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的起源眾說紛紜，最為人知者，是為紀念自沉汨羅的屈原，而真正將端午訂為詩人節，起源於抗日戰爭時期，只因屈原「愛國詩人」的形象，符合當時的社會氛圍。多年來，每逢端陽，臺灣各地都會舉辦文學活動，結合音樂、詩詞競寫等，延續詩人精神。

屈原遠行　走向詩

屈原，戰國時期詩人，出生於楚國丹陽，亦即今日的湖北秭歸，姓「羋」，氏「屈」，名「平」，字「原」；自述為上古五帝之一高陽氏的後裔，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而他去世的父親名叫伯庸。

他原為楚懷王近臣，深受信任，因貴族出身，頭腦好、口才佳，又精通歷史、文學與各國形勢，楚王喜歡跟他討論國事，也讓他草擬法令、接待外賓、出使外交；但其才華與改革措施，引起楚懷王寵妃鄭袖、兒子子蘭和上官大夫靳尚的忌憚，便三番兩次進讒言，楚懷王也因此疏遠了屈原。由於張儀的計謀、君王的不信任、靳尚的誹謗……導致他被貶為三閭大夫，且二度流放，最後離開故國，到偏遠的江南地區。

然而「家國不幸詩人幸」，正因屈原「去國」，才有「懷鄉之情」，也才有機會接觸民情與生動的民間文化，留下千古絕唱〈離騷〉。宋玉等詩人仿效〈離騷〉，書寫抒情、篇幅字句較長、形式自由、句尾多帶語氣詞「兮」的作品，被稱為「騷體」。西漢時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並命名為《楚辭》。

之前的詩歌多是四言句，如《詩經》，而騷體詩吸收了俗歌俚句，加上南、北方的語言習慣差異，南方的騷體詩有五個字、六個字，甚至七言，長短句的句式可容納更多內容，節奏也更自由。再者，《詩經》多為分章疊唱的形式，但屈原完全放縱思緒，盡情陳述、悲吟、呼告、斥責，任情緒自由奔洩。即便同為抒情詩，《詩經》多就一時、一地即景而做，但屈原表達的是自我生命史；為表達大的時空跨度，及繁複的經歷、思想，他將縱橫家擅長鋪陳排比的遊說特點，運用於詩中，使作品體制恢弘，情感亦波瀾壯闊。

與詩相關的節日

西漢賈誼的〈弔屈原賦〉是最早的憑弔屈原之作，當時他受人陷害，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因和屈原的遭遇類似，在湘水邊有感而發：「 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 」整個國家沒人瞭解我啊，我獨自憂愁能向誰說？鳳凰向高處飛去，打算遠走高飛。我要效法深淵中的神龍，潛藏淵底保護自己。全賦採用騷體句式，及類似屈原自傷但自重的口吻寫成，以詩人處境自況，弔古傷今；因兩人都富有才華，都因忠心被貶，又同樣文學得意而政治失意，司馬遷《史記》將兩人合傳，寫成〈屈原賈生列傳〉，屈原剛烈、賈誼知命而不憂，雖有類似處境，但有不同的生命情調，司馬遷徘徊二者之間，作為自身對照。

唐朝詩人李白也覺懷才不遇，反覆引用屈原典故，如「 二年吟澤畔，憔悴幾時回 」「 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卻屈大夫 」等，將屈原視作悲劇英雄來歌頌；當李白被流放夜郎時，向來傾慕他的杜甫寫下：「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認為李白應向屈原傾訴自己的委屈。宋朝文豪蘇軾也是「屈原迷」，少時便熟讀其作品，推崇《楚辭》，青年時隨父蘇洵赴京師，途中掃祭屈原廟，日後寫下〈屈原廟賦〉，肯定屈原為精神上的貴族，理解其選擇，雖言行激烈，但絕對是位賢良的人。同樣受挫，蘇軾則在困境中轉念，過上簡單但心靈富足的日子，自我安頓，另闢豁達天地。 現代詩人中，余光中寫屈原的次數最多，二十四歲寫下第一首〈淡水河邊弔屈原〉：「 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萬世…… 」屈原雖已遠去，但精神恆在。而最為人所知的應是〈水仙操〉：「 把名字投在風中的／衣帶便飄在風中／清芬從風裡來，楚歌從清芬裡來……水劫之後，從迴盪的波底升起…… 」歌頌屈原如水仙美好而自慕，但他不願流俗，恰如衣帶飄零，而空氣有不滅的清芬，暗示其精神已昇華，成為不朽。

屈原寫給每個人的信

時至今日，我們仍記憶著屈原，或許是因為投射了自我情感。屈原並未獲得世俗認為的「成功」，但即便他受了構陷、遭君王流放，依然保持初心，堅持理想且不悔，呈現最初乾淨而美好的模樣。 我們可透過屈原的經歷反思，若在情感或職場上「不遇」，應如何應對？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又該如何另闢蹊徑？正如廖棟樑教授所言：「 屈原的書寫就像一封瓶中信。 」他的文字在歷史浪潮中載浮載沉，而每一代人拾起、展讀後，各自賦予不同的詮釋，以及無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