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认为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一切“文”的写作，归根结底都是对“道”的某种阐发。所谓“道”，联系书中上下文看，主要是指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在文章阐发“道”的途径方面，作者提倡“征圣”与“宗经”，因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而圣人借以“明道”之“文”，最典范的便是儒家经书；经籍不但可以提供作文的思想准则，同时也演示了一篇“文质彬彬”之作撰就后的崇高境界。但文的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与思想诠释，而有其自身特殊的形式要求，因此刘勰又提倡在“征圣”“宗经”的前提下，适当地汲取 谶纬 图书与 楚辞 骚赋中的有益养分，因为谶纬“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篇）；而楚骚则“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只要学者“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便“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辨骚》篇）。

刘勰根据当时文坛对“文”“笔”的基本划分，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就 诗 、 乐府 、 赋 等十类有韵之“文”，与 史传 、 诸子 、论说等十类无韵之“笔”的文体性质、发展简史、写作要点等进行了逐一讨论。这方面与文学较有关联的见解，主要集中在《明诗》《乐府》《诠赋》诸篇；《谐讔》《论说》等篇的部分论述，也涉及文学。对于已有悠久历史的重要的文学体裁——诗歌，刘勰首先别出心裁地释其义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继而比较细致地回顾了迄“近世”为止的诗史，其中对 五言诗 起源于 李陵 、 班婕妤 的旧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但在比较 四言诗 、五言诗的优劣异同时，又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对相对后起的五言诗抱有轻视的态度。在论及乐府、 辞赋 二体时，作者一方面准确地概括、描述了乐府“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特征与赋体创作中“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主客体交流情状，另一方面又不免受“征圣”“宗经”著述原旨的制约，斥乐府民歌为“艳歌”“淫辞”。至《谐讔》篇虽贬低有关文章“本体不雅”，但将原不受正统文人重视而又具有相当文学性的讽刺文专列一目讨论，不为无见；《论说》篇中表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论作，要求撰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并强调“说”贵在“顺风以托势”，也点出了议论性散文的创作关键。

在标举“文之枢纽”，分体“论文叙笔”的基础上，刘勰又多侧面地讨论了作文之“术”，即写作的具体程序与方法。这部分论说由于从现代视角看直接提示了文学创作的诸多要诀，故不少论者径称之为“创作论”。其中为历来研究者称引的见解，大致集中在《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物色》诸篇；《定势》《镕裁》《附会》等篇解说作文谋篇布局之道，也颇受学者重视。具体而言，刘勰标出“神思”二字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而他所谓的“神思”，盖指写作过程中作者所具有的诸种复杂的思维活动。他将由“神思”统领的这一历程描写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延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并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之语形象地摹画了“神思方运”之时作者思绪的活跃（《神思》篇）。在充分考虑作者才气情性的前提下，刘勰又将作品的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体性》篇），而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品所应具备的首要因素当是“风骨”。风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而“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风骨》篇），可见刘勰所称“风骨”，实是一种作者情志外化于作品的动人风貌，与由锤炼语辞而呈现于文间的劲健气概的结合物。至如何使作品臻于具有“风骨”的境界，刘勰又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指示了其所由之途。一方面，他推崇“为情而造文”，贬斥“为文而造情”，认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另一方面，他也重视客观世界对于作者写作的重要意义，因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之说（《物色》篇）。而在此物、情、辞三者递进互动的理论构架下，刘勰又对具有一定操作性的作文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修改润色诸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提出了诸如“三准”（《镕裁》篇）、“四对”（《丽辞》篇）、练字四要（《练字》篇）等一系列作文细则。但在这一部分涉及对“近代”即刘勰所处时代文学的价值评判时，作者仍坚持正统标准，对“新”“奇”之作严加排斥，认为“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定势》篇），表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

在最后一部分通常被简称作“批评论”的篇章里，刘勰实际上分述了文章发展的历史、作者才德、鉴赏与批评几个方面的问题，它们也都涉及文学。《时序》篇所列叙“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章史，中心内容即是自 唐虞 至南齐的文学发展简史。《才略》《程器》篇论作者，所论多汉魏两晋文学名家。至《知音》一篇，抉发鉴赏品评文学作品要略最多，像所标“六观”，所谓“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即是刘勰所持的文学批评标准，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又是刘勰提出的一种深入作者之心的文学鉴赏方法。

文心雕龙 艺术特点

作为一部论述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文心雕龙》的论述语言颇具特色，首先便是语言精练，论述深刻。作者不论是在阐述相关的文学理论还是在梳理不同文体的流派时，都善于运用十分精简的语言进行论述，以便将深刻难懂的理论或复杂的流变过程以简明清晰的笔法呈现出来，易于理解。与此同时，又能做到笔法虽简却论述深刻，也就是运用简洁的语言将文学理论解释得深刻到位，而非简单地流于表面。

《文心雕龙》本身也是一部独立成书的优秀文学著作，不仅体现在涉及文学创作的篇章中极具价值的独创性观点，也体现在论述语言上。其论述语言对仗严格，声律工整，体现出极高的文学性。刘勰擅长使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进行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具体体现在《文心雕龙》的篇章中存在大量的骈文语句，辞藻华丽，读来朗朗上口。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作中，《文心雕龙》以结构严密、系统性强而著称。全书分为四个方面，但其理论观点是首尾连贯的，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逻辑性强，语言典雅华丽，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学中的很多问题。

《文心雕龙》中所包含的与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内容，尽管瑕瑜互见，但将之置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中去看，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书中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旨的文章学导论显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但文笔精致、叙述周详而又具有早期古典文论所罕见的理论色彩的文体、文术、批评诸论，在相当程度上补救了其书思想基础的陈旧乏彩之弊，奠定了此书在中国文学研究史尤其是批评史上的地位。

此书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进步文艺思想，比较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所提出的一些文章品评概念，如“风骨”“神思”“隐秀”等，在后来的传统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唐时的文人以刘勰的文学主张为武器，一扫六朝时颓废萎靡的文风，使文坛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 龙学 ”。至今，《文心雕龙》还是研究先秦至六朝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论著，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在研究、译注、考证等各个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一部值得自豪的著作。早在9世纪初，《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便流传海外。1731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文心雕龙》句读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个《文心雕龙》版本。19世纪以后，国外不仅出版过多种《文心雕龙》的原本和译本，供研究《文心雕龙》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正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

唐代 姚思廉 《 梁书 ·刘勰传》：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唐代 刘知几 《 史通 》卷十《自叙》：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

明代 胡应麟 《 诗薮 ·内编》卷二： 萧统 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

清代 黄叔琳 《 文心雕龙辑注 》序：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遣言，纷纶葳蕤，罕能切究。

清代 章学诚 《 文史通义 ·内篇》卷五《诗话》：《 诗品 》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

清代孙梅《 四六丛话 》卷三十一：探幽索隐，穷极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

现代文学家、思想家 鲁迅 《〈诗论〉题记》：而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现代历史学家 范文澜 《 中国通史简编 》第二编：刘勰以前，文人讨论文学的著述，如 曹丕 《 典论·论文 》、 曹植 《 与杨德祖书 》、 陆机 《 文赋 》、 挚虞 《 文章流别论 》、 李充 《 翰林论 》，都只是各有所见，偏而不全。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11-15]

《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敦煌发现的唐写本残卷（斯五四七八，起《原道》篇末，讫《谐讔》篇题）。单刻传世年代最早的，是元 至正 十五年（1355）嘉兴郡学刻十卷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明清两代，刊本颇多，以明万历间刊梅庆生音注本、清乾隆间刊黄叔琳辑注本较知名。现代学者撰注的诸本中，以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影响最大。另有 杨明照 《文心雕龙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 刘永济 《 文心雕龙校释 》（中华书局，1962年）、 王利器 《 文心雕龙校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詹锳 《 文心雕龙义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等，海外还有施友忠的英译本， 兴膳宏 、 目加田诚 、户田浩晓的三种日译本等。

刘勰（约465—约532）， 南朝梁 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时称南东莞，今江苏镇江）。早年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精通佛教经论。 梁武帝 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为萧统（昭明太子）所重。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南齐末年，写成《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