城墙、巨大的青铜器和黄金权杖，无不显示着这个阶段神权王国的巨大威力和宗教权力的集中化。显然，鱼凫部族统治下的古蜀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他们的最高统治者鱼凫王，通过宗教和神权管理和统治国家。同时也反映出古蜀国在那个时代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分工。那些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是由一大批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脱离农业生产的人，背后必然还有数量更大的农业生产人群。而这些精美的器物，最终是供奉给古蜀国的上层贵族享用的。这样一来，分层的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

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古蜀贵族，享用精美绝伦的玉器和青铜器，身着纹饰繁复精丽的刺绣蜀锦，一方面控制着宗教信仰和国家政权，另一方面过着脱离劳动生产的奢侈生活。而一般古蜀百姓只能使用简单的陶器和石器，穿着“皆有尾形”的犊鼻裤，在神权体系下按照既定的规范和准则生活。

传说有一天，最后一代鱼凫王率领臣民到“湔山”（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境）打猎，突然悟得仙道，飞升而去。臣民们纷纷追随鱼凫，皆成仙得道。后来的蜀人思念鱼凫，在都江堰设立祠堂用以祭拜。其实，所谓的得道仙去，不过是春秋笔法而已。所谓打猎，实则是打仗，并且以鱼凫氏的战败逃亡告终。也就是这场战争，让杜宇登上了古蜀的统治地位。

与之相应的，三星堆文化在经过第一期的草创，第二三期的鼎盛，第四期的衰落之后，最终也趋于灭亡。三星堆文化虽然消亡了，但关于它的谜题还有很多。其中尤为奇怪的是，三星堆遗址中所出土的大多数青铜器、金器和玉器都出自于两个土坑之中。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及众多的其他器物都经过了修复，这些器物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曾耗费了一个国家相当巨大的财富。考古者们发现，埋葬坑经过了人的刻意设计，可以认定，器物的埋葬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问题是，器物被埋葬的动机是什么呢？学者们提出了五种猜测：一、器物坑是祭祀坑。二、器物坑是火葬墓。三、器物坑是“失灵灵物掩埋坑”。四、器物坑是犁庭扫穴坑。五、器物坑是“亡国宝器掩埋坑”。

蚕丛、柏灌、鱼凫，古代的文献记载，“蜀之君长治国久长”，“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这反映出古代的人们，相信他们是三位蜀王，每一位都活了数百岁，所以每一位蜀王就是一个朝代，因此称之为古蜀国的“三代”。实际上，所谓的蚕丛、柏灌、鱼凫，只是各自部落和族群的领袖，是整个部落和族群所共有的名称。作为领袖的蜀王，原本都有各自的名字，但一旦成为族群的领袖之后，就用共有的名称替代了私有的名字。所以，蚕丛、柏灌、鱼凫，不仅不是三个人，更不是三个相互承袭的蜀王。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只不过是后人的附会和错觉罢了。

古蜀人在蚕丛、柏灌、鱼凫的带领之下，沿岷江由北而南不断向成都平原迁徙，终于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他们的后继者杜宇，开始将古蜀国的都城定在成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代世俗政权，呼之欲出。

四、成都与古蜀国的辉煌

成都是一座历史极其悠久的城市，从见载于史书开始，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更为可贵的是，成都还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曾改名和迁址的城市。古蜀国在成都绽放出灿烂的文明之花，至今仍然光彩夺目。而这一切还要从杜宇说起。

杜宇究竟是何许人也，今天已经无法确定。据《蜀王本纪》载：“杜宇从天堕，止朱提。”“天堕”何意现已不明，而“朱提”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汉武帝时置县，治所在今云南省昭通县境，后来又被立为郡。杜宇大概是从南方北上到成都平原的一个部族首领。他的妻子名叫“利”，同样来自朱提，是“有梁氏”的女子。

杜宇率领部族进入成都平原以后，与鱼凫政权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立，乃至于爆发了战争。杜宇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攫取了古蜀国的最高权力，成为新一代的蜀王。上面提到，鱼凫“得道”之后，有许多跟随而去的臣民。而杜宇成为蜀王之后，教民务农，把古蜀国治理得很好，那些随着鱼凫王逃亡的臣民，又纷纷回到古蜀国，再次安居乐业。

杜宇政权的施政方针与鱼凫政权大相径庭，国家安定和劳动生产的恢复是杜宇政权的主要关注点。史书记载，杜宇先是将古蜀国的都城迁到了“郫”（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并正式称帝，以“望帝”为名号。虽然说这里的“帝”仍然不是我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帝王”之意，但这一举动却意味着杜宇政权的正式确立，同时也宣告着古蜀政权的稳定。杜宇的另一举措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据《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显然，农业活动古已有之，农业生产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所积累，绝非个别英雄人物所能创造，更不可能是杜宇所“教”。但是这从侧面反映出杜宇政权对农业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促进农业的措施，促使古蜀国的农业大为发展。这一举措不仅在古蜀取得了成功，而且还深远的影响了巴国。直到后世，杜宇还被蜀人作为农神祭奠。

在杜宇时代，古蜀国的控制范围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华阳国志》记载：“（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控制范围向北到达今天的陕西省汉中市，作为古蜀国的北大门；向南则到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和雅安市芦山、宝兴等县附近，以之为古蜀国的后门；将今天所谓的松潘草原作为畜牧场，将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等一大片区域视作后苑，以享猎获之乐趣。所以，在杜宇的治理下，古蜀国并不局限于四川境内，而是成为了跨越今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发达的大型方国。

据研究，杜宇时代的古蜀国国力强盛，可能还参加了武王伐纣战争。《尚书·牧誓》是武王伐纣大战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战争动员誓师词，其中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是周武王的话，在列举了一些重要大臣之后，紧接着便号召“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八个族群加入战争。周武王希望八族举起戈，排好盾，竖起矛，共同对抗敌人。而《华阳国志》也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古巴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巴蜀之师”的帮助下，周人战胜了商人，建立了新的周王朝。周朝建立之后，古蜀国仍然与周保持着较好的交往关系。《逸周书·王会》记载了周成王时期成周之会的盛景和到场各方国的贡献，其中提到：“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注曰：“皋鸡似凫。”古蜀国将被蜀人视作珍宝的“文翰”贡献给周，也从侧面映证了周人在古蜀国眼中的重要性。

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一方宝地，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山海经》称之为“百谷自生，冬夏播琴”之境。但是，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亚热带动物。上古时期的成都平原也比现在更为湿热，丛林密布。这样的环境一方面提供了食物来源，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挑战和危机。众所周知，成都平原是第四纪以来所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岷江顺势从西北而来，流贯其间。每逢夏秋之季，岷江上游冰山融化，岷江水势大涨，泥沙俱下，势必会对成都平原造成巨大的灾难。

1985年12月，成都市干道指挥部在修建综合楼地下室时，发现一处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十二桥遗址”。1985年至1988年，四川省考古队对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以圆木、方木、木板及圆竹、竹蔑、茅草等作为材料搭建而成的干栏式建筑。先是打柱桩，再在柱桩上架网格状的地龙骨，然后铺上木板，地板上再打柱子，四周的墙壁也是用木构件做成网格状，然后铺上竹篾夹草的墙体。屋顶是两面坡的斜屋顶，也是用竹篾夹草做成的。这样的房屋冬季保暖，夏季通风。然而，从遗址中的情况来看，木构件全数呈西北至东南走向，中间存在一条略带弧形的通道。考古学家推断这些房屋都是在洪水中冲毁倒塌的。

（十二桥遗址）

十二桥遗址大型建筑群，作为成都同时期遗址群的核心组成部分，无论其建筑规模、气势、建筑物形势都远远超出其他遗址之上。可见十二桥遗址应当是早起成都社会控制系统的总枢纽。而拥有如此地位的十二桥遗址竟然曾经被洪水所冲垮，可见当时洪水危害的巨大。

治理水患成为古蜀国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政治难题。

相传有一天，楚国有个叫鳖灵的人，不幸失足落水而亡，他的尸体逆流而上，一直冲到了郫（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更为奇怪的是，鳖灵一靠岸便神奇的复活了。杜宇听说了这件事，与鳖灵进行了会面。鳖灵的治水才能被杜宇所看重，鳖灵因此被杜宇任命为古蜀国的丞相。

当时，古蜀国又一次爆发了洪水灾害，滚滚洪流从玉垒山（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境）倾泻而出，其声势之大，竟不亚于尧帝时为大禹所治理的洪水，而杜宇对此束手无策。鳖灵当即接过治水大任，率领古蜀人将玉垒山凿开出一条通道，让洪水顺着岷江畅流而下，由是解除了水患，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相传杜宇在鳖灵前去治水之时，曾与鳖灵的妻子私通。鳖灵治水成功归来，杜宇心中惭愧难当，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鳖灵，于是效仿尧舜，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

诚然，这种温情脉脉的禅让之说不过是后世记史者的一厢情愿，杜宇与鳖灵之妻私通更是附会之言。杜宇、鳖灵之际，国家已经形成，私有制深入人心，古蜀国也已经进入了“父传子”的家天下时代。在这样一种政治形态下，绝无禅让的可能。《蜀王本纪》记载：“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鸟而思望帝。”倒是透露出了一丝杜宇失国的信息。《太平寰宇记》记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这些史料都揭示出鳖灵取代杜宇而为蜀王，乃是王权战争的结果。至于所谓杜宇因与鳖灵的妻子私通而有愧于心，就更是荒诞不经了。

最终，鳖灵成为古蜀国最高统治者之后，号“丛帝”，年号“万通”，古蜀王国最后一朝——开明王朝正式建立了。开明王朝的开国年代，据推算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时为春秋早期。开明王朝建立之后，定都于广都樊乡（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境），到了开明九世，最终迁都成都，将古蜀国的辉煌与成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001年2月8日下午，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成都市西郊的青羊区金沙村修建“蜀风花园城”大街，在开挖下水沟时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铜器和象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此处大型遗址进行了深入地发掘，人们从此开始对古蜀国都城、成都平原大型中心城市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金沙遗址已发掘的各地点中,以宗教祭祀活动区出土的遗物最为丰富和重要。祭祀区位于金沙遗址的“梅苑”等地点，根据第一期发掘情况，出土铜器400多件、金器56件、玉器500多件、石器200多件。随着发掘与整理的深入，现知祭祀区出土青铜器1200余件、金器200余件、玉器2000余件、石器近1000件，另有骨器、陶器、木器、象牙、卜甲等。除了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青铜器意外，金器也尤为引人注目。其中，有一件有镂空四鸟绕日图案,直径12.5厘米，未见于他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神鸟金箔饰）

开明王朝建立之后，因大力发展水利事业，蜀人安居，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地提升，古蜀国走向鼎盛。鳖灵死后，他的儿子即位，被称作卢帝。卢帝奉行强兵之策，北上拓边，与秦国爆发了冲突。据《华阳国志》记载，卢帝曾率兵攻打秦国，甚至攻到了秦国的老都城——雍城（今陕西凤翔一带）。古蜀国的强大引起了秦国的警觉。公元前451年至公元前387年间，秦蜀两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南）之地展开了长期拉锯。

1974年12月下旬，宝鸡茄家庄西周墓发掘队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东北冯家源坡地上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根据出土文物上所刻的铭文，这个古墓的主人属于一个不见载于史书的神秘国家（弓鱼）国。墓中，出土了柳叶形青铜剑、双手握环状青铜人像等大量具有鲜明巴蜀文化特色的青铜器。考古学家认为（弓鱼）国可能和古蜀国有这异同寻常的紧密联系。（弓鱼）国或许就是古蜀国文化辐射和控制范围的最北端。

（宝鸡出土铜人像）

在北边没有取得理想成果的古蜀国，将目光转向了南方。卢帝的儿子保子帝即位之后，便积极推行向南扩展的战略。《华阳国志》记载：“保子帝攻青衣，雄长僚僰。”青衣是一个古地名，在今天的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宝兴、泸定与金川县附近。僚、僰均为西南夷。古蜀国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对川南地区西南夷的实际控制。

当古蜀国到达极盛之时，覆灭随之而来。

五、古蜀国的灭亡

古蜀国走向了鼎盛，但同时也就意味着危机开始逐渐蔓延。

战国时代，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是中国的思想、学术、科技、军事以及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是所谓“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大争之世。为了在史无前例的战争之中获得胜利，各大战国都相继开始变法图强。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年仅21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即位之时，秦国经历了自秦厉共公之后几代君位动荡，国力大为削弱。魏国趁秦国政局不稳之机夺取了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秦孝公之父秦献公继位后，割地，与魏国讲和，安定边境，迁都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修养生息，并且数次东征，想要收复河西失地，无奈愿望没有实现便去世。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宣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变法大才商鞅因此来到了秦国。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秦国国力得到迅速增强，一跃成为中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而此时的古蜀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朝第九世，开明尚在古蜀国进行了一次政治文化改革。开明尚仿效中原的封建制度，在古蜀国设立宗庙。同时积极吸收来自楚国的强大文化理念，向楚国学习。为了能融入中原文化系统，开明尚自去帝号，开始称作蜀王。但是，这些改革措施，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都远远不如中原各国的变法浪潮，而且还破坏了古蜀国自身特有的政治生态。古蜀国终于开始走向衰落。

据《华阳国志》记载，在周显王时，开明王到汉中打猎，与秦惠王相遇。秦惠王赠送了一些金子作为礼物，而开明王则报以“珍玩之物”。不曾想，开明王所赠送给秦国的“珍玩”竟然化成了泥土，秦惠王大怒，欲兴兵伐之。秦国的大臣们纷纷进谏，说：“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秦惠王转怒为喜。所谓珍玩化为泥土之说，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其背后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秦国开始对古蜀国产生了觊觎之心。

古蜀国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国采取硬攻的办法难以达到目的。相传，秦惠王想出了一条计策，他命人雕刻出五头石牛，让人每天早上在石牛屁股后放一些金子，声称石牛可以拉出金子。开明王听说以后，很感兴趣，当即派遣使者出使秦国，希望秦惠王将这些石牛送给他，秦惠王爽快地答应了。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古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石牛运回来。石牛拉回成都之后，古蜀王却发现被骗，这些石牛根本无法拉出金子来。古蜀王大怒，将石牛送了回去，并且辱骂秦国人是“东方牧犊儿”。秦人毫不在意，回答说：“吾虽牧犊，当得蜀也。”这么一来一回，秦国终于摸清了入蜀的道路。

诚然，这个传说有其荒谬可笑之处。石牛能拉出金子来这种荒诞之事，非但蜀人不可能愚蠢到相信的地步，秦国也不可能如此愚蠢将国家大计寄托于这种事情之上。但是，这个传说或许从侧面反映出秦国对古蜀国领土财富的觊觎之心。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古蜀国出现内乱，终于给了秦国可趁之机。据史书记载，开明王将他的弟弟分封在位于汉中境内的“葭萌”之地，号为苴（jū）侯。当时，巴国已定都于江州，但仍然在汉水流域有较强的影响力。同时，由于巴国东方的楚国的崛起，将巴国的势力范围向西压缩。巴蜀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甚至世世代代爆发战争，《华阳国志》说“巴蜀世战争”就是对此而言。开明王之弟来到葭萌之后，与巴国交往甚密，关系很好，这就受到了开明王的不满，开明王当即兴兵伐苴。苴侯无法与古蜀国相抗衡，出逃巴国，寻求巴国的庇护。但当时的巴国也不是古蜀国的对手，巴国求救于秦国。

据《战国策》记载，对于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以秦国名将司马错为主的一派和以纵横家张仪为主的另一派对此在秦国庙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仪认为，秦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占领三川郡，打通宜阳道，攻入洛阳，挟天子以令天下。如此一来，天下莫敢不从。而蜀国只是一个西方的边远小国，兴师动众不远千里去攻打蜀国，不能获得最大的实际利益，这对于秦国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南辕北辙的。而司马错认为，秦国要想东出天下，首先必须富国强兵，扩张领土，积累财富。而蜀国虽然只是一个西方的边远小国，但爆发的内乱却是天赐良机。以秦国的国力，攻灭蜀国就像是豺狼扑进羊群一般。“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而如果去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不仅不能获得什么实利，反而可能激怒中原各国，引起新一轮的合纵攻秦。因此，攻韩是失策，伐蜀才是万全之计。

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同年秋，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领帝国的精锐军团沿着石牛道穿越秦岭伐蜀。开明王率蜀军仓促应战，在葭萌一战中全军覆没，开明王战败身死。十月，秦军一举攻入成都，将古蜀国吞并。至此，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古蜀国灭亡。

六、秦对古蜀国的改造

古蜀国前期，蚕丛、柏灌、鱼凫等族系都是来源于氐羌族系，但随着杜宇、开明等族系的到来，又为古蜀国注入了濮越族系的血统。氐羌和濮越两大族系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化。正如四川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所言：“古蜀王国的民族应该是古氐羌族系与古濮越族系的民族，并且以前者为主。至于古蜀国王室的族系，蚕丛、柏灌、鱼凫应属于古氐羌族系，而杜宇、开明则属于古濮越族系，这种状况直至秦灭巴蜀以后才开始有较大的变化。”

在秦灭古蜀之前，当时人普遍认为古蜀国是属于“南夷”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前316年，秦国名将司马错在提到古蜀国的形势时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我国历史文献之中，常常把居住在华夏周边的非华夏族群称为“夷”、“蛮”、“戎”、“狄”。秦国与蜀国边境接壤，长期以来互有往来，但秦国仍然将古蜀国视作“戎狄之长”，排除在中原的文化认同之外，这显然是与古蜀国氐羌和濮越族系的来源有关。对此，《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更为明确：“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上面所谓的戎狄之长，在当时人的眼中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南夷”。所谓“南夷”，也就是南方的夷人，秦灭古蜀国之前，由于地处秦国以南，故而被称作南夷。这样的情况直到秦国的到来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天，因蜀国内乱，秦国以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三人为将，率领大军从石牛道攻打蜀国。当时的古蜀国由开明王亲自领兵，在葭萌（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列阵御敌。但是在秦国强大的攻势下，古蜀大败，开明王败逃，准备逃到南方图谋再起，不料却在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被秦军杀害。而古蜀国的丞相与太子等人不愿意离开故土，于是在率兵在逄（páng）乡垂死抵抗，也战败死于白鹿山上。古蜀国由此被秦国所灭亡。

秦国占领古蜀国以后，开始对古蜀国进行了各个方面一系列的改造。公元前314年，秦国在古蜀国的疆域上设置郡县，开始推行郡县制，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过渡性政策。秦惠王封古蜀国原来的王族公子通为蜀侯，以陈庄为相，同时还派秦国的官员张若为蜀郡郡守。在公元前316年至公元前285年间，秦国四次扑灭古蜀国王族的叛乱，花了三十余年的时间，才最终将蜀地真正纳入秦的统治体系之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中，在秦国所带来的剧烈政治经济改造和文化变革中，原来古蜀国的老百姓也逐渐开始“秦化”。相传，秦汉时期的成都城内有七座大桥，其中位于西南的名叫“夷里桥”。所谓“里”，是地方低层行政单位的名称，“夷里”就是专门供夷人居住的街区。这大概是蜀人曾经作为“南夷”的直接例证了吧。

经过秦对古蜀国的改造，世人逐渐将蜀人等同于秦人看待，从“南夷”中排除。《史记·西南夷列传》在总叙西南夷时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从此，所谓“西南夷”，则开始以巴蜀为坐标原点，西是巴蜀以西，南也是巴蜀以南，蜀人也真正的被从西南夷中分离出去，开始纳入了华夏的历史发展进程。

七、古蜀王子在越南的传说

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东部，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北与中国广西、云南接壤，西与老挝、柬埔寨交界，国土狭长，紧邻南海，这就是越南。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邻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对外重要交通线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节点，越南在历史中与中国的交往十分久远，建立了深厚的历史友谊。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两国共同创造出了紧密相连的历史记忆。而对于这个共同记忆的发源，则与我国西南部的古蜀国、西南夷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越史书上，都记载着一个神奇而美丽的传说。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根据《交州外域记》记载，在很久以前，越南还处于相对原始的发展时期，还没有施行郡县制，而土地则被称作“雒田”。相传，这种雒田就在海边上，田地的大小，依潮水的上下涨落而定。越南的老百姓就靠耕作这个雒田为生，因此被称为“雒民”。当时管理越南的，有雒王、雒侯，而地方上则有雒将作为主官。直到有一天，古蜀国的一位王子，名叫泮，率领三万士兵远道而来，讨伐了这些雒王、雒侯，也将雒将们一一征服。于是，古蜀国王子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被称作安阳王。在越南的历史文献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约成书于14世纪30年代，越南陈朝人黎崱所作的史书《安南志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安南志略》记载，古蜀王曾经派遣王子率兵三万，将雒王雒侯雒将降服，据有了这片土地，于是自称安阳王。同样成书于南朝的越南重要史书《越史略》则对细节有着更为详尽的记述。根据《越史略》记载，在周庄王的时候，越南的嘉宁部族有一位特异之人，此人能使用幻术将越南各部落降服，自称雒王，将首都设立在文郎，国号就叫做文郎国。文郎国民风淳朴，尚未发明文字，还保留着结绳记事的遗风。雒王一共传了十八代。后来则如前所记，被蜀王子安阳王所取代。就连后来越南的官方国史《大越史记全书》，也因此将安阳王在越南所建立的政权，作为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蜀朝。

可让人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古蜀国的王子，为何突然率兵出击，劳师远征？又为何背井离乡从此常居越南呢？此后又发生了什么？

据《华阳国志》记载，在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天，因蜀国内乱，秦国以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三人为将，率领大军从石牛道攻打蜀国。当时的古蜀国由开明氏掌握政权，开明王亲自领兵，在葭萌（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列阵御敌。但是在秦国强大的攻势下，开明王战败逃走，准备逃到南方图谋再起，不料却在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被秦军杀害。而古蜀国的丞相与太子等人不愿意离开故土，于是在率兵在逄乡垂死抵抗，也战败死于白鹿山上。古蜀国因此被秦国所灭亡。

有了这段记载，关于蜀王子开明王的疑问开始渐渐地清晰了起来。开明王是在向南逃亡的途中被秦军杀害的，但他的王子却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战乱之中逃出了古蜀国。我们知道，在古蜀国的最南端邻近獠僰的地方，还有一处被称作“兵兰”的军事设施。或许，蜀王在开明王死后继续一路南逃到了这里，又或许他当时本就在此处驻军守护南境。最终，他率领这三万士兵，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越南。

在安阳王子到达越南之后，还有不少民间传说，诉说着这个中越之间的共同记忆。其中，以金龟筑城和驸马盗弩两个传说最为神器。

相传，蜀王子安阳王占据越南之后，改国号为瓯貉国。安阳王想在越裳之地（今越南河内）修建城池，但每次刚修好，城墙就会崩裂。于是，安阳王设立祭坛，斋戒沐浴向神明祈祷。有一天，一位老者从东方来，到了城门下，感叹道：“建这座城，什么时候建得好啊。”安阳王大喜，立即将老者迎请入殿，行了跪拜之礼，问道：“每次快建好的时候，城墙就崩塌了，一直都不能建成，这是什么原因呢？”老者回答：“有一位从清江来的使者，将与大王一同将城墙建成。”说罢便告辞而去。第二天，安阳王到东门外察看，忽然看见一只金色的乌龟从东方来，浮在水面上，能听懂人语，自称是清江使臣，知晓天地阴阳鬼神之事。安阳王大喜道：“这就是老者跟我说的了！”于是用金色的步辇将金龟抬进城里，请进大殿，询问城墙不能建成的原因。金龟说：“这是由于山精的气造成的。是前王的儿子，为国报仇，并且有千年白鸡变成妖精，藏在七曜山之中。而且还有鬼，是前代乐工所变。旁边有一个酒店，主人名叫悟空，有一个女儿和白鸡一对，是鬼精的余气所变。但凡有人来住宿，鬼精千变万化去害他们，死的人很多。现在，雄白鸡娶了他的女儿，如果杀了雄鸡，灭了他的鬼精，就有办法了。”于是，安阳王照着金龟的方法，设计将白雄鸡除去，消灭掉了鬼精。之后半个月的时间，城墙就修建起来。这座城有千余丈大，层层盘旋如同螺一般，因此被称作螺城，又叫做思龙城，唐代的时候被人叫做昆仑城。后来，金龟在螺城居住了三年，就告辞而归了。安阳王非常感谢：“承蒙您的恩德，城墙已经建起来了。如果有外敌入侵，我该怎么防御呢？”金龟说：“国运的盛衰，社稷的安危，这是天命，但人修德能使它延长。大王有愿望，我有什么好吝惜的呢？”于是将自己的爪脱掉，交给安阳王：“用这来制作机弩，向敌人发箭，就没有忧愁了。”说罢，就回到了东海中。安阳王命令皋鲁制造了弩，用金龟的爪作为机，称之为“灵光金龟神机弩。”

后来，南越王赵佗率兵向南进攻，与安阳王交战。安阳王用神弩御敌，赵佗军大败。因此，两军对垒，僵持不下。赵佗请求停战，安阳王大喜，许诺将小江以北归赵佗管辖，以南归安阳王管辖。没过多久，赵佗向安阳王求婚，安阳王将女儿媚珠嫁给赵佗的儿子仲始。不料，仲始引诱媚珠将神弩偷了出来，悄悄将其中的金龟爪换成了一般的机关。得逞之后，仲始谎称回国省亲，将神弩带回了南越国。赵佗大喜，立即率兵攻打安阳王。安阳王自恃有神弩，一边下棋一边笑道：“赵佗，你不怕我的神弩吗？”赵佗攻城，安阳王发射神弩，却发现已被换掉。于是，安阳王带着媚珠大败逃走。到了海边，安阳王穷途末路，大喊道：“我就要死了，清江使者在哪？快来救我！”金龟涌出水面，大喊：“在你的马背后的是叛徒！”安阳王拔出长剑，将媚珠杀死。媚珠死后，血水流到海里，蚌蛤吸食了她的血，变成了明珠。金龟使海水打开了一条通道，将安阳王接到了海中。赵佗大军追赶而来，却只发现了媚珠的尸体。仲始悲痛异常，投井自杀。

（越南安阳王庙）

这个故事在越南广为传颂，直到今天，位于越南河内的古螺城遗址东南外，建有祭祀安阳王的安阳王庙，还有祭祀安阳王女儿媚珠的寺庙，庙内刻有安阳王史迹。在河内，还有一条名为安阳王大街的大道和媚珠路。越南人从古到现在是把安阳王作为他们祖先来敬奉的，越南人自己写的史书里面，是把安阳王建立的蜀朝作为他们第一个朝代，越南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来记载的。安阳王庙内的对联讲，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两个对联。这些都与中国、越历史文献关于安阳王故事的记载相当吻合。

七、古蜀国大事记与世系表

大事记：

公元前约3000年，黄帝娶西陵氏嫘祖为正妻。

公元前约2500年，玄嚣、昌意被封于“江水”、“若水”。

公元前约2300年，帝喾成为天下共主，将他的支系子孙都分封在了蜀地。相传后来的古蜀王蚕丛，便出自其中。

公元前约2000年，大禹出生于石纽，之后将长江上游水患治理。

夏代，蚕丛建立古蜀国。

夏商时期，鱼凫成为古蜀王，率领蜀人从成都平原西北迁至于广汉。古蜀国由酋邦时代进入王权国家时代。

商朝末期，古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

商末周初，杜宇成为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称望帝，将都城建在成都市境内。

春秋时期，望帝杜宇用鳖灵为相，治理在古蜀国境内爆发的洪水。鳖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望帝因此禅位给鳖灵。鳖灵因此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开明王朝由此建立。

公元前451年，秦国进攻古蜀国，夺取战略要地南郑。10年之后，古蜀国又将南郑夺回。

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进攻巴国。巴王遣使向秦国求救。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古蜀国从此灭亡。

古蜀国统治族系：

蚕丛

柏灌

鱼凫

蒲卑（名杜宇，号望帝）

开明（名鳖灵，号丛帝）

开明氏世系：

开明氏一世：名鳖灵，号望帝，死后或庙称白帝

开明氏二世：号卢帝，死后或庙称黑帝

开明氏三世：号保子帝，死后或庙称青帝

开明氏四世：死后或庙称赤帝

开明氏五世：死后或庙称黄帝

开明氏六世：死后或庙称白帝

开明氏七世：死后或庙称黑帝

开明氏八世：死后或庙称青帝

开明氏八世：名尚，死后或庙称赤帝，去帝号，称王

开明氏九世：死后或庙称黄（帝）

开明氏十世：死后或庙称白（帝）

开明氏十一世：死后或庙称黑（帝）

开明氏十二世：或号芦子霸王，死后或庙称青（帝），蜀国灭亡

—泮：开明氏十二世之子，名泮，自称安阳王，于越南建立“蜀朝”

—媚珠：泮之女

—通国：或为蜀公子，秦封之为蜀侯

—煇：或为通国之子，蜀侯

—绾：煇之子，蜀侯，死后秦废蜀侯

暂时完结

部分内容删改自《藏羌彝文化走廊史话》第一章《古蜀国》和第二章《西南夷》，均由我负责撰写。

2018年9月，《藏羌彝文化走廊史话》已由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目前已上市。

前四章由我负责撰写

第一章 “西夷人”大禹与古蜀国

第二章 “西南夷”走廊的古老先民

第三章 蜀汉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第四章 “五胡”与《十六国春秋》

评论区提问：

1、从黄帝始，都是逐鹿中原，怎么回去逐鹿长江呢？能当共主的，肯定是要征服中原的。

关于大禹的出生地问题。

大禹是存在于文献的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应该首先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答案。皇甫谧《帝王世纪》引《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疾》：“禹出西羌。”从战国到秦汉的早期文献中，都认为大禹是“西羌”人，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西羌在哪呢？《后汉书·西羌传》：“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缴外蛮夷。”而这里所谓的“蜀、汉缴外蛮夷”实际上也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谓“在蜀之西”的岷山山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不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来看，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与河湟地区是连为一体的。此外，文献中又将大禹称作“戎禹”。《太平御览》引《尚书纬·帝命验》：“修己…生姒戎，文命禹。”注曰：“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王符《潜夫论·五帝德》也载道：“修己…生白帝文命戎禹。”我们都知道，西北地区的族群曾被称作戎，但鲜为人知的是，西南地区的族群也有这样的称谓。《战国策·秦策一》：“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荀子·强国篇》也说巴是“ 巴戎”，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载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所以，单从文献来看，我们将大禹之地望定在这个区域，应当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当然，你可以持疑古的观点，认为文献记载不可靠，乃是层累而为；或者持边缘理论的观点，认为汉代文献中的西羌实际上和文明起源时期的西羌不相符合。这些都属于学术争议，就目前而言，学界还不能达成高度共识。

从考古学上来看，20世纪40年代，我们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石器。这些陶器和石器与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近，有的学者认为是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而学界基本都承认，考古学上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等，在广义上都同古羌人有一定关系。此外，在陇山东西分布的寺洼文化，学界一般或以为属羌，或认为属氐，或者认为是与氐羌族系同源的族群。在上述被认为属氐羌族系的考古学文化中，广泛存在一种陶双耳罐，从西北甘青地区逶迤而南，连续分布到川西高原，在岷江上游地区分布相当广泛。诸如这样的考古学证据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是与文献相切合的。

大禹治水与天下共主。

由于这篇文章的主题和关注的对象都是古蜀，所以文章主线是围绕古蜀进行的。所以，之所以大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成功地疏导了长江水系”，实际的意思是：1.大禹千辛万苦治好了水。2.对于我们关注的古蜀来说，大禹治水中最重要的是成功地疏导了长江水系。我并没有说大禹仅治理了长江水系，也没有说长江水系比黄河水系更重要。

其次，正如我文中所说，黄帝的正妻嫘祖，就是出身于西陵氏（岷江上游岷山山区）的人。黄帝正是与西部后方的族群相结合，从而增强自己的实力，再与东方的敌人相斗争。而在黄帝的后人中，玄嚣和昌意都被封在了蜀，昌意和乾荒都迎娶了蜀地的女子，而帝喾更是“封其支庶于蜀”。这足够说明，黄帝部族长期与长江上游族群结合、结盟，从而才具有了争夺天下的能力。同时这也说明了长江上游族群的重要性。正如文中所说，《尚书·禹贡》：“（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也提到大禹曾在汶川举行过一次会盟。大禹正是由于认真地对待了长江上游的水患问题，联合了长江上游的族群，从而使他和黄帝一样得到了长江上游族群的支持，从而具备了天下共主的能力。

至于在黄帝时期，我不敢说他有了“逐鹿天下”的能力。同时我也不敢说大禹便具备了“征服中原”的条件。

2、戈基人双眼凸出和三星堆的纵目铜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纵目铜人”应该是指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发现的一件青铜器，眼球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此器出土之时，学界大为震惊，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根据文献中蚕丛“纵目”的形象，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了“纵目铜人像”的称呼。但是，这种称呼并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有的学者认为，古人在形容空间的时候，常常用“横”表示平面上的宽度（就好像是坐标系中的X轴），用“纵”表示平面上的长度（坐标系中的Y轴），用“直”表示空间中的高度（坐标系中的Z轴）。这样来看，“纵目铜人像”的眼睛不是“纵”，而是“直”。也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器所刻画的形象并非是人，而是兽，是神，因此主张将其称作“青铜兽人像”。然后我们再来看它与戈基人的关系。如文中所说，戈基人或许是氐羌族系中较早迁徙到该地区的族群，事实上与古蜀的早期来源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目前只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蚕丛族系与戈基人，或许是有某种联系的；三星堆中的“纵目人像”与戈基人的描述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许二者之间也有更深的联系；至于“纵目人像”是不是就是蚕丛族系所谓的“纵目”，恐怕还需要深入研究。

3、请问有凉山人说三星堆青铜器可以用他们民族文字解读出来，是真的吗？

准确说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有人声称用老彝文可以释读“三星堆文字”；第二，有人认为借助老彝文可以释读“巴蜀文字”。第一个问题，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上，其实并没有发现“文字”，只是在陶器和玉器上出现了一些个别的“符号”。这些“符号”因为是孤立地存在，所以很难去说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有没有确定的含义。一般来说，我们在对“文字”和“符号”进行界定的时候，能否连文成句是一个关键。所以，既然不是文字，也就无从释读了。第二个问题，“巴蜀文字”其实是比较广泛存在于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字，又主要出现在青铜兵器上。自从“巴蜀文字”被发现以来，学界就有很大的争议，有人称之为符号，有人称之为“图语”，但主流看法将其视作“文字”。如上所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文字有时候是成行出现的，具有释读顺序。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其中有几个元素（手纹、心纹或者说花蒂纹等），是可以拼接的，或许已经初步具备了“部首”的功能。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彝族的学者借助古彝文，声称已将巴蜀文字成功释读；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借助甲骨文，声称对巴蜀文字的含义已可进行解释。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据我所知，学界目前仍然持观望态度，认可度不是很高。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认同徐中舒先生的研究，他将巴蜀文字与东巴文进行比对，认为可能有共通之处。此外，道教的创始人张陵曾经在巴蜀地区获得过一种天书，他常常用天书来吸引教众，这里所谓的天书很有可能就是巴蜀文字。我的导师段渝先生曾经提到，从道教早期的符箓文书中，或许也能找到解读巴蜀文字的一些线索。

4、那么古蜀人是否是黄帝部落与氐羌人的混血民族？賨人，巴氐人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首先要说明一个问题。古蜀人，是指居住在古蜀、处于古蜀政治控制之下的人。古蜀人应当视作人群的集合，而非某一种具体的人群。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恐怕不能这么说。黄帝是文献中传说时代的人物，我们很难说清其面貌和性质。文献中有关古蜀人是黄帝支系的记载，应该说反映的是早期古蜀人与甘青、陕南等地的交流和交往。但古蜀人与氐羌族系的联系就要紧密得多了。我们认为，古蜀人最早的来源是岷江流域岷山山区，而这一带正是氐羌族系的活动范围。所谓“高地为羌，低地为氐”，最早迁入成都平原的，或许就是氐人，他们构成了古蜀人的最早来源。古蜀人与氐羌族系的联系也为考古材料、民族学资料侧面映证。第二个问题，“賨人”的称呼来源较晚，《华阳国志》记载：“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所以，所谓“賨人”其实是汉代才形成的称呼。而“賨人”的祖先是古代的巴人，巴人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巴人建国乃是西周的事情。所以，古蜀人和賨人没有实际关联。但古蜀人与巴人长期混杂，产生过一些关联。在古蜀人的活动范围内，出土见有巴人的典型器物，而在巴人后来聚居的重庆地区，早期又多见古蜀人的典型器物。应该说巴人应该也是古蜀人的一个来源。巴氐人是氐人迁徙到巴后的称呼，氐人与古蜀人的关系可见前述。

5、问一下，三星堆出土的人物雕像感觉有点想白人面貌，大眼睛高鼻梁这些特征。古巴蜀人会不会是完全异于华夏人的种族？

一般来说，古巴蜀人是很多人群的集合，而非某一种人。巴人比蜀人的来源单一得多，但也至少包含了濮越、氐羌等族系，板楯蛮、廪君蛮等分支，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等氏族。《华阳国志》记载，武王克商，以其宗姬封于巴。所以一般认为，巴人的上层贵族中，姬姓当是主流。蜀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古蜀人最早来源以氐羌族系为主，但后来也融入了濮越族系。文献记载中，杜宇是来自蜀的南方，鳖灵可能来自蜀的东方，而这两族又都成为了统治阶层。从考古上来看，三星堆中出土了很多更早只见于二里头的璋形器，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三星堆居民的来源是二里头，或者古蜀人是从山东迁徙而来的假说。至于三星堆出土人像的长相问题，我更倾向于从宗教的角度理解。学界一般都认可，三星堆的居住者的社会形态是神权和政权二合一式的，三星堆的统治者善于使用神权来进行统治。虽然现在对三星堆性质还有不同说法，但大家都还是倾向于祭祀坑的说法。既然是祭祀坑，青铜雕像的神性才是第一位的。因而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人面像的创作目的是故意突出神与人的差异，强调陌生感，从而营造出诡秘而肃穆的神的形象。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人面像的眼部，实际上和人种有一定关系。蒙古利亚人的一个亚种，上眼皮角里有一个囊，所以眼睛是向外下垂的，大概当时的古蜀人（或者说是古蜀的统治阶层）尚未被这个亚种同化，认为没有这个外下垂的眼睛才是最美丽的，故而有纵目一说。

6、青铜大立人像手握象牙之说，请问象牙是有什么隐喻吗？在国宝档案提到此物时，谈之可能是一位身份尊贵于蜀王之上的大祭司，阁下如何看？

关于青铜大立人的手势，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学者根据彝族宗教器物认为应该是竹筒，有的学者认为拿的是手杖等。我文中采取的说法是段渝先生提出的，有几个原因：一是青铜大立人的两只手掌所形成的圆圈并非同心圆，而是有一定的弧度。二是青铜大立人脚下踩的基座，就是由四只大象托起，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存在大量的象牙。大象和象牙，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中应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而推断手中握的是象牙。手握象牙的内涵，应该是象征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手势，不仅见于三星堆，同时也见于金沙，甚至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有类似，所以从文化内涵上来说，大立人到底拿没拿东西或者拿的是什么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许这种手势就是一套宗教仪式中的一个部分。青铜大立人的身份，一般认为是蜀王或者大祭司，或者蜀王和大祭司就是同一个人。根据学界的研究，三星堆时代的古蜀国是政权和神权紧密结合的时代，世俗权力和神权结合在蜀王一人身上并不奇怪。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青铜大立人是蜀王，也是大祭司。国宝档案的说法原则上也没有错，也是一种猜想。

7、青铜神树、《淮南子》，这些跟扶桑树、金乌之说之间有什么联系？

神树传说是我国历史上极其古老的一个文化低层。《山海经》记载：“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建木在都广 ，众帝所自上下。”等等。扶桑是东方之树，若木是西方之树，都跟太阳鸟（日鸟）崇拜有关。这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文化底层，不仅中国，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早期文明或原始文化中，太阳鸟崇拜都广泛地存在，要深入研究地话恐怕要论及亚美文化连续体了。你所说的金乌就是太阳鸟。同样，古蜀也崇拜神树和太阳鸟，神树是太阳鸟栖息之所，太阳鸟飞升天空就是太阳，太阳鸟上下之间也就是沟通天地。

8、鳖灵开启的开明王朝之后的十二世与之前三代蜀王性质可否相提并论？

古蜀有所谓“三代”和“两帝”，三代是蚕丛、柏灌、鱼凫，两帝是杜宇和鳖灵。三代两帝的划分法是常璩采用的，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来看，学界一般承认，蚕丛柏灌是相对原始的时期，鱼凫杜宇开明进入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时代。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应该分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相对原始，第二个阶段是神权和政权相结合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开始向世俗政权转化。《华阳国志》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至少到了开明九世，古蜀开始积极吸收中原上层礼乐文化，施行世俗统治。很明显，开明与三代蜀王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时期。

9、青铜立人握的是不是象牙？

青铜大立人的手中究竟有没有东西，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议非常大。有学者认为握的法器，有学者认为握的是权杖，我导师认为握的是象牙，也有学者认为什么也没有握，就是一种宗教仪式手势。所以，文中采用的说法是象牙说，但我个人更倾向于什么也没握。象牙说最主要的支撑在于：一、青铜立人双手所握成的圆环并非同心圆，左手圆环和右手圆环的平面之间大约有20度的夹角，正与象牙相契合。二、青铜立人足下所踏方形底座，由四只大象托起。三、三星堆中发现了大量象牙，象牙在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物品，与大立人的身份相合。什么也没握的主要支撑在于：一、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像也有双手握环状者，同样没有握有物品的证据。二、宝鸡茹家村竹园沟所发现西周弓鱼国墓葬中亦有双手握环状的青铜人像，但姿态与三星堆、金沙有异。三、三星堆、金沙、弓鱼国三者的青铜人像，姿态不同，但手部夸张，推测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仪式。（此观点由四川大学考古学家林向先生提出）这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此外还有（两截）玉琮说、毕摩法器说、金杖说等，证据不一。

10、齐秦互帝之前蜀就有帝号了吗？

其实这个“王”和“帝”与商周的“王”、“帝”不同。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商代就有：涎王、听王、应王、麇王、王古、王卧、王黄、王何、王陆、王离、王舌、王毓、王癸、王贮等。而西周金文中除了周王称“王”以外，还有如“朕皇考釐王”（录伯（冬戈）盖）、“朕皇考武乖幾王”（乖伯归夅簋）、“夨王”（夨王方鼎）、“丰王”（丰王斧）、“吕王”（吕王鬲）等。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古诸侯称王说”。一般认为古蜀的“王”“帝”也是如此。

11、杜宇商末周初称望帝，直到春秋初期还命鳖灵为相，大周朝至少700年历史，望帝能活这么久？
杜宇当然不可能活几百年，蚕丛也不可能，鱼凫也不可能，鳖灵也不可能。所以，这些名称都不是一个人。杜宇，又名蒲卑，号望帝，严格来说，杜宇是私名，蒲卑是作为族长的族名，望帝是作为国君的国名。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把这些名称混而为一，后人就以为这是一个人。

相关回答：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