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常用来指知觉危险时期所引起的主观状态（赵丽琴，石勤，2003）。从其人格结构观点出发，弗洛伊德也认为焦虑是一种人格不适应状态引起的痛苦体验（张书义，1998），是个体把冲突看作一种危险或是不愉快的信号所做出的反应。新精神分析学派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观念，同时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特别强调社会因素等在焦虑形成中的作用，其中霍妮认为焦虑的来源以社会文化为基础,是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

现代社会的中青年人，正在被巨大的压力包裹着：高强度的竞争比较、生活繁重的压力、社会关系疏离、自我期许与现实成就之间的落差，我们好像在深海中挣扎着上浮，巨大的漩涡和无边的风浪吞噬着精力也消耗着热情。 媒体抓住了我们焦虑的源头，将少数个体有所成就的信息强行“贩卖”给大众，努力夸大社会环境中人与人的差异，唤醒大众的人格不适应状态，进一步引起大众的痛苦体验，最终形成焦虑。 我们被与他人或者群体差异和落差的信息包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数变为竞争和比较，正因此，焦虑的气温正在我们周围肆意蔓延上升。

除了抓住焦虑的形成过程， 此类媒体也利用了人们与其他类似个体的“比较”心理来引发焦虑。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们具有想要清楚地评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动机，但常常缺乏客观评估的手段，于是通过与相似个体的比较来评估和定义自我(Festinger,1954; Wood, J. V., 1989)。

社会比较包括如何比较自己和他人的个性品质、观点和行为（例如，绩效、个性特征）（孙炯雯，郑全全，2004）。根据比较方向的不同，社会比较可以分为上行社会比较和下行社会比较：上行社会比较是指与比自己优秀及能力更强的人进行比较，而下行社会比较是指 与不如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Mussweiler, T. , K Rüter, & Epstude, K.,2006）。此外，也有研究对焦虑与上行社会比较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交网络中上行社会比较和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杨邦林，叶一舵，邱文福，2017）。

认知失调理论可进一步解释这种差异唤起焦虑情感的过程。认知失调是一种重要的态度改变现象。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情感唤起的原因是由人的“预期”与“经历”一致的程度决定的。当二者高度不一致时，情感就随之产生（Festinger, L.，1957）。如果个体总是与和自己差别很大的人相比较,尤其是与比自己强很多的人相比较，那么，由此产生的不平衡就会增多，相应地，也就更容易陷入到对自己能力的焦虑之中。如果个体与和自己比较接近的人或群体相比较,发现自己与他人相差很多，也会导致个体陷入失调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引起的焦虑可能会比上一种情况下的焦虑更加严重（付翠，2001）。

“贩卖焦虑”的信息和文章，使大众被动地与其差别很大的同龄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将环境赋予的标准提高，人们不得不在差距下直面自己的弱点，仿佛面对白炽灯下贫瘠的自己，从而陷入对自我预期的怀疑，挫败感飙升，甚至引起恐慌的情绪。

随着网络传播速度的急剧加快，如果大众长期被动接触不良的焦虑信息，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很难得到解决，从而形成一种焦虑的社会氛围，甚至可能引起社会恐慌。从此观点来看，个体的焦虑感很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贩卖焦虑”催人上进的积极意义远不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急需从“贩卖焦虑”中脱身出来：

1.认识到群体相似性： 陈爽（2015）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表现或能力表现与周围大多数人一致时，可以缓解认知失调。面对铺天盖地的比较信息，更需要我们认识到大部分引起焦虑的案例都是极端的少数个案。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多与身边的人交流来增强自己的群体性和一致性，减少过高目标给自己带来的焦虑或其他负面影响。

2.观看“治愈性”综艺缓解焦虑： 媒介欲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必须针对受众认知特征和认知需求，在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有研究表明，“治愈系”综艺从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角度出发，唤醒受众旧有认知图式中对于中国和睦、温情的家庭意识以及对友情、对梦想的追求（李炅，2020）。“治愈系”综艺通过对国人集体潜意识的唤醒来达成媒介与受众的共通空间。因此，在高压和焦虑的环境下我们也可以通过此类综艺来满足自己、缓解压力、走出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