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侦探皮卡丘》：好莱坞电影中的资本与父子

在很大程度上，好莱坞这个造就星光、创造无限资本循环与积累的场域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它想要来回顾或是指出这个创造着自身的母体的问题时，往往就会显示出一股十分浅尝辄止的状态，并且伴随着商业利益的趋势而往往导致其最终会耗尽某个新创造出的类型，成为套路而变得轻浮。另一方面，电影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独立属性在这一复杂且强势的资本循环中，似乎也时常落于下风。在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中，我们似乎不能以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来要求或批评它，而需要把它当作一个征候或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通过对其中某些主要部分的关注和分析，发掘隐藏在其中的“潜意识”。

《大侦探皮卡丘》是好莱坞这一类型电影流水线上的成员之一，模式僵化、套路陈旧，稍微对此类电影有些了解便会轻而易举地猜测到故事的走向、角色的设定以及其所希望传达的意涵——如果它真有什么意涵的话。虽然如此，在这部电影中，却有两个问题十分值得稍作讨论，一方面是这两个问题在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中反复出现，另一方面它似乎也下意识地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与意识形态。首先是电影中资本的魔力，再者便是好莱坞此类电影中万年不变的父子梗。

蒂姆与皮卡丘

一、“绝对的资本导致绝对的腐败”

如果我们对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稍作改变，就能清晰地展现出在《大侦探皮卡丘》中最主要的一条线索，即“资本产生腐败，绝对的资本导致绝对的腐败”。电影中人与宝可梦和平共处的莱姆市建基在大企业家霍华德·克利福德的梦想之上，他希望通过这一尝试让人与宝可梦都能够成长成更完善的自我。当男主人公蒂姆踏足莱姆市，城市宣传视频中的女声温柔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美好与和谐，城市马路上人与宝可梦并肩齐驱，其乐融融……这些场景对于好莱坞此类类型电影而言并不陌生，而当我们把它放入这一序列之中，也便会立刻警觉，即表面的繁华平和往往掩盖着背后的阴谋。

在2016年的电影《疯狂动物城》中，来自乡下的兔子朱迪第一次踏足动物城的场景不是与蒂姆的故事十分相似吗？而动物城与莱姆市在很大程度上也十分相近，它们都是一座宣称开放且包容的城市，不同的物种（人与宝可梦）与天敌（食肉与食草动物）都能够在其中和平共处。但根据《疯狂动物城》的经历，我们或许对莱姆市所宣称的东西必须保持一定的警惕。

这一警惕来源于西方源远流长的乌托邦以及其后的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伴随着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和道德伦理关系的改变产生焦虑与警惕，于是乌托邦文学也就在这一担忧中蓬勃发展。无论是法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中对于中世纪作坊生产模式的向往与回归。其代表人物威廉·莫里斯便曾写了一部叫《乌有乡的消息》（1890年），在这部幻想小说中，莫里斯通过新与旧的对比，想象未来社会的美好与富足，同时抨击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邪恶。

莫里斯的这部小说大概具备了其后同类型乌托邦小说的主要元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模板。但对那些遭遇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来说，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乌托邦完全有可能最终变成“恶托邦”，于是在1933年出现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49年出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它们被称作反乌托邦小说。

在某种程度上，乌托邦思想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坚信乌托邦的人物，他们对于“完美”和“纯洁”有着十分强烈的信念，而容不得一点杂质。也正是这一意识形态，导致其拥有了对于“完美未来”解释的特权，而以此在当下为所欲为——即所谓的“只要目的是高尚的，过程便可以肆无忌惮”——暴力也便在其中被合理化。在《大侦探皮卡丘》中，身患残疾的霍华德不正是对于“完美”有着狂热的迷恋？为此他才不惜一切力量要让人与宝可梦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更加完善的生物体。

看似完美的城市都不过是假面

好莱坞类型电影吸收了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从《疯狂动物城》到《大侦探皮卡丘》，看似完美的城市都不过是假面，但造成这一假面或是对这一乌托邦梦想造成威胁的力量，在两部电影中却不尽相同。在《疯狂动物城》中，是对权力的渴望创造了危机和腐败；而在《大侦探皮卡丘》中，则是资本导致了腐败。这两种模式是好莱坞类型电影中十分典型的“邪恶”力量，一方面它折射着人性中的某种普遍性欲望，另一方面它也在揭露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中最主要的两股灰色势力的强势性。

在《大侦探皮卡丘》中，莱姆市虽然有自己的市长、市议会、警察与媒体，但就如电影中露西所说的，他们都已经被霍华德所控制。而霍华德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便是因为他强大的财力，而使得莱姆市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的囊中之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模式——这一模式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制度所自带的缺点——即金钱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于正常社会与政治运作的干预，甚至控制。

这一模式在好莱坞此类电影中层出不穷，富人为了一己私欲——有时这些一己私欲以一种“为国为民”的大公无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利用自己的财力进行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在其中，科学、政治与宣传往往是其着重关注的焦点，从而再次反映出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科学这一“新宗教”的复杂心情，一方面对其所带来的切实改变感到欣喜，但另一方面也对其难以捉摸的力量感到恐惧。在《侏罗纪公园》中，科学家利用基因技术孕育出新的恐龙，而造成灾难；在《毒液》中，科学家对外星生物进行研究而创造出毒液；在《大侦探皮卡丘》中，强大的宝可梦超梦同样来自于科学家的克隆技术……在这些科学研究背后，往往有着一个颇具野心的企业家身影。

我们或许可以说，好莱坞电影中对于无限资本的恐慌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所隐藏的危机的不安，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着某种先天的缺陷，即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并且当它不受节制而肆意发展时，便会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社会贫富问题，而由此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当电影中一次次指出这一点时，它所潜藏的某种心理便是对其的警惕，甚至还会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虽然这些方法在电影中往往颇为有效地解决了灾难，但于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十分有限。在《大侦探皮卡丘》中，解决由肆虐的资本所造成的危机的方法同样是好莱坞类型电影中十分俗套的模式，即父子档的力量。

超梦

二、父与子的套路

在《大侦探皮卡丘》中出现两对父子——企业家霍华德·克利福德与其子罗杰，哈利·古德曼与其子蒂姆。故事开始于多年未联系的男孩蒂姆收到父亲的死讯，而前往莱姆市收拾其遗物。蒂姆与父亲的关系模式，在好莱坞此类电影中有一个固定类型，即对于“失去的父亲”的寻找：此类父子关系大都在开始时因为某些缘故而疏离甚至仇恨相向，并导致多年断绝音信，最终因为某一方（大都是父亲）突遭变故（如生老病死等）而使得儿子前来；于此过程中，儿子将发现另一个与自己印象或是想象中完全不同的父亲形象，以及之前多年造成他们隔阂的往往是某些原本可以被解释的误会或感情上的疏忽……古德曼父子便是此类模式的教科书式展现。而在此类父子关系中有一个细节也需要注意，即家庭中作为妻子/母亲的缺席。在《大侦探皮卡丘》中，无论是古德曼父子，还是接下来要讨论的克利福德父子，都缺少妻子/母亲角色。蒂姆的母亲很早就去世，罗杰·克利福德的母亲大概也已经去世或不在家庭之中，但无论如何，女性角色都是缺席的。

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古德曼父子的状况，而妻子/母亲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妻子/母亲角色的缺位，才能够使得父与子成为故事的主角，而更进一步地展现出在一个传统男权社会中，权力的角逐往往便发生在男性之间，而其中又主要围绕着父子双方。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刚才描述的寻找“失去的父亲”这一父子模式看做一个隐喻，即关于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父子之间的爱恨情仇，而其中又往往以反叛和继承作为主旋律。所以在弗氏所研究的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其中决定性因素。伴随着儿子的成长，父亲的权威开始对其影响而命令他把曾经倾注在母亲身上的依恋和欲望进行转移，而使其开始向父亲看齐，从而使得“男性继承人链”得以保存和延续，也就使得父系法律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制度、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都得以巩固与再生产。俄狄浦斯情结标志着男权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儿子的归顺便成了主要关注点。

在蒂姆和父亲哈利之间，不正是存在着“疏离——了解——认同”的过程？寻找失去的父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两层内涵：一是寻找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父亲；二是重新寻找存在于父与子之间的连接，以及重新成为其继承人的资格。在电影开始时，蒂姆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朋友稀疏、郁闷且毫无前途，曾经渴望成为宝可梦训练师的梦想也已经遥不可及。而伴随着走上寻找父亲的征程，蒂姆的生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曾经的无聊到如今的刺激和冒险，而在此过程中不仅认识了宝可梦，也认识了女孩露西，最终还拯救了莱姆市……蒂姆的变化伴随着对父亲的靠近，因此是渴望找到父亲这一动力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达到父亲的水平而得以与其重见。蒂姆的经历看似是十分传统的少年（英雄）成长征程，但因为“父亲”形象与其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使它更像是一个关于回归父亲的过程，即某种浪子归来。

在1972年苏联著名导演塔可夫斯基拍摄的电影《飞向太空》（Solyaris）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父子关系。因为索拉里斯星的力量使得男主人公得以重见已经死去的妻子幽灵，饱受其折磨；但在电影最后，回到地球的男主人公来到父亲门前，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齐泽克在分析此部分时指出，男主人公与妻子重见所遭遇的痛苦不但没有带来两者的和解，反而带来了他与一直疏离的父亲关系的神圣和解。在这里，显示出的不仅是女性的多余，而且更进一步地显示出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父与子之间的封闭性关系，即为了保持传承的纯洁性，女性必须被排除，而儿子也必须放弃女性——母亲和妻子——重新回到父亲身边。

在《大侦探皮卡丘》中，与古德曼父子模式相反的是克利福德父子模式，后者同样潜在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中，即因为担心遭到父亲的阉割，儿子必须小心翼翼地压制和保护自己，但伴随着父亲的衰落和儿子的强大，这一传统权力关系也必然会出现转折。在克利福德父子中，父亲霍华德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闻名于世且权力强势，与之相比的儿子罗杰则——就如电影中霍华德对蒂姆所说的——一直觉得自己活在了父亲的阴影下，而希望能挣脱。但是伴随着霍华德患病且依靠轮椅，父与子的力量对比也就开始出现转折。但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才发现，“反叛的儿子”形象完全是霍华德自己所杜撰的，以此来欺骗蒂姆等人，而自始至终，儿子都在父亲的掌控之中。

如果说蒂姆是在寻找“失去的父亲”，那么罗杰则是在对抗“强势的父亲”，但无论是哪一种父亲，他们的权威都始终存在，只是随着境遇的不同而有所波动而已。因此对罗杰来说，推翻父亲的“暴政”也往往就需要假借他人之手。在电影中，伴随着蒂姆等人最终摧毁霍华德的阴谋，罗杰便得以继承原本属于父亲的一切，而有趣的是，他一方面或许会对父亲大加批评和否定，但另一方面他却正是站在父亲所创造的财富和权势下，享受着自己的特权。这也就使得父与子的传续连接完好无损，因此在某个意义上依旧是“和解”。在弗洛伊德看来，伴随着父亲的衰落，儿子总有一天会对其取而代之，但这一取代并不是彻底摧毁父亲所建造的一切，而往往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这里的“反抗”也便时常不带有某种积极的革命性，而只不过是又一次朝代更替罢了。

在《琅琊榜》中，最后一败涂地的老皇帝对未来即将继承自己位置的儿子说，在这个位置上，你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我。这便是此类父子模式中最大的诅咒，即因为儿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对父亲遗留之物的彻底反思、批判和重构，而导致传统的父之律法以及相关的结构性问题都依旧存在，且往往强势地控制着所有进入其中的新人，这也便是《琅琊榜》中老皇帝的意思，即只要不对最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最终大都会变成扬汤止沸。这一点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系统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在《大侦探皮卡丘》中，获得父亲权势的罗杰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从电影中最后的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发现，他或许会重新踏上父亲的旧途。一方面因为他自身的野心所致，另一方面则因为当他进入“父亲的世界”，许多事情或许也就是他一己之力所难以控制的了。而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在莱姆市几乎拥有霸权的新的资本家，罗杰或许很难突破这重重限制和鼓动，而摧毁这个封闭的车轮。

三、结语：鼓风救火的局限

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讨论的两个问题联系到一起看，便会发现在《大侦探皮卡丘》中，解决来自资本的暴虐和腐败的方法是父子联手，即通过一对父与子的和解来消除另一对父与子所造成的破坏。这一解决方法我们在好莱坞电影中也时常得见，无论是借助于死去的父亲力量（《雷神》），或是其启示（《黑豹》）等等，儿子最终都会在曾经疏离的父亲的帮助下消灭邪恶，重新恢复世界的秩序。但这一方案其实存在许多问题。

关于资本主义和父与子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父与子”创造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其意识形态。在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家庭与私有制时，他便已经发现男权体制本身最终为资本主义制度立稳脚跟和蓬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对其的回报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接纳了男权意识形态，并在其强势的影响下，渗入到社会、政治与文化等方方面面。因此从一开始，资本主义与男权制度便为盟友，彼此帮助，因此当前者出现问题时，便会直接影响到后者，所以以后者来解决前者所造成的问题，本身就是异想天开。

在《大侦探皮卡丘》中，我们看到莱姆市秩序的重新恢复和父与子关系的重建（古德曼父子）与更替（克利福德父子）是同步的，资本所造成的破坏更像是父子关系的某种外在预警，一旦它处于危机（克利福德父子的对抗关系）中时，便会肆虐。而当它重新恢复时，资本的循环和积累也被重新启动，并且通过它的力量来保护父子关系的安全。因此，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封闭的联结，环环相扣，以使得作为“儿子——父亲——儿子”的资本家的权益不会受到威胁，更进一步地往1%的方向前进。

因此，利用“父子”来解决资本和权力的肆虐或许本身就是扬汤止沸，在《大侦探皮卡丘》中，蒂姆与其父亲联手所解决的问题只是一次特定事件，而当好莱坞开始筹划其续集时，也便意味着新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利用“父子”联手来解决原本就由他们所制造出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会造成鼓风救火的局面，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火越烧越旺，即使未在当下出现，但也已经成为隐患，等待着某一日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