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7年，我国 恢复高考 。 ^[1] 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21世纪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 中国农业大学 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南开大学 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 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0元左右， 其他费用 很少。21世纪，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 高等教育 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 不确定性 ，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 农民家庭 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 城乡差距 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 就业过程 中“背景”的 排他性 作用成为最大的 就业歧视 ，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 农民工子女 在 就业质量 上明显处于弱势。 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 农民工子女 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 社会资本 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 自变量 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 上升通道 ，而有着强大 社会资源 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 就业形势 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 中间阶层 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