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洵《六国论》随感

文/郭英德

秦王嬴政十七年（前230）至二十六年（前221），秦国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此后千百年间，六国覆亡的话题常常引起人们关于朝代更替、历史兴亡的沉痛喟叹和深刻反思，经久不衰。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元年（1056）间，眉州眉山人苏洵（1009—1066）居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撰写了《权书》十篇。《权书》的第八篇题为《六国》 （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2—63页） ，后人习称《六国论》。文章在重新审视秦灭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斩钉截铁地指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细读《六国论》，我们看到，苏洵将六国的“赂秦而力亏”，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可以称为直接“赂秦”、变相“赂秦”和间接“赂秦”。

第一种情况，是与秦国接壤的韩、魏、楚三国，直接地“割地以赂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日积月累，导致国土益缩，国力遽衰。 早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为赵国“合纵”，就游说魏王道：“夫事秦必割地效质，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 （刘向辑录《战国策》卷二二《魏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90页） 汉初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指出：战国后期，天下诸侯“从散约数，争割地而赂秦”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 。总结韩、魏、楚三国“割地以赂秦”的情况，苏洵指出：“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他还引用战国时期孙臣、苏代进谏魏安厘王时，先后都用过的比喻，说：“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参见《战国策·魏策三》、《史记·魏世家》） 纳地于秦，求和自保，这种行为就像抱薪救火一样，总有一天，土地都送给秦国，国家也就灭亡了。

第二种情况，是像齐国那样，虽然与秦国不接壤，不至于“割地以赂秦”，但是却目光短浅，不思进取，采取“与嬴而不助五国”，即亲附秦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的外交方略。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王田建十七年（前248）以后，后胜相齐，一改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的国策，伙同众宾客，私下接受秦国贿赂，劝齐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苏洵认为，齐国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导致自身孤立无援，最后“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在战国时期，齐国是大国，原本可以与秦国一较高低的。然而，齐国表面上“未尝赂秦”，却以阿附秦国的方式变相地“赂秦”，从而导致最终覆亡。

第三种情况，是像燕、赵两国那样，起初坚守大义，以兵抗秦，保全领土，因此虽然国土不广，实力不强，但却能免于亡国。 但是，在秦王政二十年（前227）时，燕太子丹派遣荆柯，以樊於期的首级和燕督亢地图进献秦王，图谋乘机刺杀秦王嬴政，结果荆柯反而被秦王所杀。这一惹火烧身的举动，大大激怒了秦王。秦王当即发兵伐燕，第二年就攻克了燕都。燕王喜逃到辽东，杀太子丹，献给秦王。不久燕国就灭亡了 （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赵国曾凭借大将军李牧，多次击败秦兵，保卫国土。后来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时，以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行反间计，郭开诬陷李牧等谋反。赵王听信谗言，捕杀李牧。于是王翦大破赵军，虏赵幽缪王迁，赵遂亡国 （事见《史记·赵世家》及《廉颇蔺相如列传》） 。 燕、赵两国，虽然没有用土地直接“赂秦”，也没有以实力变相“赂秦”，但却由于“用武而不终”，要么谋略不当，要么祸起萧墙，从而削弱了自身的国力，间接地导致“赂秦而力亏”的结局。

反思六国灭亡的历史，苏洵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六国假使不采取这三种殊途同归的“赂秦”策略，而是捍卫国土，独立自强，讲求智谋，珍惜人才，而且合力抗秦，那么，六国与秦国，孰胜孰负，孰存孰亡，相互较量，结局也许未可轻易判定。

当然，认为楚、韩、魏三国“以地事秦”是直接“赂秦”，而齐国的做法实属变相“赂秦”，燕、赵两国的做法则是间接“赂秦”，这是我阅读《六国论》以后所做的分析和归纳。在文章中，苏洵并没有明确地做这样的区分。显然，苏洵过于钟情“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的论述主旨，所以在文章中开门见山，以造成“先声夺人”的效果。但是他心知肚明，这一判断难以全面解释六国灭亡的历史事实。所以在文章开篇提出这一主旨后，苏洵立即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并且自我辩解道：“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文章在畅论楚、韩、魏三国将土地“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之后，转而分析“不赂者以赂者丧”，以“齐人未尝赂秦”，燕、赵之君“义不赂秦”，但最终难逃覆亡的结局，作为文章主旨的拓展。

苏洵这种从“赂秦而力亏”说到“不赂者以赂者丧”的论述理路，体现出战国纵横家般的雄辩习气。 所以明人茅坤评此文说：“一篇议论，从《战国策》纵人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一三评语） 清人恽敬也评说：“苏明允自兵家、从横家入，故其言纵厉。” （《大云山房文稿》卷首《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清人文集汇编》第449册影印清同治八年刻本，144页）

但是从论说文的写法上看，这种论述理路颇有刻意诡辨之嫌，而难以自圆其说。 道理很简单，既然六国中存在“不赂者以赂者丧”的历史事实，就难以断然宣称“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当然，阅读古人的文章，我们与其为古人行文不当而辩解，不如仔细琢磨，古人为什么这样行文呢？苏洵之所以选择从“赂秦而力亏”说到“不赂者以赂者丧”的论述理路， 显然是因为这篇文章旨在以古喻今，具有非常自觉而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所以不惜借题发挥。 苏洵自己说得很明白：“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 （《嘉祐集笺注》卷一一《上韩枢密书》，301页） 对此，欧阳修（1007—1072）也是“心不灵犀一点通”的。嘉祐五年（1055），他将苏洵《权书》十篇等文章转呈仁宗皇帝时，就称这些文章“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二《奏议》卷一六《荐布衣苏洵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1698页） 。时任雅州（今四川雅安）同知的雷简夫（1001—1067），也称道《六国论》等文章托古论今，“讥时之弊” （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引《上韩忠献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9页） 。

尤其是《六国论》一文的末段，苏洵痛切地说：“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在这种颇为含蓄的“不说之说”中，人们不难听出苏洵的弦外之音： 这是将北宋以岁币与契丹、西夏和议，与战国时诸国“以地事秦”相类比，同样视为国之大患，甚至认为等而下之。 所以明人袁宏道评说：“末影宋事，尤妙。” （杨慎选《嘉乐斋三苏文范》卷二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9册影印明天启二年刻本，204页）

史书记载，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后，宋输契丹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次年，又输西夏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在宋王朝虽称之为“岁赐”，契丹和西夏则视之为“岁纳” （见《宋史》真宗、仁宗本纪及《续资治通鉴长编》） 。 所以，在苏洵看来，银、绢、茶等虽然不是土地，但宋王朝的这种屈辱求和的外交方略，却与楚、韩、魏三国“以地赂秦”如出一辙。 在《几策·审敌》中，苏洵论当代之事，同样尖锐地指出：“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 （《嘉祐集笺注》卷一，15—16页） 。所以明人陈士贤评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智，未可以文士目之。” （杨慎选《嘉乐斋三苏文范》卷二引，204页。一说何景明语，见《御选古文渊鉴》卷四七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351—352页） 宋朝是否因为“赂契丹”而亡且不论，但苏洵痛切“赂之为害”，而借古喻今，则是事实。

不过，苏洵坚决反对“赂秦”，主张“用兵”、“用武”的观点，并未为当时的朝廷所真正采纳。 苏洵明白，他呈上《权书》等“略言当世之要”的著述，虽然因此得到皇帝召见，但“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 （《嘉祐集笺注》卷十《上皇帝书》，292页） 。 他的这一观点，甚至没有被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所继承。 嘉祐五年（1060），苏辙二十二岁时，撰《六国论》 （苏辙撰，陈宏天、高秀方校点《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247—1248页） 。他认为，六国覆亡，是由于“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进而从分析六国地理、形势入手，提出“厚韩亲魏以摈秦”的主张。《苏轼文集》卷五收录《论养士》一篇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39—141页） ，古人也题为《六国论》 （郎晔选注、庞石帚校订《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四，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193—196页） 。文章约撰于哲宗元符年间（1098—1110），时苏轼谪居海南 （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11年，333页） 。文章以“养士”为主旨，认为：“六国养士而久存，秦朝逐士而速亡。”苏辙和苏轼的史论文章，都未曾延续乃父“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观点。

究其实，《六国论》这篇文章，在论述技巧上，采用的是先声夺人，而后层层推进的方式。 从六国灭亡的历史中，苏洵推论出的深刻思想，或者说他想揭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劈空而来”的“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或者“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而是“水到渠成”的“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清康熙间《御选古文渊鉴》评此文就说：“稔悉情势，步步深入，归到大意，如千钧一发，壁垒皆新。”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7册，第351页）

苏洵明确地指出，只有提升自身的实力，不为他国的政治、经济或军事的“积威”所胁迫，这才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 而“六国破灭”之所以“弊在赂秦”，恰恰是因为六国畏惧并屈服于秦国的强势威压，放弃“与秦相较，或未易量”的勇气，采取“赂秦”的外交方略，贪图“得一夕安寝”的日子，从而丧失了足以使“秦人食之不得下咽”的战略优势，导致国家覆亡。

明白这一点，回过头来阅读“则秦之所大欲，而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一段文字，就能得到更深的体会—— 原来，这一段文字恰恰是就“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而发的。 苏洵指出，秦国所希望的，是借助于“积威”，迫使诸侯“以地事秦”，而不是攻取征战。因为，秦国“小则获邑，大则得城”，所获之利与“战胜而得者”相较，“其实百倍”。与此相同，诸侯“以地事秦”，“日削月割，以趋于亡”，所失去的与“战败而亡者”相较，“其实亦百倍”。既然如此，秦国何不凭借“积威”而获利，既能满足自身扩张领土的欲望，又不至于损伤自身的实力呢？反之，诸侯又何不以兵、战对抗秦国的“积威”，捍卫自身的领土，避免国家的覆亡呢？

由此看来，无论是直接“赂秦”、变相“赂秦”，还是间接“赂秦”，其实都是慑于秦国的“积威”，从而放弃自身的实力。 苏洵认为，面对霸气十足、咄咄逼人的强国，无论是割让土地、进献钱帛，是忍让阿附，还是用武不终，都不可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只能导致丧权辱国，国破家亡。因此，怎能能够任凭“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而不愤然抗争呢？

那么，“为国者”如何才能做到“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呢？苏洵指出，如果六国“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在这里，苏洵提出了两条极富于启示意义的治国方略： 一是以重金激励人才，以诚心礼敬人才，这是内政之要；二是“并力西向”，即加强六国之间的团结，建立同盟，这是外交之要。

就前者而言，苏洵希望借助于物质刺激和道德关怀的方式，激励“天下之谋臣”，重用“天下之奇人”，从而实现“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 （ 《嘉祐集笺注》卷一《几策·审敌》，13页） ，这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主张，在北宋的现实政治中难以落到实处。 但是这种注重人才的观点却的确是北宋士人的共识 ，所以苏轼在《六国论》中才会极力强调“重士”，认为“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

而就后者而言，苏洵所说的“并力西向”，并非首创之说。早在战国时期，苏秦主张“合纵”，就说：“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而苏洵生活的北宋时期，宋王朝已经是“天下之大”了，不可能有“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的战略选择。 所以，苏洵的进言，实际上是打了一记华而不实的“空拳”。

但是，苏洵重新提出这种与他国建立同盟，以抗衡强国、形成共赢局面的外交方略，却赋予我们以极为深刻的现实启发。在国际关系中，弱国面对强国，要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要发展自身的政治经济，要使自身真正做到“强身健体”，最佳的外交方略，就是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与他国同心携力，休戚与共，实现合作共嬴、共同发展的局面。 这不正是符合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国方略吗？

《六国论》为《权书》中的一篇，就其文体特征而言，属于策论。 汉文帝以后有策士制度，唐、宋时期策论更用于科举考试。尤其是宋代，又有私自著策议政而上进的文章，如苏洵的《几策》、《权书》、《衡论》，苏轼的《策略》、《策别》、《策断》，苏辙、秦观的《进策》之类。因为《六国论》是就史立论，所以也可以说是策论性质的史论。

历代策论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大多采用“剑走偏锋”的行文方式。 策论文章的旨趣与一般的史论文章不同，并不在于全面地考察历史文献，客观地考辨历史事实，深入地解析历史谜团，而在于“即史论人”、“即史论事”或“即史论世”，阐述论者自身的观点。 这也就是前引苏洵《上韩枢密书》所说的，论述“古人已往成败之迹”，旨在“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所以，策论文章大多有立论偏颇、史实失当、论述不周之处，《六国论》也不例外。而在阐述论者自身观点的时候，策论文章的旨趣也往往不同于一般的史论文章，不追求严谨的逻辑结构和缜密的论证推理，而总是刻意彰显精辟的见解与深刻的思想。 因此，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以气行文，雄辨滔滔，就成为策论文章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价值。 像苏洵《六国论》这种带有浓厚的纵横家气息的策论文章，更是如此。这两点应该是我们阅读古人策论文章的“读法”。

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期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近三十部，论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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