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朱熹一样，都特别推崇《大学》，然而他们对《大学》讲的“格物致知”的理解十分不同。朱熹认为“格物”是“即物而穷理”，他曾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

王阳明则认为“物”只是“意之所在”，以“正”解释“格”，以“事”解释“物”，完全把“格物”解释为道德涵养，“致知”解读为“致良知”。

王阳明质疑朱熹对《大学》的分章断句，又反对朱熹把“大学之道在亲民”中的“亲”改为“新”，于是从《大学》古文入手，还写了本《大学古本旁注》，希望证明自己的格物观是正确的。

朱熹的格物观是穷究物理以求明心，王阳明的格物观是事上磨炼以求至善。两者目的有相同之处，而途径却大相径庭。王阳明强调：“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关键在于一心在天理上，不然，什么方式都是白费功夫。

曾有学生向王阳明请教《律吕新书》。王阳明同样告诉学生，“礼乐本原”只是“心纯是一个天理”。

王阳明同意朱熹“礼即理”的观点。礼不是形式，而是以内心为根本的。有一次，在座的门人中，有一个门人的举止过于矜持。王阳明说：“人若矜持太过，终是有弊。”

有人问：“矜得太过，如何有弊？”

王阳明说：“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

对于太过直率的人，王阳明又说：“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

王阳明常强调人要事上磨练，钱穆先生有这样的评论：“阳明先生致良知的致字，像把一件东西致送到外面交付给人。因此讲致良知，便要继续讲到事上磨炼。”也就是说，没有事上磨练，致良知只是空谈。不过，做功夫是不分动静的，主静可能会厌动，循理才是根本。

王阳明曾引用用宋代大儒程颐的“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一说，这句话记载在《近思录》中，大意是说在空寂无形的宇宙原始状态中，天地万物的道理就已经具备了。“已具”当然不是实在地存在，而是潜在。潜在，即天地万物的产生变化不是只有必然性，还有偶然性。如果听说天地万物的道理就已经具备在宇宙原始状态中，就认为一切都是早已是命中注定的了，人也无须努力，就是大病了。道理逻辑上在事物之前，但是必须通过事物变化才能表现出来。王阳明发展其中道理，提出“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因而人不应该掉以轻心，不断在事上磨练。

善、恶都是没有尽头的，可以说，善与恶的斗争是永恒的斗争，为善去恶是人终身要做的功夫。

下学上达，指学习人情事理，进而认识自然的法则。出自《论语·宪问》。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里谈到孔子的下学观说：“孔子认为下学可以上达，那就是说：只须努力践仁，人便可遥契天道，即是使自己的生命与天的生命相契接，所以孔子作出‘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王阳明认为“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的观点，是与孔子的观点相合的。孔子努力践仁，因而能够不计较得失成败，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王阳明也有同仁能一起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

心学最忌空谈，“知之未尽”，不能成为借口，因而王阳明不得不强调人应该“真实切己用功”。 一句话，即使再具真理性，人们如果经常滥用，就会变成口头禅，而且滥用的人也往往会讲上瘾，不知道自己入了歧途。在静中“感悟”到的东西，也要在日用间经过考验。因此，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专注于实行，一有空谈的念头便在心中消灭，不使其讲出口。 另外，私欲无时无刻都会在人不注意的时候产生，人“必须真实切己用功不已”才行。

喜怒哀乐都是人性，不能无，王阳明教人顺其自然之流行、教人中和。那么，什么才是中和呢？王阳明说：“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所谓过犹不及，过、不及都是不合适的。认清楚过与不及正是良知的妙用，这是因为良知本来是中和的，过与不及都是与之违背。

人不可能与别人完全相同，因而别人评价自己难免会有过或不及的评价。然而，中和，需要自己去体会去把握，别人不能给你。认清楚过与不及，才能超出两者。大儒们都教人由喜怒哀乐这些人之常情入手去认识道，而不是教人无情、忘情。朱熹门人、南宋大儒陈淳对情有很好的论说：“情的发动符合规则，这是说情是从本性发动出来的就是善，没有不善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情的发动不符合规则，那就是感应物欲而发动的，不是从本性发动出来的，那就是不善。孟子讨论情的时候，把情都当作善的，那时因为孟子所说的情专指从本性发动而来的。禅宗把情都看作恶的东西，想灭绝情欲而恢复本性，禅宗不明白情哪里是可以灭绝的呢？如果情都灭绝了，性就成了死的性，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虽然道德涵养只是一个功夫，不过人做这个功夫是有深有浅的。儒家不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假大空口号，儒家教人的是“推己及人”。要推己及人，首先就必须有“为己之心”，然而这个“为己之心”必须是心之本体、只是个天理的“真己”。

致知，千古圣贤的奥秘

在明代，心学因为与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讲授心学的大儒们常常受到来自朝廷或学术界言论攻击，甚至超越学术，作人身攻击。王阳明的心学有全国性的影响，因而受到的言论攻击更甚，让人们议论纷纷。王阳明自然是涵养极高的人，他不仅没有与攻击自己的人计较，还把别人的攻击当作警醒自己、增进道德的机会。

朱熹和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进行了一次著名辩论，史称“鹅湖之会”。这次辩论的发起人吕祖谦希望把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会归于一”。朱熹认为认识真理必需“格物致知”，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要多读书、多观察事物然后归纳分析然后得到精华。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即做到心明有所顿悟万事万物的道理就自然贯通，无需多读书和忙于观察外界事物。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实际代表了孔、孟之后儒学的两大传统，可惜两人固执己见各不相让，没有实现吕祖谦的目标。

朱熹和陆九渊的辩论对明代学术也有深刻影响，有些人甚至超越学术讨论的范畴，议论纷纷。王阳明把别人对自己的议论视为“警惕修省进德之地”，无疑是一种非常高尚而有智慧的态度。

人不能无念，除非死了，王阳明讲“正念头”而不讲“无念”，而“念”又是不分动静的。王阳明教人“知行合一”，知即良知，是本体，行即致良知，是功夫，那么，“知行合一”其实也就是“本体功夫合一”。“本体功夫合一”对于利根的人来说，是“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对于天资一般的人来说，则要“由工夫见本体”了。

王阳明把道德涵养功夫概括为“致知”二字，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

有一个门人写文章为朋友送行，之后，他对王阳明说：“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王阳明回应说：“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

这个门人又作诗送人，王阳明看了这些诗后，就说：“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

按王阳明的说法，作文就如七情，应该发之中和，不能太过，亦不能常记在心中不去。

对于作文，王阳明自己是很有经验的。湛若水曾归纳王阳明懂得在“沿周程之说求之”前有“五溺”：“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辞章”正是王阳明曾经沉溺的事情。

三十一岁那一年，王阳明杂京师做官，京师中的朋友常来找他吟诗作对。王阳明以前是很喜欢赋诗的，从小到大作诗便受到很多人的赞赏，更加强了他对赋诗的喜爱。如在十一岁那一年，王阳明跟随父亲王伦上京，路过镇山金山寺时，受到当地士子的设宴招待。席间，有人提议赋诗助兴，其他人尚未成诗，王阳明就吟道：“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席间众人无不惊讶，纷纷要求王阳明再赋一首。王阳明想了想，又得一诗，名为《蔽月山房》：“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还有一次，少年王阳明因沉迷象棋，导致象棋被母亲倒入河中，王阳明随口就吟诗一首：“象棋终日乐悠悠，若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堕河皆不救，将帅溺水一齐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入川逐浪流。炮沉江底寂无声，象窜心头使人愁。”

王阳明还成立过诗社，交了不少诗友。只是久而久之，他对此有点厌烦，继而发现自己以前是沉迷了，他对自己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不过，他不能生硬地拒绝别人来找自己吟诗作对，一来有损友情，二来在京师得罪人也不好，想了两个月，他唯有作出一个重大定：告病假回乡。宁愿告病假回乡都不愿意继续“为无用之虚文”，可见王阳明决心之大，这自然与他做圣人的志向坚定有关。

闲时写写文章、吟诗作对，不失为一种雅兴，也可以文会友。然而，如果只是徒堆砌文字，即使“作”出许多文章、甚至著作等身，又有什么意义？

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王阳明曾经说：“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有人不太明白，于是向王阳明请教。

王阳明解释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儒家之道，合乎人性，出于自然，所以看似著相，实质不著相。

又有人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

王阳明说：“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王阳明曾出入佛老，对佛学有深刻的研究，即使是返本归儒后，还经常游览佛寺、到佛寺中静坐。有一次，王阳明还让一位高僧还俗。

话说王阳明得知某古刹有一位高僧，于是特意是拜会。两人谈了一会儿佛理后，忽然静了下来。王阳明忽然想到自己在阳明洞思念家人的经历，于是灵光一闪，大声问高僧：“有家吗？”

高僧的眼睛闪烁了一下，答：“有。”

王阳明问：“家中尚有何人？”

高僧答：“母亲尚在。”

王阳明问“你想她吗？”

高僧沉默了良久，王阳明也耐心等他回答。

“怎能不想啊！”高僧叹着气答。他自知作为出家人，这样回答有点不妥，便缓缓地低下了头。

王阳明这时站了起来，严肃地说道：“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

高僧没有做声，只是庄重地对王阳明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这位高僧收拾行装，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去了。

还有不少人总寄托于禅宗式的顿悟，对心学一知半解，就书不愿意读、功夫不愿意切实去做，希望自己来一次悟道，就解决所有问题了。这哪里行得通？

王阳明倡导心学之后，一直是受到非议的，如有些人说心学是禅、是阳儒阴释、是伪学，王阳明办的书院，也曾经被查封过，他还曾被污蔑谋反。可见，王阳明所讲的“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无疑是自身的经验。

有人提出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会被人毁谤。王阳明说：“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著。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象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他又重新“著实用功”的好处说：“人若著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当代著名学者胡适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他名气日盛的时候，很多人都与他有思想学问上的争论，有时，一些人在争论中还对他加以咒骂。对此，胡适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而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年益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肉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著实用功，才会成功

圣人也不是什么知识都懂，那么，圣人是怎样点化别人的呢？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点化别人，是启发别人自己去想，而不是直接教人什么具体的知识。王阳明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如果不是启发别人思考，直接讲一些具体的答案，那么，别人还会有无穷的问题。

王阳明又说：“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

那么，应该怎样学习圣贤呢？

南宋大儒陆九渊曾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指六经不外是对本心的注解，而本心是上下古今都一样的，因而也是我的本心的具体例证，六经的作用是帮助我发明本心而已。“我注六经”，即去理解六经的本义，超越文字去领悟圣人的精神，并以自己的实践去引证六经。

对天理的领悟，别人不能教给你，更不能代替你，你必须自己去领悟。不然，只是重复别人的话而已，并不是自己的东西。圣贤之书，只是对你的启发、引导。读书，也只是在心上用功。

朱熹的格物之说，有“繁、难”的缺点，因而有人缺乏担当，常找借口不去用功。在王阳明年轻的时候，人们对“格物”之说的认识，是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的。然而，却少有人把朱熹的观点切实运用。王阳明自小立志成为圣贤，后来与一位朋友讨论到，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

后来，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在那里住了三年。在龙场，他才领悟到，寻求圣人之道（道德之理），天下的物本来没有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在身心上做。深信每个人都能做圣人的潜质，王阳明的教学就是贯彻了这个信念。

格物之功，在身心上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比格外物更难。话说王阳明平叛期间，吸取了朝廷军队只知道对叛乱者赶尽杀绝，又无视当地百姓的生死及平叛后的生计，因而屡平屡叛的教训。他调整兵制，挑选及训练民兵，使其带领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大幅实力增强，成为后世训练民团的榜样。王阳明从不滥杀无辜，还会严惩贪官恶霸，派粮赈灾，安抚民心，还曾派官兵为百姓办修路、建房子、开辟荒地。王阳明还曾经苦口婆心地对叛乱的贼人说：“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更何况人命关天呢？为你们之事，我常思虑至终夜不能安睡，无非是希望为你们寻一条生路。”因此，王阳明带领的军队被百姓称为“仁义之师”。

别人对自己军事上的赞誉，王阳明一笑置之，并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王阳明看来，能破除心中的贼人才是真正的“大侠”。破山中贼只是治标，教化人心才是治本，因而他在每一地平乱后都会在当地兴办学校。王阳明带兵出征时，常有百姓在路旁顶香迎拜，所经过的州县，都有人为他立生祠，甚至有至他的肖像于祖堂。有些叛乱者对他敬畏如神，听闻是朝廷军队的主帅是王阳明后，便自觉投降。

王阳明心系社稷百姓，注意朝廷与百姓的平衡。他发现，有商人贩卖私盐谋取暴利，影响了朝廷的税收和百姓的生活，所以上疏朝廷请求疏通盐法，配以详细的数据，建议当地政府对盐进行专卖，不仅能平抑盐价使百姓得益，而且所得利润部分可用作军饷，减轻朝廷压力。

王阳明认为“尊德性”与“道问学”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没有脱离问学的德性，也没有脱离德性的问学。德才兼备，才能达到儒家讲的“中庸”。尽精微自然能致广大，道中庸自然能极高明。私欲是尽精微的障碍，因而做功夫还是去私欲而已。“去私欲”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始终是非常重要的。王阳明所讲的“精微”，主要是指道德之理的精微，也可以说是人对事物的认识的精微，因而必然是建立在念虑的基础上。

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说：“我思考，因为我创造了关于宇宙的真理。”这其实是说，规律、真理都是人去发现、认识的。没有人去发现、认识宇宙间的种种规律，没有人类的主观意向投射于自然事物上，宇宙万物只是自在地运动，像一个机器而已。张载所说的人能够“为天地立心”就有这个意思。

门人朱本思曾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

王阳明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人与天理万物，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是一体的。

人欲，是很容易产生的，能去人欲，便是战胜自己。能够战胜自己，才是有真功夫。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自然忠、孝、信、仁、义皆得。那么，不忠、不孝、不信、不仁的病根是什么呢？王阳明认为是“傲”。

王阳明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结果了此生。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所谓过犹不及，儒家虽然讲推己及人，然而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就不能及人，变得“傲”了。

王阳明回答门人的问题，不时会用一些典故作为例子，“象与丹朱俱不肖”就是一例。

象，是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舜的后母和象都十分贪婪，十分嫉妒舜拥有的一切。有一次，舜在爬上仓顶准备铺卢席时，象抽掉了楼梯，后母就在下边放起火来，眼看舜将被大火吞灭，象却在下面假装呼救，却不动手去救。此时，舜却飞上了天空，原来是其妻子娥皇、女英缝制的有凤凰图案的衣服发挥了神力。第二天，象竟然又厚颜无耻地上门邀请舜去喝酒，说是庆贺哥哥大难不死。女英借口说要舜洗个澡再走，趁机让舜喝了一碗药，又洗了一个药草泡的澡，这才让他到象家里赴宴。象和他娘做了很多菜，准备很多酒，然而都下了毒，舜大吃大喝也没有中毒，让象和他娘俩非常无奈。尧的儿子丹朱因为父亲让位舜而不是给自己，所以一直怀恨舜，象于是和合谋丹朱加害舜，只是舜每次都能次大难不死。丹朱害怕舜报复自己，后来远避于房地，在那里过完一辈子。

《论语·泰伯》记载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大意是说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在儒家看来，“诗、礼、乐”是教化万民的基础、手段，希望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最后在音乐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

王阳明对“乐”有一番看法，他说：“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门人钱德洪不明白，向王阳明请教。

王阳明说：“‘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乐，只是人心中的乐；元声，只是人心中的声；律的和声，只是人心中的和声。

去除“闲思杂虑”，王阳明认为“思无邪”是“一了百当的功夫”。王阳明把“格物”训为“正念头”，也是与“思无邪”相通的。“思无邪”，自然心无恶念。

王阳明曾说“既去恶念，便是善念”，这是在“善恶只是一物”、“恶人之心，失其本体”的意义上说的。人心本来是至善的，无需再另外去求善，如在太阳底下无需再打灯。“去恶念”看似简单，然而有多少人能做到。好善去恶，做到自然而然的境界，就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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