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缪看来,“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的风雨坎坷,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加缪指出的世界的荒诞性。他让我们直面现实的残酷,对人生的荒诞保持清醒的认识。基于此,他否定世间存在所谓的万能理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
决定论
,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的最终结局,“疯狂和死亡,是荒诞人不可救药的事情。人是不可选择的。他具有的荒诞和多余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其反面,即死亡”。
加缪不仅在他的随笔,而且在他的小说、戏剧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了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与死亡的无法回避。但他与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观念有所不同,他像一个
外科医生
,在将世界的荒诞与病态冷静地解剖开来,让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沮丧。他赞颂对荒诞的奋起反抗,“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对眼光开阔的人而言,最美的景观莫过于智力与超过人的现实之间的搏斗”。他主张与其静而思,不如起而行,“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这叫人成为一个
男子汉
”。他坚信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重要性,“在稀薄的荒诞空气中维系的一切生命,如果没有某种深刻和一贯的思想有力地激励着,是难以为继的”。这也正是加缪推崇西西弗,将其作为抗争不息、永不屈服险恶命运的人类精神象征的关键所在。
虽然《西西弗的神话》从创意酝酿到写作定稿,是在1936到1941年的几年间断续写成的,但它仍具有内在的哲理上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它从
荒诞感
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法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