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犹太-基督教认定有一个排他性的上帝在掌管、运筹这个世界,而运筹的法则就是Economy,即‘神圣救恩计划’或上帝的‘经世济民之道’。进入现代世界后,相信有一个有形的上帝用他万能的手掌管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少,但不少哲学家仍然相信自然和社会是在某种Economy的支配下运行的,即使不存在超越尘世的‘上帝之手’,也存在着一只存在于尘世之中的‘看不见的手’。关于Economy的学问(即‘经济学’)不再具有宗教色彩,但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这门世俗科学似乎仍然带有几丝‘神学’的色彩。一方面,它始终关注某种最终支配个体行为和命运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它关注个体(Ego)的行为、利益与整体(Eco)的秩序、福利的关系。换言之,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着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视角。 亚当·斯密的这种经济与伦理合二为一的理论视角影响深远。有‘德国的亚当·斯密’之称的马克斯·韦伯对经济(如‘资本主义精神’)与伦理(如‘新教伦理’)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追溯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动机。 常常被忽视因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斯密理论的影响力早就超越经济和社会,进入到自然领域。达尔文自称是斯密的信徒,他不认为生物是被‘造物主’的手造出来的,而是在一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下不断自我完善而成的,他把这种过程称为通过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进化’。特定环境下的物种间和物种内的竞争和淘汰,不仅塑造了生物个体的性状和形态,而且最终形成了某种稳定的秩序,制约引导并重新塑造着个体与种群、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这种秩序和关系我们今天习惯地称之为生态(Eco)。经济学(Economics)与生态学(Ecology)都是关于Eco的科学,是本质相通的。同时,这两门学科都与伦理学(Ethics)有内在而非表面的关联,个体利益与总体福利,个体行为与整体秩序的关系,既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始终要面对的话题。” 读者很容易被吴伯凡带入到他的思维世界里。作为资深媒体人,他的脑海里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棋盘,从“基督教思想”走到“经济学”,他清楚地知道中间的棋路是什么,然后用最轻松的方式讲述出来,听者不禁发出一声“噢,原来是这样”的感叹。 但读者很难“抓”住吴伯凡。在他的公众号“伯凡时间”里,谈论的话题从深度学习到商业模式,从认知盲区到婚姻和子女教育,从企业营销到病毒的阴谋……不知道他读过多少本书,也很难了解他的知识边界,但在接触过程中会慢慢发现,正是这般天马行空,这般挥洒自如,才是吴伯凡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吴伯凡在中国社科院读研期间学习西方哲学和比较哲学,那时的他在思考“好玩”的哲学问题——当莱布尼兹发明二进制的时候,早就熟悉了“二进制”(阴阳)和“五进制”(五行)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假如苏格拉底能与孔子对话,他们最可能讨论什么? 他说自己颇受苏格拉底哲学方法的影响。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其实很简单,是Dialogue(对话),正式的说法叫Dialectics(通过对话来显现、通过争辩来证明,即“辩证法”)。真正的对话是把对话者从已知带到未知,通达新知的过程,得出让对话者都感到新奇和惊喜的结论。 10多年前,担任《21世纪商业评论》出品人的吴伯凡与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一同打造了一档商业脱口秀广播节目——《冬吴相对论》(现改名为《冬吴同学会》)。听友评价说,“这档两个男人‘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广播节目,是我最早的商学启蒙课”。他们用轻松而睿智的口吻,从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事件的玄机,吸粉无数,有一年甚至收到了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粉丝来信。 这些年,吴伯凡写书、讲课、办私塾,涉及的领域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等,把毫不关联的知识之间背后的深切关联一一揭示。罗振宇评价他是“打通了知识边界”的自媒体人。 不论是在节目里,还是在讲课中,吴伯凡常用讲故事而非说教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认知与观点。他喜欢引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深切的言说,总能让说话者自己不知不觉走进自我的深处,说话者不知不觉转变成自身的倾听者,并诧异于自己的所说和所能说。” 一个春日的午后,《北大金融评论》记者到吴伯凡家中小坐。他品着茶,聊了聊金融,谈了谈技术与人文,说了说新商业模式。从这些看似碎片化的知识与思考中,我们或许只能管中窥豹,但不论如何,正如吴伯凡在《伯凡·日知录》给同学们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我既不讲干货,也不讲那些形不散而神散的东西,我希望,也一直在努力讲一些有湿度和温度,有一种内在的生机,看上去好像很散,但是彼此之间又能够形成呼应与协同的内容。这些看似零碎的内容,当整体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我希望大家能够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拼出一张属于自己的知识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