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天王含义之阐释

日本学者小野响《 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 》一文对诸位名家观点的综述非常有意义，作者认为“冉氏称“天王”号的目的，除了与石勒一样为称帝进行铺垫以外，还希望通过模仿后赵政体来宣扬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石虎所称“大赵天王”的政治内涵与石勒、冉闵的“天王”号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构建新的王朝体制，稳固统治。从“天王”号

这一角度来看，冉魏受到了后赵政权极为深刻的影响，与之关系密切。”作者最后也黑了把【大汉救星】冉天王。

一直以来，考虑到君主冉闵民族成分，冉魏多被强调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族政权。然而如果关注到冉闵即位“天王”一事，便可知冉魏建立的过程中给予了后赵政权充分的重视。站在这一角度， 无疑可将冉魏视为后赵政权的延续。在民族问题突出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君主的族群出身与国家的民族性格有时并不一致。对于冉魏政权的考察，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

“天王”是极具五胡十六国时期特征的称号，研究者对此颇为关注。在此先将代表性的研究整理如下:

( 1) 吕思勉

吕思勉先生较早地关注到了“天王”号，对五胡十六国及北周时期的“天王”加以总结概述， 指出“天王”是稍逊于皇帝的一种名号。

( 2) 谷川道雄

谷川道雄首先确认了秦汉以后，王位是称帝前最终阶段的事实， 在此基础上认为“天王”与王位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是一种既承认宗室分权， 又体现君主至高无上权威的一种称号。他认为由于宗室军事封建体制对君权的抑制， 君主无法称帝， 故称“天王”。而“天王”号本身则是对周制的模仿。

( 3) 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针对日本天皇名号出自大王的说法，认为天皇这一称呼或许源于“天王”。宫崎氏研究以此疑问为出发点，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想定为日本天皇名号的渊源。在他看来，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较皇帝稍低一阶，但基本与之匹敌。它是一种冠以国号， 位于皇帝与王之间的， 既融入儒家礼制， 又受到佛教影响的名号。 宫崎氏还提到，“一个天王消失了， 另一个随之而起。这一时代似乎存在着让天王号不断存续的机制。”

( 4) 本位田菊士

本位田菊士注意到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集中在控制华北核心区的若干大国内，因此认为“天王”号并不具有覆盖整个时代的普遍性。不过，本位田的研究主题是对日本天皇名号的考察，五胡十六国时期并非重点所在。其相关论述也因此为诸多日本史事所割裂。尽管如此，其观点仍颇具启发意义。他还指出，以五胡十六国的“天王”号为契机，东亚世界中出现了与华夏文明王号体系有别的新王号体系。

( 5) 雷家骥

雷家骥就后赵的“天王”展开研究，指出石勒、石虎重视殷周制度， 其二人的“天王”号来自于周代天王。并认为他们之所以不称皇帝而称“天王”，是由于出身非汉民族的“劣等感”。对于前秦、后秦的“天王”号，他也将这种自卑情绪与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⑦雷氏对于五胡诸国使用“天王”号的理解大致相同， 即这些“天王”号的采用皆是基于作为非汉民族的“劣等感”。

( 6) 古正美

古正美对扶南等东南亚地区的“天王”与后赵以降五胡诸国的“天王”加以比较讨论，认为东南亚地区的“天王”来自于印度的影响，后赵的“天王”来自于龟兹的影响。因此五胡诸国的“天王”从根本上来说源自佛教，后赵的“天王”正是基于佛教的产物。由此亦可窥见中亚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强烈影响。

( 7) 松下洋巳

松下洋巳立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名号上的混乱与模糊，指出“天王”号的意义在于其不固定的地位以及针对局势易于调整的灵活性。五胡诸国君主将王号、单于号并称， 统治汉族、非汉族世界。自称“天王”， 象征着其对汉族、非汉族世界的整合。此后，由于汉族人口的增加， 非汉族群的华夏化、城市化， 皇帝名号的使用成为大势所趋。此外，松下氏还认为“天王”号是能够在政治领域向汉、非汉族群， 在精神领域向儒、道、佛显示正当性的一种名号。

( 8) 荒木均

荒木均分析了自汉代至后赵的“天王”号，以为“天王”号是“单于”的汉译， 并根据石虎即位“大赵天王”一事，认为“天王”被赋予了天子的意味。荒木氏还论述了当时存在的非汉族群能否称帝的争论， 将之作为相关背景。

( 9) 川胜守

川胜守对“天王”号加以概述。其对于“天王”的理解在承袭宫崎市定观点的基础上， 特别强调“天王号与佛教的关系。此外他还认为，“天王”对高句丽的太王有所影响。

( 10) 周伯戡

周伯戡以后秦姚兴为中心考察了“天王”号与佛教的关系。其指出， 周代并未实际使用过“天王”号， 并由此评价五胡时期的“天王”号，认为它们是非汉民族所提倡的一种新的中华政治理念。

( 11) 内田昌功

内田昌功认为，使用皇帝名号的悠久历史中， 五胡十六国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时代”。 以从“天王”号的变迁、使用状况着眼，认为皇帝号在当时所具有的局限性以及应对措施是“天王”号产生的背景所在。基于此，内田昌功检出五胡十六国时期 20 个称“天王”的事例，加以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① 以石虎自称“大赵天王”( 337 年) 为界，“天王”号的性质产生了变化。具体而言，“大赵天王”以前及后燕慕容熙、慕容盛所称的“天王”号， 都以皇帝的存在为前提，是与皇帝相对、地位稍低的一种名号。此后的“天王”号则效仿周制，其与皇帝号无法并存。

②“天王”是非汉族并且与汉、晋王朝没有直接联系的君主所使用的名号。由于民族出身、与中原王朝关系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些君主难以称帝，于是使用周代君主号———“天王”来宣示统治的合法性。

③ 虽然在五胡十六国初期，非汉族政权的君主也有强烈的称帝意愿。然而至前秦苻坚时代，“天王”号的使用却被确立了下来。不过，随着苻坚在淝水之战的失败，“天王”号的使用也趋于衰落。基于以上三点，内田氏指出，“天王”号的意义在于赋予非汉族出身君主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以及总统汉、非汉族群的可能。他还认为，“天王”号的使用不再流行以后，这种意义为皇帝号所继承， 并把这一时期皇帝号产生动摇的原因归结为旧有世界秩序的动摇，以及皇帝号在应对这种社会变化上欠缺灵活性。

此外内田氏将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分为五期:

第一期·王号期: 靳准、石勒、石虎

第二期·成立期: 石虎、苻健

第三期·确立期: 苻坚

第四期·扩散期: 翟辽、翟钊、吕光、吕绍、吕纂、吕隆、姚兴、姚泓

第五期·北边期: 慕容盛、慕容熙、高云、赫连勃勃、冯跋、冯弘

( 12) 高桥亮介

高桥亮介在分析石勒的政策时涉及到“天王”号。其在内田昌功对于“天王”号理解的基础上认为， 作为非汉族君主，石勒在对多民族国家后赵展开统治之际， 认为有德之人方可称帝。为了毫无障碍地施政， 故而选择以“天王”而不是皇帝的名号君临胡汉世界。

( 13) 三崎良章

三崎良章继承学界对“天王”号既有解释， 指出非汉族政权君主在称帝有所踟蹰时， 便会称“天王”号。他还指出，就“天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点而言，应把它归入皇帝一类的范畴。

( 14) 吴洪琳

吴洪琳对五胡诸政权君主名号的使用形态进行分类，尤其关注其中的王、“天王”、皇帝三种名号。吴氏考察认为五胡诸政权的“天王”号与佛教无关，而是基于华夏传统。各君主称“天王”是在不具有称帝资格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天王”号是君主尚未称帝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