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中文媒体称，在柏林奥运会失利之后，李惠堂曾接到阿森纳8000英镑年薪的邀约，不过被李惠堂拒绝了。对于这条没有正式史料记载的传闻，从理性角度分析其实就不合理，阿森纳应该很难对一个败在英国业余队脚下的球员感兴趣，而且，彼时8000英镑意味着什么？1925年，阿森纳从哈德斯菲尔德挖来查普曼，其年薪为2000英镑，已轰动了当年的英国足坛。

除了上文提到的柏林奥运会，李惠堂没有踢过职业联赛，更没有踢过世界杯，他主要代表南华队参加香港的足球联赛，也多次带领中国队称雄远东运动会，不过，这项赛事只有三个国家参加，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日本和菲律宾。

很难想象，李惠堂可以凭借这样的成绩跻身“世界五大球王”之列，事实上，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所有官方评选中，从没出现过李惠堂的名字。球王一说，恐怕有不少中国人的同胞之情掺杂其间，口口相传，越传越神。

说起来，对待数据、资料和史实，国人在传统上似乎总有一股“浮夸风”，总习惯让情感压倒理智，制造并宁愿相信一些并不严谨的“神话”。

熟悉抗战史的网友，对国军“战神”薛岳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虚报战功的情况应有所耳闻，第一次会战后，薛对媒体公开称“我全体将士忠勇用命，国民努力助战，激战20余夜，先后毙伤敌三万余人，俘获无算……”事实却是日军未到长沙便在遭遇阻击后主动撤退；第三次会战时薛又向军委会报功“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生还无几”，离谱到甚至让军委会的人也哭笑不得。至于著名的平型关大捷，毙伤日军数在宣传口径中从最初的“1万余人”、到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3千”，再到如今较受认可的“1千”（日军战史称死166、伤53，也有隐瞒实情、缩小损失的情况），一点点将水分挤出。而孙立人在缅甸活埋日军俘虏、“审问一下这些鬼子，凡去过中国的全枪毙（活埋）”的所谓“名言”；古北口帽儿山七勇士独守阵地击毙一百多日军等传说，也被越来越多的史实、史料证明，可信性存在相当疑问。

当然，战争年代，出于提振国人精神士气的需要，夸大战果往往是宣传口的一种惯用手段，塑造一些英雄传奇也是民族情感的需要，但从治史的角度看，过度的夸大和造神，是否反映出国民性格中对数据、史实等“硬数字”一而惯之的不严谨乃至浮夸造假？这也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出于民族情感寄托，宁可信其有，而完全不顾其是否有史料支撑，真实性若何，使得本该严谨的历史治学中，传说满天飞，神话到处有……

中国自古喜欢把真人作为神话的人物原型，人物的形象往往需要经过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的淬炼，如今则还需要经由媒体的加工和改造，等到这个形象真正进入受众的脑袋里，其真实性往往已经大打折扣。比如高俅很可能就是北宋年间业余花式足球圈的一位高手，远远达不到所谓“古代梅西”的高度。

至于本文的主角李惠堂，也许是时候尝试以不同的心态面对，去探求一个真实的“球王”了，我们不怀疑他是同一代中国人中的球场佼佼者，他代表的应该是当时中国甚至亚洲最顶尖的足球水平，他和队友一起自费征战奥运会，在战乱年代不向强权折腰，晚年依然为中国足球尽心尽力，这些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如果客观看待其在世界足坛的定位，又该是什么呢？“世界球王”又从何说起呢？

同样，话题拓展到中国文化、历史的某些领域，对于一些离谱神话背后的现象和深层次原因，我们在欢呼自豪之余，是不是也能抱着求实求真的精神，去冷静地想一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