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_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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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无所不在，是个体的社会认同中最基本、最稳定的因素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不是专门研究性别的，也常常会发现性别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例如，符号互动理论的代表人物戈夫曼（ Goffman ）的研究兴趣起始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的关注，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后来得出结论： “ 任何一个场景都能够成为描绘性别差异的情景，任何一个场景中也都能发现影响这种展示的元素。 ” 但人类对于性别这一领域的了解程度却与它的重要性极不相称，表现之一是有关性别的新概念还在不断涌现，例如性取向、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等这些当下认为是性别研究的重要概念实际上都是 19 世纪下半期之后才开始陆续被界定并流行起来的，而对与此相关的性别领域的诸多问题的认识也是争议不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断的质疑挑战着已有的认知尤其是成见，激发着新的知识生产，这又显示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充满活力。 “ 性别顺应 ” （ cisgender ）就是国外性别研究在近几年逐渐树立起来的一个概念，它的出现对在性别领域开展经验研究和进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文的重点就是介绍这一概念，追溯它产生的理论和时代背景，分析它与性别研究领域一些关键词和主流理论的关系，最后探讨引入这一概念对于发展中国的性别研究的意义及可能性。作为分析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概念，性别顺应提出的基础是将性别概念一分为二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所谓生理性别，就是指由荷尔蒙、染色体、生殖器等确定的人的天赋的身体性别属性；社会性别则是由社会文化所规范的与生理性别有一定关联的一整套行为模式，例如男性表现为刚强勇猛，女性表现为温柔婉约等。人类社会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以生理性别涵盖了社会性别，采用生物决定论的方式对待两性的差异，将男性化的男人和女性化的女人视为自然生成的现象。但是，随着女性主义在 19 世纪的兴起，性别气质的社会建构论逐渐形成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其中最有影响的论断当属法国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国家中的一些学者开始赋予 gender 一词新的含义，刻意将它与表示生理性别的 sex 区分开来，用 gender 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性别气质特征。尽管女性主义内部不同的流派对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毫无争议地成为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并已成功进入主流学术话语。哈佛大学的海格（ Haig ）对 1945 ～ 2001 年发表的上千篇英语学术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在 1990 年， SSCI 期刊的论文标题中采用社会性别这一词汇的论文数量首次超过了采用生理性别一词的论文数量，而且从此之后，社会科学、艺术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采用社会性别说法的论文数量持续上升，与采用生理性别说法的论文数量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人们思考一些之前就已存在但未获命名的现象提供了可行的空间，而较早受到关注的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匹配问题，这种少见的现象因被视作异常、病态的病理现象而获得关注。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就已经率先开展易性手术，目前所知较早的易性手术是德国医生对丹麦画家艾尔伯（ Elbe ）实施的从男变女的手术，手术分为五次，历时两年多，手术之后丹麦政府将艾尔伯注册登记的性别更改为女性，但艾尔伯于 1931 年因为手术并发症不幸去世。在艾尔伯所处的时代，因为人们对性别认知的局限，她的性别认同问题还没有名称，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1965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欧力文 (Oliven) 在研究中首次将这种两种性别的不匹配问题定义为是性别跨越（ transgender ）。在性别跨越者中，一些人为了解决性别认同问题会选择服用荷尔蒙和接受易性手术来改变生理性别成分，他们由此成为跨性别群体中的易性人（ transsexual ）。需要指出的是，在性别跨越刚开始被社会认识的时候，它始于病理学视角，被认定为是一种精神疾病，在美国于 1980 年被认定为是性别认同紊乱（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但随着人们对性别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以及性别少数群体平权运动的开展，在 2013 年，美国精神疾病协会已经不再将其列为精神疾病，只是认为易性行为招致的社会歧视很有可能导致易性者心理失常，这种心理失常被命名为性别焦虑（ gender dysphoria ），但是易性者不一定都会表现出这一负面的精神状态。这一去病理化变更对于去除性别跨越的社会污名有着历史性意义。与此同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匹配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而没有受到病理学的关注，因而也一直未获命名。但在研究反常现象的时候，与它相对应的正常现象也有必要被时常提及，因而性别认同的常态有了被命名的需要。美国生物学家德富赛（ Defosse ）被认为是性别顺应（ cisgender ）一词的创造者。 1994 年，德富赛通过网络呼吁大家更多去研究校园环境和性别跨越者主体性的问题，这时他注意到非跨性别者还没有一个名称。他考虑， cis 这个拉丁词源作为前缀是表示 “ 在同一边 ” ，而 tras 则表示 “ 穿过 ” 或者 “ 在另一边 ” ，因此可以用 cisgender 来指称主体性别表达与生理性属相一致的现象。德富赛的这一提议顺应了性别跨越研究的需要，也得到性别少数群体的积极响应，因此得以传播开来。 2013 年，《牛津词典》将性别顺应一词收录到它的在线版本中； 2015 年，在确定这一词汇已经较为稳定地进入话语体系后，《牛津词典》将它正式收录。 2016 年，美国韦氏词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也正式收录了这一新词。在西方哲学中，他者与自我相对，同时又是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参照对象。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个体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大力张扬，人们普遍相信可以依靠理性来掌握自然规律以改造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主客观的二元对立逐渐形成，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而客体逐渐沦为等待认识、把握和征服的他者，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表现出的往往是霸权和支配的权力关系。如果自我感到他者的言行难以理解，那么最常用来保全自我的方法就是贬抑他者，将他者阐释为无知、低级或者庸俗的对象而加以批判或者驯化。赛义德（ Said ）有关东方主义的分析就深刻揭示了东方作为他者的存在对于西方自我身份认定的重要影响。福柯（ Foucault ）的研究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自我和他者的建构过程中，话语是有着强大力量的媒介，经验世界的再现实际上都是通过话语实现的，而正是这种决定什么是 “ 真实 ” 的知识实现了对权力的再生产。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酷儿理论发明者巴特勒（ Butler ）也指出： “ 权力关系预先决定了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算作真理，哪些东西以正常的和能够变得正常的方式维持了世界的秩序，以及究竟什么会被我们接受为与生俱来的知识。 ” 吊诡的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尽管自我是拥有权力的主导一方，但在自我的建构中，现当代话语中时常表现出来的却是主体的退隐和他者的凸显。不过，更深入来看，这种退隐也正是主体霸权的体现，主体通过作为默认的常态而获得了免于被检视的特权，而他者则需要找寻特别的理由来阐释自己与主体的差异性，并以消除差异性为改造目标。实际上，这种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模式由来已久，在很多语言中对于男性和女性的指称就体现出了男性作为主导的自我和女性作为从属的他者的关系。例如，在英语中， man 既指代男性，也指代人类，而要表示女性则必须在 man 前面加上前缀成为 woman ，这就暗示男性是默认的性别，而女性则是作为对立的他者而被特别标识出来的一种类型。中文的人称代词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强势的自我也一直以隐身而全能的方式存在于自我与他者这对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例如，早期的种族研究从白人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专注于研究有着异域风情、经济发展落后的种族和民族，而欧裔白种人一直没有成为研究对象。正如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 Hooks ）所指出的，在这一文化中，中立视角的民族志构想永远是白人的视角，一种没有引起注意的白人的视角，它将自己伪装成全知全能者，使得视角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在性别研究中，这种对常态现象不经审查的默认也一直非常普遍。例如，现在广为知晓的“异性恋”（ heterosexuality ）一词在 1901 年编撰的《牛津词典》里还没有出现。美国性学历史学家凯茨（ Katz ）为此撰写了《异性恋的发明》这本书来阐释这一概念的起源。他指出，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人的能量被视为是一种封闭的和非常有限的系统，必须都用于生儿育女和劳作谋生，性行为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是个人享乐；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个体逐渐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性事也逐渐成为一种满足个体欲望的行为；与此同时，医学权威也在逐渐形成，医学界对这一现象逐渐获得了话语上的阐释权。 1889 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埃宾在《性精神病态》（ Psychopathia Sexualis ）中使用了这个词语，他对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进行了区分。不过，凯茨指出， “ 从狭窄的医学领域冒出来的关于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想法，直到 20 世纪初期才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 ” 。原因主要在于， “ 对性欲异常行为的关注使得性事正常行为也需要被命名，这样才可以更有效地将普通人和越轨者区分开来 ” 。也就是说，异性恋概念的流行与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批判力度加大以及同性恋平权运动的逐渐登场相关，作为同性恋这一病态他者的参照体，被视为健康常态的异性恋才逐渐进入了知识话语体系。同样的原因，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中，性别顺应作为一种健康常态而长期没有获得命名。在论述提出性别顺应这一概念的社会意义的时候，敏锐的学者指出命名本身就是对权力进行批判的开始，认为性别顺应者不需要命名自己，这是一种惊人的和隐形的力量，因为规范已经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不需要出柜来成为异性恋或者是性别顺应，因为它已经是被预期的。实际上，在性别顺应这一说法被创造出来之前，性别规范（ gender normative ）意指的现象非常接近，但正如格林（ Green ）所指，规范不仅仅是在标识一种现象，而且已经体现了价值判断，赋予这种现象合法性，与规范相对立的是失常，一般都要通过规训和纠正使其进入规范的范畴；但性别顺应的说法是中性的，使得这种常见的性别表达方式没有获得额外的赋权，相应地，与性别顺应相对立的性别跨越也就不再是等待被征服的边缘化他者。性别顺应这一概念对于异性恋 / 同性恋研究的借鉴没有止步于对性别实践行为进行命名，它还逐步吸纳了这一研究中强烈的批判性，即不断反思常态现象的霸权地位，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在研究性取向的过程中，华纳（ Warner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提出了异性恋霸权（ heteronormativity ）理论，指的是社会机构和社会政策往往预设人们都是异性恋，将异性恋设置为天生的和正常的性关系，因而令性少数群体在婚姻、领养儿童、就业等方面轻则无所适从，重则面临各种歧视。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性别顺应霸权（ cisnormativity ）概念应运而生。鲍埃尔（ Bauer ）等学者指出，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问题上，性别顺应被认为是正常的和自然的，是默认的状态，而且这种预设是极为普遍的，很少有人特别提及，它影响了个人、机构和社会的一系列政策及实践，而一旦出现性别不顺应的现象，则被视作 “ 社会突发现象 ” （ social emergency ）而需要特别处置以维护常态的稳定地位。在研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时候，威斯布鲁克（ Westbrook ）和希尔特（ Schilt ）指出，偶尔在社交中会出现难以判断对方性别或者错判的现象，这时候就出现了 “ 性别恐慌 ” （ gender panic ）。根据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性别恐慌特别容易发生在性别隔离的空间，例如厕所或者更衣间，往往发生在一个性别顺应的个体遇到了一个不那么容易被归类为男性或者女性的个体时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焦虑。日常生活经验显示，在社会交往中，即使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看到对方的第一性征，第二性征也常常并不清晰，但人们基于性别表达进行的生理性别判断基本都是正确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的个体都是严格遵守性别顺应原则的。那么，作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认同关系中的常态，性别顺应是如何形成的呢？纵观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到，虽然性别顺应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学界也一直在直接或者间接研究两种性别之间的匹配问题，与对社会性别的认识相关联，在对性别顺应的看法上也主要是两种认识——生理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简单来说，在女性主义兴盛之前，社会一般认为是物质性的身体决定自我，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导致了两性之间在其他诸多方面的一系列差异，因此，只要身体健康，性别顺应现象就会在个体身上体现出来。但这种生理决定主义被很多女性主义者看作是女性成为男女关系中被动客体的认识根源，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到了猛烈批判，而社会建构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目前学术研究的主要争议在于后天的社会教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社会性别。在这方面，出生时兼具男女两性特征的双性人为研究社会性别的形成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在医疗技术完善之前，因为阴道人造技术要优于阴茎人造技术，大多数双性人被选择作为女孩来抚养。有数项研究显示，染色体为 XY 但男性生殖器发育不完善的个体被作为女孩子抚养长大之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进入青春期之后会将性别更改为男性，但有三分之一的人成功转化为女性，这一数据虽然不足以证明社会建构论具有压倒性的解释力，但它也已经有力地挑战了人类社会流行了千百年的生理决定论。再例如，美国人类学家米德（ Mead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了《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从性别顺应视角来解读这部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也能够获得很大启发。米德以在新几内亚 100 多公里范围内生活的三个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发现三个部落中男女性别气质各不相同，米德认为，三个部落在性别气质上的大相径庭主要来自于他们对于儿童的教养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而他们的教养方式又是和自身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这显然构成了性别气质作为社会建构产物的有力证明。另外，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对社会化的大量研究也揭示，无论先天生理的影响存在与否，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性别顺应的习得都是一项重要内容。例如，不同文化和国家的研究都基本一致反映，儿童在很早就被赋予了体现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标签，获得的抚养方式也与之相匹配。例如，几位美国学者在一所购物中心进行的研究发现，在 48 位 1 岁以内的婴儿中， 75 ％的女婴穿着粉红色衣服， 79 ％的男婴穿着蓝色衣服，陌生人仅通过观察来猜测婴儿性别的准确率就高达 87.5 ％。而在著名的 “ 婴儿 X” 研究中，研究人员让成人和一个穿着黄色连体衣的 3 个月大的婴儿接触，告知成人这个婴儿是一个男孩、女孩或是性别不知，结果发现，面对女婴，成人会更多地选择乖巧类型的玩具，更多地与她们进行言语交流，而如果面对男婴，成人会选择力量和速度类型的玩具，减少与婴儿的语言交流。这种性别社会学习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个体在成年之后的性别顺应以及少数性别跨越者所感受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是产生性别认同焦虑的主要来源。正如巴特勒指出的，性别规范在有些时候是很暴力的：“如果我们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我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们的生活 / 生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变得有价值，我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值得指出的是，以性别社会化为理论基础，以人际交往为研究对象的符号互动学派对于理解性别顺应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发。戈夫曼的拟剧表演理论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研究经典。戈夫曼的主要理论兴趣是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直在演出的戏剧舞台，而每一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通过演出传达出自己的社会身份，他认为尽管这种由观众感知的社会身份和个体真实的自我身份之间并不一定一致，但互动中影响对方与自我交往方式的是社会身份。戈夫曼指出，“通过性别展示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别特征看上去好像是自然生成的，但实际上它们自然展示出来的是在一些战略性的时刻个体表现自我的一个版本的能力和意愿”。在他看来，个体进行性别展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时候家庭生活过程中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个体掌握了社会规范，能够自然地在两性之间的交往中上演“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拥抱者和被拥抱者，安慰者和被安慰者，支持者和被支持者，情感的表达者和接受者”这样的剧目。另外两位学者韦斯特（ West ）和齐默尔曼（ Zimmerman ）与戈夫曼一致，他们也认为性别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 “ 任何一个社会交往情境都为描绘性别之间的所谓本质差异提供了一个舞台 ” 。但与戈夫曼的拟剧论不同的是，韦斯特和齐默尔曼提出了“做性别”（ doing gender ）这一理论，指出性别本身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做性别是所有人一生的功课，在社会交往之前个体不存在一种已有的固定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是在社会交往中不断实践的结果。但他们也同样强调社会规训对于性别认同的决定性影响，认为个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在他人眼中被视作男性或者女性的机会，因为社会一直在对个体进行严格的教化： “ 个体在做性别上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从实习生到最后成为一个熟手。 ” 一般而言，做性别的结果如果是性别顺应，那么它往往会被视而不见，但如果一个属于一种生理性别的人进行的是被视作另外一种生理性别的人的行为，那么惯例就受到了挑战，有时候行动者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妥协来实现性别顺应。而如果不能进行妥协，那么个体将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一个人不能适当地做性别，这个人，而不是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被要求进行解释。” 在分析性别顺应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词汇在英语世界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满足对被视为他者的跨性别者进行研究的需要，而在中国，跨性别者甚至还没有获得作为他者的社会地位，它的社会可见度极低，学术研究也极为稀少。对 CSSCI 期刊的论文标题进行检索可以发现，自 1998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标题中含有 “ 性别跨越 ”“ 跨性别 ”“ 易性 ” 或 “ 变性 ” 等研究性别跨越现象的论文一共只有 35 篇，主要集中于探讨易性人法律权利和奥运会的运动员性别政策，其他还有一些立足于文学领域的分析，但完全没有以来自当代中国的跨性别群体的一手经验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这种对性别少数群体研究的忽视，固然与女性主义最初和最基本的聚焦女性研究的出发点相关，��也反映了研究者本身可能就受制于性别二元对立的成见，没有看到固化的二元框架之外丰富的、复杂的性别实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另外，对性别跨越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性别理论的建设。性别是确定个体身份的重要因素，也被视作社会交往的基石，因此对于这一因素的有创见的研究也造就了很多学术经典，提出常人方法论的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 Garfinkel ）的研究经历就直接反映了性别跨越对于他的理论建构的帮助。在实践自己提出的研究方法论的时候，加芬克尔无意间成为了最早对易性现象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他对变性人阿格尼丝进行了个案研究，他发现男跨女的阿格尼丝总表现得 “120% 的是女人 ” ，而这种过度女性化的性别展演显然与阿格尼丝希望获得新的生理性别相关，尤其是在研究期间阿格尼丝正在试图通过专家检验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心理上的女性，应该被赋予易性手术的机会。可以看到，易性者在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透过他们的性别实践可以观察到很多常常淹没于常态的无意识行为，这些都构成很有价值的研究契机。从统计数据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性别顺应者，性别跨越者比重极低。根据 2014 年美国政府的人口调查，在回答 “ 你认为自己是性别跨越者吗？ ” 这一问题的时候， 0.53% 的被调查者给予了肯定回答，按此推算美国大约有 130 万跨性别者。但现实生活远较统计数据复杂。一方面，性别顺应和性别跨越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它们之间是一个逐渐过渡的地带，性别研究中通常将此一概念比喻为是性别光谱（ gender spectrum ），理想状态的性别顺应是很少见的，而接受易性手术的性别跨越也是很极端的行为，绝大多数个体的社会性别实际上是对应着性别光谱中的某一点；另一方面，使这一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性别顺应是自我认同的还是他人感知的身份特征？在有些个体身上这两种判断是一致的，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个体。有位美国社会学家以自己为个案就此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开拓性研究。她自我认同为性别顺应，即生理性别为女，同时也接受女性身份，但她的男性化装扮使得她经常被人误以为是男性，也就是说她的性别顺应没有获得社会的认可，这使得她在社会生活中常常陷入困境，对此她进行了学术反思：“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演员。没有遵守规则的是我，我没有向他人提供适当的信息以让他们将我放到我真正属于的那个性别种类，我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因此，在庞大的性别顺应者人群中性别实践实际上千差万别，从国外已经积累的研究经验来看，中国的性别研究可以借鉴的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跨越性别隔离边界的实践展开研究。性别研究早已揭示，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性别隔离，比较突出的是职业。对于职业的性别隔离，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性别顺应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在跨越职业的性别隔离之后，那些冒险者的性别顺应会遭遇怎样的挑战。在这方面，皮尼（ Pini ）对在澳大利亚农业部门担任领导的女性和布施迈尔（ Buschmeyer ）对在德国从事幼教工作的男教师的研究可说是异曲同工，都在探讨一种性别的个体进入另外一种性别主导的行业后原有性别气质遭遇的危机以及个体的应对策略。这样的研究显示，对于个体而言，性别顺应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特征，随着生活情境的转变它会发生变化，打破性别隔离必须要思考如何处理其间必然出现的性别顺应危机。二是对于男性的性别顺应的研究。有女性主义学者指出，性别顺应者中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在男权社会，性别顺应男性才最有可能从性别二元机制中获利。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但过分强调男权制的威力很可能忽视性别顺应对于男性造成的规训和压抑。实际上，在社会性别的建构方面，个体几乎都没有选择，因为“我们都必须做性别，或者更确切地说，做两种性别中的一种”。按照做性别理论，男性就是要做主导，女性就是要做顺从。但就男性而言，要达到这种性别顺应状态也并不容易。以研究男性气质见长的澳大利亚学者康奈尔（ Connell ）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拥有霸权地位的男性气质体现在那些往来于世界各地的商业精英身上，他们表现出的特征包括推崇自由主义，专注于工作，有技术，灵活善变，善于跨文化沟通等。按照康奈尔的分析，符合理想的跨国商业精英气质的男性也仅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社会性别规范同样对很多男性的自我认同构成挑战和威胁，而这一领域在中国的研究还亟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