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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王安忆的《长恨歌》有哪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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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安忆的小说当中，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姓名化”。本文运用“去姓名化”以指小说中的人物不以真名出现或者根本没有名字的现象。
倘若寻找现当代文学中“去姓名化”现象的传统，则可以一直追溯到现代小说奠基人鲁迅。鲁迅小说中没有完整姓名的人物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像阿Q、小D等（《狂人日记》）；另一类是妇女，像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祝福》、《明天》）。这两类人在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故而也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姓名。这些人的痛苦与不幸，随着姓名的消失，也掩盖在历史的尘埃里。
从鲁迅到王安忆，文学在中间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王安忆在为小说中的人物匿名时，有了更广阔的使用场域和更丰富的文学功能。
而王安忆笔下的“去姓名化”现象在小说《长恨歌中展现得格外充分。
《长恨歌》中记叙了王琦瑶一生五段感情经历，分别是程先生、李主任（化名张秉良）、阿二、康明逊和老克腊。除了康明逊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外，其余四位男性人物均只有一个或表示身份（如李主任）、或表示性格（如老克腊）的模糊不清的称谓。
反常的、富有戏剧性的现象出现在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小说里，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跳脱。跟随没有姓名的人物，在王安忆讲述的故事中究竟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是本文探究的主要问题。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先后有过五段情感纠葛。将五位男性按照姓名的完整度排序的话：第一是康明逊，拥有完整的姓名；第二是李主任，拥有一个象征地位的称呼，和一个化名张秉良；其次是程先生和老克腊，前者拥有一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姓氏，后者无名无姓但有一个能够说明性格的绰号；最后是阿二，他出现的段落最短，结局也不知所踪，他也只拥有一个家中行二得来的小名阿二。
这些男性的姓名的完整程度，和他们在王琦瑶生命中的存在强度是一致的。
康明逊——独立主体的承认与隐匿
康明逊是在王琦瑶生命中存在强度最强的男人。他是薇薇的亲生父亲，薇薇是一个活生生的、他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康明逊在第2部第2章第8节《牌友》首次出现，最初他的称呼是毛毛娘舅。等到第2部第3章第11节《康明逊》以后，他的称呼就变成了康明逊。“毛毛娘舅”是一个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称，表明两个人的认识缘由是通过严家师母，是隔了一层的联系。而“康明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姓名，当王琦瑶称呼康明逊为“康明逊”时，他们两个人才真正开始了独立主体之间的对话。爱情则是两个独立主体对话下的产物。
康明逊和王琦瑶是存在着真正的爱情的，也是五段情缘中唯一一次存在着真正的爱的。“其实不妨抓住眼前的欢爱，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无论如何虚无和过眼，爱都存在着。由于身份的限制，两人的关系从开始就注定不可能有一个婚姻的结果，王琦瑶在这段关系中始终呈现了一种牺牲姿态。因此康明逊才会“平白得了王琦瑶的爱，是负了债似的”。在怀孕之后，王琦瑶决定将孩子假借到萨沙的头上，她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很爱这个男人，为了他什么都肯做”。
王琦瑶在医院检查时，曾经从医院厕所的后窗望出去，“屋顶像海洋，鸽子像海鸟”。那连绵的里弄中有他们欢好的一间，那一片海是涌动的欲望之海，而鸽子是王琦瑶对康明逊的一颗温柔心。王琦瑶对于康明逊最后的爱，是隐匿掉他的姓名，不依靠他一点地独立抚养女儿长大。
李主任——权力的象征与化名的无知
李主任是王琦瑶的第一任。初见面时，他对于王琦瑶是“权力的象征”“说一不二的意志”；在一起后，他又是爱丽丝公寓的“热闹的时间”；而飞机失事后，他留给王琦瑶的“西班牙雕花的桃花心木盒”伴随了王琦瑶一生，直到王琦瑶因它而死。
王琦瑶和李主任之间有过近似于同生共死的难忘的感情，但却没有和康明逊那样的爱情。因为在爱丽丝公寓时，王琦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她因李主任的存在而存在。“她吃饭睡觉都只为一个目的，等李主任回来。”而不独立的个体，不可能拥有爱情。两个人在对方身上寻找的，都是缺失的自我幻象。
李主任和王琦瑶在一起，更像是为了捕捉逝去的年华和满足缺少日常生活的遗憾。李主任有很多“王琦瑶”，她们是他的“审美活动”。李主任在怜惜王琦瑶的同时，“怜惜之心其实是对着自己来的，再折射出去的”。李主任对于王琦瑶的爱其实是自恋，是对于一个年轻的，过着寻常日子的“自我”的迷恋。
而王琦瑶对待李主任，“要的就是这个负责”，也并非爱情而是依赖。她无意被卷入风云人物的生活，政治、外部的动乱不是她所能理解的，她只是李主任生活芯子中一点无知无觉的附丽。因为依靠李主任生存，而产生了一种同甘共苦的“恩爱”。“他们两个其实是天涯同命人......都是无依无托，自己靠自己的，两个孤魂”。王琦瑶在李主任身上寻到的，不过是自己寂寞灵魂的影子。
因此李主任始终只有一个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称代——“李主任”。王琦瑶并不了解这个称代以外的李主任，甚至她都不了解这个称代蕴含的权力，她只能直观地感受到李主任的权力对她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此外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不被人所知的化名了。其实，王琦瑶对李主任，是一无所知的。
程先生——复制和饮食
程先生始终没有进入王琦瑶的内心，因为不走心，所以程先生也只有一个指代不明的姓氏。程先生在王琦瑶的生活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时程先生是王琦瑶的摄影师。照相中，摄影师和模特之间其实是不存在交流，模特刻意摆出一副作态，摄影师刻意捕捉一副姿态，隔着机器看见的都不是真实的对方。“四周都是暗，暗中的世界也是另一个”。这种机械复制下自我形象的扭曲，可以从王琦瑶对《上海生活》刊登的照片态度看出：“那照片就像是硬要夺走她本来的面目，再塞给个不相干的，要不要也不由她。”王琦瑶或许是唯一一个对自己的照片不满的人，因为照片上的自己并不是她认知的自己。再进一步分析，或许程先生对于王琦瑶的认知，也是面目全非的想象。
程先生再度遇到王琦瑶，是在1960年“人人谈吃的春天”。时值三年饥荒时期，纵使上海是个大都市，程先生与王琦瑶这样的小市民也会“日子觉出了紧”。因此两人再见面时，成了共同为生存而战的战友，“程先生与王琦瑶的再度相遇，是以吃为主。这吃不是那吃，这吃是饱腹的”。当生存面临挑战的时候，人们很难再去计较爱情。何况程先生对于王琦瑶已经等待得太久，将力量耗得一干二净，“要说没有进一步的愿望是不真实的，要进又进不了”。两个人之间唯有吃是“有千言万语要说的题目”。
老克腊——怀旧的梦境
老克腊是王琦瑶一生中最后一段感情。老克腊可以用“怀旧”两字来替代，他爱电车、爱唱片、爱半世纪前的一切，而王琦瑶只是他所能抓住的最动人的一件“上个时代的遗物”。第3部第3章第10节《老克腊》中有一段两人的对话。
老克腊：“我很爱那时节的气氛。”
王琦瑶：“是啊，气氛是好的，人却已经老掉牙了。”
老克腊再是崇尚四十年前，心却是一颗现在的心。王琦瑶再是如何不显年纪，到底是一个旧人。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只是相遇在一种时空错乱的“怀旧”梦境中。而梦早晚要醒。
康明逊之所以爱上王琦瑶，是因为她“迎合他的旧情，拾回他的旧心”。然而两人年纪相差还不太多，还能在现实中营造出一个爱的“两个人的世界”。而老克腊和王琦瑶年纪相差过大，幻象虽然美好，但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不可相信的幻象。
王琦瑶最后试图以金条来打动老克腊的心，是她总是知进退的一生中最慌张而失败的一笔。“倘若一直没有他倒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了”。风华正茂的王琦瑶绝不会如此不能忍受孤独。曾经的平静与沉稳都在衰老面前溃败，王琦瑶的一生最敌不过的是时间。
阿二——被遗忘的心灵栖息之地
邬桥的阿二是豆腐店老板的儿子，“家里有两个儿子”，他行二，就叫做阿二。就像这个没头没尾的名字一样，阿二在王琦瑶人生中的出现和消失也都是没头没尾。因为王琦瑶到邬桥休养，才认识了阿二。相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阿二就去南京考师范了，从此再不出现。
阿二这个略带乡土气的绰号其实是邬桥这样一个心灵栖息地的具体人像。天底下有许多在家中排行老二的人，他们都可以叫做阿二，是最普通最无处不在的名字。邬桥也是如此，是“万事万物的底”。邬桥是“我们母体的母体......其实我们都是从它那里来的”。阿二使王琦瑶振作，有重回上海的勇气，疗治了心怀创伤的王琦瑶。但离开邬桥之后，王琦瑶再没有回去过，像遗忘阿二这个最寻常的名字一样遗忘了“岸和渡”的邬桥。
因为要写论文的缘故吧，我记得耐着性子看了三遍。
第一遍时流言和弄堂的开头两章差点让我弃书，主角王琦瑶到快第三章才出现，比起我们平日里看的大多数小说，故事线的推进着实有点慢，显得冗长乏味。前两章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上海弄堂和流言蜚语，看似无聊却奠定了整篇小说基调，没有大上海的宏观、没有大时代的格局，恰恰就是《长恨歌》的精妙所在。
陈思和在《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一文中提出：“作家在小说充满历史感的基础上,对上海的怀旧热做出了巨大的反讽”，整篇小说王安忆看似在抒写着对这个城市的怀旧，对王琦瑶的悲剧命运的叹息，其实是对王琦瑶们的讽刺，对沉溺于旧上海奢靡腐朽的人们的警醒。
看金宇澄的《繁花》，可知女人靠男人是那个时代的上海甚至这个时代的上海都被认可的，“爱丽丝”的女人们一直都像蔓草，在这座城市漂浮、飞荡，华服美景一生浮华是弄堂里女人毕生的梦想。但她们都没有想到，这看上去是在追求爱情追求自由，实质上趋炎附势、不劳而获。乱世颠沛，她们就会七零八落，战火纷飞时、革命高潮时，她们就毫无价值，寄生于他人最后只能蜗居在小小一隅，在回忆里耗尽残生。
王琦瑶的人生以传奇开始，以悲剧结尾，她是上海弄堂里走出的女子，聪慧、美丽、努力、坚强、骄傲，是流言中奋力绽放的花，是许多上海女人的代言人，是上海的真实写照。可我却深以为王琦瑶不过是个可怜又可悲的小女人。私以为身为女子，宁肯长相普通也不要像王琦瑶一样美丽；若是相貌漂亮了，也不要像王琦瑶一样野心，巴巴地去争那份荣耀；如果争到了那份荣耀，也不要指着男人过活自己这一辈子。到临了，要看清时代要服老，管你年轻如何风情貌美，也留不住时间带走青春艳丽。
少女时期，自以为比同龄人多一份清醒与主见，便有了自恃貌美的一点点自命不凡和对自身命运的不甘心的追求，可实际上了，她人生的每一步陷落，都不能怪别人怪社会。
做三小姐，看上去是赶鸭子上架，为了成全蒋丽莉和程先生的愿望，实际上她的心里也是有那么一份较真的，“心里对蒋丽莉也不全是怪，还有一点感激，她想，这也许是一个机缘呢？谁又能知道。于是她便顺势而走了”，好一个顺势而走，看上去她一直是被动的，是安守现状安于宿命的，可其实，她也是一个不成器的投机分子。
为什么是投机分子？她做李主任的情妇，也是存了些心思的，“不甘于平凡，好作奇思异想的女人，谁不想做"爱丽丝"？”这说的可不就是王琦瑶？而在邬桥，她深知自己是不会属于这宁静祥和的小镇的，她的心一直在那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她如今走到哪里都听见了上海的呼唤和回应。她这一颗上海的心，其实是有仇有怨，受了伤的。因此，这撩拨也是揭创口，刀绞一般地痛。可那仇和怨是有光有色，痛是甘愿受的。震动和惊吓过去，如今回想，什么都是应该，合情合理。”，将悲剧推给时代也好、命运也罢，总之自己才是受伤的那个，真是可笑至极。
从爱丽丝到平安里，看上去王琦瑶是经历了风霜雪月后，收藏起曾经的繁华，过着现下的淡泊与宁静的生活。事实上，她从来没有放下过爱丽丝的日子，守着那个西班牙风格的木匣，仿佛爱丽丝的日子并未离开，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也总是穿着一身素色的旗袍，与周遭格格不入。
上海小姐王琦瑶、曾经的资本家太太严家师母、有钱人家的儿子康明逊、中苏混血儿萨沙的小资生活，取乐闲谈，他们忘不了曾经的辉煌与繁荣，共同怀念着上个时代的日子，共为时代的遗民，躲在小小的平安里，在王琦瑶身上寻到了那个时代的影子。
骄傲的王琦瑶，虽然已经沦为以打针为生的平民，看上去却依然淡定从容、时尚优雅，实际上她看不起蹭吃蹭喝的萨沙，喜欢和严加师母多番攀比，会计较萨沙的玩笑和下午茶的钱，会时时准备着康明逊的突然来袭，会嘲笑自己在俱乐部的不合适宜甚至逃离。多可笑的怀旧，多讽刺的骄傲与自卑。
王琦瑶与康明逊的结合，亦不过是她虚荣与野心的产物，她依然在投机在冒险，赌一把能不能成为有钱人家的少奶奶，想着“这事情闹得越不可收场，就越有转机”，转机可不就是她求的富贵与奢靡！不过她的悲剧命运注定她寻不到归宿、要独自养活孩子。
至于那些对她崇拜的后人，那些生在新时代却怀缅旧时代的男男女女，张永红、老克腊他们在王琦瑶身上寻找旧时的上海梦，却一个是贪心想攀附有钱男人其实被耍得团团转，一个是揭开了王琦瑶的现实后，慌不择路地逃离了这个畸形的梦。
最后，王琦瑶因为那个她不愿舍弃的木匣丢了性命，其实是她不愿舍弃的旧上海的关于“爱丽丝”的一份执念，是她念念不忘的声色犬马、繁华奢靡的都市旧梦害她丢了性命，害她就这么突然在一个孤独的夜晚丧了命。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王琦瑶、对她执着数十年的坏旧梦的否定，也是对旧上海的纸醉金迷的奢靡文化的批判。
王安忆曾在一次《长恨歌》的访谈中把写作比喻成刺绣：“我觉得创作其实更像做手艺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绣枕套，我觉得创作有时就像做绣花工作，今天一朵花明天一朵花的，但整个布局心里早就有谱了，虽然不是十分的明确。”《长恨歌》里的每一个角色，似乎都是宿命的，王琦瑶、程先生、蒋丽莉、康明逊，他们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被既定的，他们被时代、被他人、被自身性格推动着，被作者的笔调掌控了命运，人物定格在一个姿势一段心事里，自始自终，再无逃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