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唯一支持的左翼革命如何杀死切·格瓦拉？

输给革命的革命家

1967年，中国人的氢弹在苏联人的背后引爆，越南人的炮弹击落了美国人麦凯恩的飞机，叙利亚人的导弹一度飞过以色列人的头顶。

在东风乱吹的1967年，玻利维亚人却用一颗子弹打穿了切·格瓦拉的胸膛。

格瓦拉最后的岁月是在失望中度过的。

他原本以为，游击队的事业会得到玻利维亚农民的支持，就像在古巴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实却是，愿意加入游击队的人寥寥可数，连他本人也被一个叛逃者出卖。这位20世纪左翼革命最耀眼的明星，就这样死在了农民的手里。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有人指责这些愚昧的农民反对革命。其实，玻利维亚农民已经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那就是1952年玻利维亚革命。

它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回响，1959年古巴革命的先声。但它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得到了美国的承认，是20世纪美国在全世界支持的唯一一场左翼革命。

对于拉丁美洲的大多数革命，例如1944年危地马拉革命和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美国都抱以最高的敌意，不惜使用最卑鄙的手段打压。

唯独玻利维亚革命，竟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玻利维亚人也投桃报李，在美国人的支援下杀死了切·格瓦拉。

在20世纪拉丁美洲的五大革命当中，玻利维亚革命是最奇怪的。它确实是一场人民革命，然而又确实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所以并不奇怪的是，格瓦拉对玻利维亚革命产生了错觉。其实错觉也不完全是错觉，但是某些误判已经足以让他陷入绝境。

吞噬格瓦拉的，是怎样一片土地？杀死格瓦拉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走后，革命者的鲜血有没有白流？只有玻利维亚能给出答案。

继承寡头的寡头们

时间回到1952年4月，在南半球秋日的冷风中，玻利维亚空军的一架运输机载着一位流亡者回到了故乡。将来杀死格瓦拉的人，现在就在这架飞机上。

机长巴里恩托斯少尉轻推操纵杆，确保飞机上的客人平稳落地，这位客人就是玻利维亚人民的希望之星，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

埃斯登索罗注视着窗外的祖国，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

19世纪独立以来，玻利维亚一直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独立后的55年间，这个国家迎来了20位不同的总统。其中大多数是手握兵权的考迪罗。

最夸张的一位总统上台了四次，但一共也执政了不过四年时间。和同时代西语美洲的其它国家一样，刺杀、政变与内战是玻利维亚的日常剧目。

1879年，狂妄而无能的将军们为了硝石关税，轻率地与智利开战。随之而来的惨败让玻利维亚永远失去了所有的硝石产地，也把玻利维亚海军变成了一支没有海的海军。

幸好，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又拯救了这个盛产锡和白银的国家，大矿主们的财富急剧膨胀。19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的寡头时代开始了。

寡头们载歌载舞的同时，作为玻利维亚人口主体的原住民农民却几乎没有任何权利。20世纪初，玻利维亚全国只有4%的人拥有选举权。

在地下劳作的矿工们只能靠古柯叶缓解无尽的困苦。大庄园里目不识丁的印第安农民还在为庄园主无偿担负劳役，比五百年前的印加时代还要悲惨。

1932年，经历大萧条后摇摇欲坠的寡头政府孤注一掷，向巴拉圭发动了查科战争，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

接受德国式训练的玻利维亚军队比接受法国式训练的巴拉圭军队装备更好、人数更多，但是被强制征召的印第安农民们并不愿意为寡头们卖命，于是玻利维亚惨败给了巴拉圭。

随着查科战争的失败，寡头政府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和大萧条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一样，出身中产阶层的少壮派军官们通过政变接管了政权。

20世纪30年代对欧亚大陆的左派来说是漫长的寒冬，却是美洲左派的春天。加拿大自由党人、美国的小罗斯福、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巴西的瓦加斯都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开始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

玻利维亚的军官们也搭上了这趟班车，他们建立了一个“军事社会主义革命政府”，推出了一套矿产和石油国有化方针，还有一系列保护劳工和女性权益的法案。

然而好景不长，在矿业巨头和美国资本的反攻倒算下，许多新政无法真正落实。1939年8月的一个清晨，最后一位改革派军人总统举枪自尽，保守派军人随后上台。春暖花开的世界没有到来，迎接所有人的是猛烈的倒春寒。

保守派军政府取缔了大量改革举措，但是革命的火种已经在玻利维亚人民的心中种下。

正如西班牙内战后哲学家玛利亚·桑布拉诺所说：“革命的意义不只在于它实现的事情，还在于它期许的事情。”

1942年，也就是拉丁美洲加入二战陪跑大军的那一年，一个名叫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政党成立，它的领导人就是埃斯登索罗。

这个党是秘鲁阿普拉党的姊妹，它们都试图在南美洲复刻1910年墨西哥革命，终结寡头统治，建立左翼民族主义政府。

1952年，在他们的秘鲁同志还一筹莫展的时候，玻利维亚革命党先声夺人。

背叛群众的群众党

流亡归来的埃斯登索罗走下飞机，开始行使他作为民选总统的合法权力。

一年前的1951年，他带领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赢得玻利维亚大选，反动的寡头和军人们却宣布选举无效，埃斯登索罗被迫流亡。

玻利维亚的邻国秘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军政府控制下，赢得大选的阿普拉党领袖德拉托雷常年流亡，到死也没当上总统。

玻利维亚（原名上秘鲁）和秘鲁是安第斯山上的姊妹国家，早在殖民地乃至印加时代，两国历史就一直同频共振。看起来，埃斯登索罗也逃不掉终身流亡的命运。

然而，命运之神在1952年扳下了改变道岔的摇柄。

1952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号召拉美国家派兵到朝鲜作战。最终，除了美国在南美洲的头号忠实盟友哥伦比亚，没有任何国家真的派出了军队。

玻利维亚寡头政府急于向美国证明自己的忠诚，也准备派出3万军队参加朝鲜战争。这个愚蠢的决定却激怒了民众，迅速引发了玻利维亚革命。

1952年4月17日，革命在矿工当中率先爆发，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等左翼力量迅速跟进，动员农民和城市居民加入革命。

自从独立以来，玻利维亚军队在对外战争当中无一胜绩，对内镇压人民却是未尝一败。直到1952年的这次革命，他们终于输掉了一场该输的战争。

上台后的埃斯登索罗政府把美国资本控制的三大锡矿和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工人得到了退休金和工会，以及对工厂和矿山的监督权。农村开始了土地改革。

印第安人农民和女性得到了选举权，教育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次脱离了寡头统治，革命政府在民众当中赢得了广泛拥护。

但是，既然这场革命发生在拉丁美洲，那么仅仅考虑民众的态度就是不够的。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玻利维亚人绕不开美国的态度。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对玻利维亚革命露出了微笑，尽管笑得有些勉强。

华盛顿判断认为，玻利维亚革命虽然是左翼革命，但其主导者并不是共产党。比起左翼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才是美国真正的死敌。既然如此，不妨试着拉拢民族主义者，防止共产主义抬头。

于是，美国宣布承认埃斯登索罗政府。革命政权大喜过望，也重新开放了外国公司在玻利维亚勘探开采石油的许可，向美国表示感谢。

美国人的让步使得玻利维亚免于经济封锁和政治颠覆，对革命政府来说是个利好开局，但是艰难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1956年，埃斯登索罗的同志和密友西莱斯·苏亚索当选总统。政权的平稳交接让埃斯登索罗十分满意。

他得意地宣称，玻利维亚革命和它的榜样墨西哥革命一样，实现了制度化。要知道，墨西哥是1930年后唯一一个靠革命政体免疫了内战和军事政变的拉美国家。

事实证明，埃斯登索罗高兴的太早了。

虽然没有遭受封锁，但是作为贫穷的农业国，玻利维亚没法靠自给自足筹集改革需要的资金。

革命政府起初用通货膨胀政策推动改革，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如果继续增发货币，就会引发中产阶级的不满，玻利维亚脆弱的经济也将不堪重负。

钱从哪里来，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摆在革命政府面前的方案有两个，一是慢慢发展产业，二是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前者很慢、很艰难、很复杂；后者很简单，效果立竿见影。

只要再做一些让步，美国人就会掏钱给我们修建学校和公路，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不是在一开始，就和美国人做了笔小交易吗？结果显然利大于弊啊。

就在玻利维亚政府纠结能不能管美国要钱的时候，美国人居然自己把钱送上门了。

1959年，古巴革命引发了拉丁美洲新一轮左翼浪潮。美国策划的猪湾入侵失败，接着又被苏联导弹将了一军。美国被迫开始重视拉丁美洲的改革问题。

在古巴革命前一年的1958年，委内瑞拉军政府倒台，民主行动党领袖贝坦柯尔特经选举上台，开启左翼民族主义改革。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向美国政府建言说，拉丁美洲的未来道路只有两条，要么是卡斯特罗道路，要么是贝坦柯尔特道路。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应该支持拉美的左翼民族主义改革，不然就得面对共产主义革命浪潮。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争取进步同盟”，宣布准备拿出真金白银，支持拉美国家的社会改革。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免疫共产主义革命的唯一方法。

除了委内瑞拉，另一个得到美元照顾的左翼民族主义政权，就是玻利维亚。正巧，就像我们前边说的那样，玻利维亚也急需用钱推进改革。

于是在六十年代初，美国人的钱开始涌入玻利维亚政府的账户。但是，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元大礼背后的代价有两个。

其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玻利维亚革命政权必须配合美国防共反共，并且在经济政策上向美国资本做出更多让步。

其二，也是更致命的后果，革命政权越依赖美国金援，就越忽视它本来应该依靠的经济基础——玻利维亚人民。

结果就是，革命政权犯下了所有政党能犯的最大错误，脱离自己的执政基础。

对于这些危险，老革命家埃斯登索罗当然是有认识的，何况党内已经有很多同志和他决裂。但是形势已经是骑虎难下，覆水难收。

1964年，在美国支持下，玻利维亚军人、副总统巴里恩托斯发动政变。总统埃斯登索罗凄凉地发现，已经没有工人农民站出来保卫他的政权了。

这位巴里恩托斯将军，就是当初那位载着他结束流亡，回到祖国的机长。如今，曾经为他牵马提鞍的人，又亲手把他送上了流亡之路。

当上总统的巴里恩托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他更加亲美、保守，但依然是个革命派军人，宣布继承玻利维亚革命，和智利的皮诺切特不是一路人物。

后来，有个叛逃古巴的中情局特工曝光说，玻利维亚政府塞满了美国情报部门的线人，巴里恩托斯还为此暴跳如雷，和美国人大吵了一架。

巴里恩托斯有原住民血统，他推崇天主教，爱护农民，却憎恨工人运动，极度反共。他善于演讲，又会说克丘亚语，因此在农民当中很受欢迎。

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以及他背后那场扭曲的革命，让切.格瓦拉产生了错觉。而巴里恩托斯，就是那个杀死切.格瓦拉的人。

1959年古巴革命后，志得意满的古巴革命党人认为拉美革命指日可待，开始对外输出革命。他们选定的第一批重点目标，就是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

从独立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委内瑞拉很容易受到加勒比地区政治的影响。而玻利维亚是南美大陆最贫穷的国家，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薄弱地带”。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都发生过左翼革命，又都在美国支援下发生右转。要知道，当年古巴的巴蒂斯塔也是革命军人出身，却走向了堕落。

古巴人因此认为，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复刻古巴革命，是最有可能的。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很严重的误判。

无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玻利维亚，左翼民族主义政权还都拥有比较稳固的群众基础，巴里恩托斯和残暴无能的巴蒂斯塔也不是一丘之貉。

1967年，带着错觉和革命热情来到玻利维亚的切·格瓦拉，就发现游击战争在这里行不通。农民依然支持巴里恩托斯代表的革命政权，对共产主义游击队缺乏兴趣。

于是，作为阿根廷历史上最离经叛道的医学生，拉丁美洲历史上最知名的摩托客，切·格瓦拉的生命旅途在1967年的玻利维亚抵达终点。

杀死切·格瓦拉让巴里恩托斯政权十分骄傲，美国政府也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政策起到了良好效果。

殊不知，打败切·格瓦拉的，并不是美国人用美元打的“预防针”，而是玻利维亚革命还未完全消散的政治遗产。

等到遗产耗尽的时候，真正的悲剧才会拉开序幕。

永远回响的回响声

1969年，在格瓦拉死亡两年之后，巴里恩托斯也死于一场空难。当时，这位钟情于农村的军人总统正开着直升机在山里撒钱，直到螺旋桨卷住了一根电线。

如果说巴里恩托斯对玻利维亚革命做的事还算是“修正”，那么他的继承者可以说是真正的沉沦。

古巴人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遭遇的失败，只是拉美左翼运动低潮的开始。在美国支持下，一批右翼军政府粉墨登场，掌控了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

巴西和秘鲁的军政府在七十年代已经稳固，智利和乌拉圭这两个文官政治模范生也在1973年落入军人之手，传统上军政府泛滥的阿根廷和中美洲地区更不必说。

玻利维亚也无法独善其身。1971年，乌戈·班塞尔将军通过政变上台，一手缔造了20世纪玻利维亚维持时间最长（8年）的军政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右翼的班塞尔将军也自认为是玻利维亚革命的继承者，他甚至一度得到了流亡中的埃斯登索罗的支持。

但是，这位军人所做的只不过是坐吃玻利维亚革命的老本，继续镇压工人，继续依赖农产品出口经济，继续仰仗美国人，继续制造新的寡头。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经济萧条，拉丁美洲在八十年代陷入债务危机，开启“失落的二十年”。

1978年，班塞尔在经济危机中辞职下台。之后的玻利维亚虽然恢复了民选政府，却已经再无革命时代的朝气。

在“民主时代”，埃斯登索罗和其同志苏亚索都曾再次当选总统，但再也没有能力继续革命，只能同新自由主义大潮随波逐流。军人班塞尔也被选票再次推上总统宝座，他的第二任期政绩和之前一样平庸。

直到今天，玻利维亚依然是南美洲最穷的国家。

令人唏嘘的是，如果问我玻利维亚革命是在哪一年终结的，谁是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是埃斯登索罗，巴里恩托斯，还是乌戈·班塞尔？我只能说我给不出答案。

革命精神的湮灭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人之过。革命似乎也没有确定的死亡标志，这也是切·格瓦拉产生错觉的根本原因。

虽然今天的玻利维亚依旧贫穷，虽然那里的寡头依旧强大，但这个国家的农民至少已经拥有相当多的话语权，能够用选票决定政局走向，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不得不说是玻利维亚革命的宝贵遗产。

我想把之前引用过的一句话再说一遍，西班牙内战后，哲学家玛利亚·桑布拉诺曾经说过：“革命的意义不只在于它实现的事情，还在于它期许的事情。”

玻利维亚和墨西哥革命的变质，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改革者的沉沦，令人或许愤怒，或许无奈。但是至少，革命总归能够留下印记和回响，在曲折前进的历史当中，进步的声音不会永远沉沦。

马德里保卫战不会白输，切·格瓦拉不会白死，玻利维亚革命也不会白白被背叛。

我是河畔的伯爵，边缘世界的声音在我这里叮咚作响，欢迎关注，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