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北来说”靠谱吗？

有可能。主要原因还是目前很多研究并不充分，不能把复杂的人群迁徙/替代的图景描述清楚，所以很多问题具有多解性，除了常见看法，各种非主流的假说绝对存在某种解释空间。

以我所见的国内史前考古的情况来说，有一些可改进的余地，比如

1.纵向上搞旧石器的和搞新石器的畛域分明，合作不够，所以很多旧新过渡阶段的问题缺少头绪。单纯从文化框架的角度说，裴李岗以后的比较清楚，但从末次盛冰期到距今7000年之间的这一段，材料发现太少，研究强度不足，显而易见的文化变化，是由于人群迁徙还是单纯的技术/思想传播所致，远没有近东和欧洲那么清晰。

搞更新世古人类的和全新世体质人类学的可能也有类似情况，而且更加不可理解（与遗传学将今论古的视角相比反差太过鲜明），比如吴新智先生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其实只针对更新世的化石人类，至于这之后比如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或者全新世早期中国是否发生过重大的人群替换从来不置一词。由于研究现生人群体质特征、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遗址出土人骨、旧石器遗址和古人类化石地点出土人化石这三者的不是同一拨人，缺乏一种贯通视角或者说追求“起源”的那种冲动，有意无意地导致了本来完整的人类演化史的认识断层。如果吃瓜群众问，现在北方汉族的体质特征具体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或者定型的，我想知乎可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

2.横向上各学科之间虽有合作，但缺乏实质性的交叉。比如考古学、古人类学/人体骨骼考古学、语言学、分子人类学基本是各说各话，鲜见能综合不同领域证据的研究。而且和国外相比，我们也缺乏一些理论视角，比如进化生物学、文化生态学、群体遗传学等等，也限制了深度的学科整合。分子人类学起步晚，将来肯定会更好的

3.考古学自身有局限性。虽自诩要透物见人，然而说实话这并不容易。大多数研究还是依靠陶器组合和“考古学文化”这样的中介来认识人群，那么这个认识相对于历史真实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尤其是现在材料不怎么多的地方，应该有随时根据新发现而调整的准备。这些年来史前考古很明显的进步体现在环境、资源、技术、生业、聚落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这是全面复原史前社会所必需的。但是从相对传统的视角来看，文化和人群之间的关系、文化变化的原因仍然是考古学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区域渐进、区系类型乃至多元一体等理论在新发现和新方法的影响下能否站得住脚，关键仍然是对不同人群间传承、分化、融合、替代等关系的把握，而这方面我觉得相对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目前并没有什么堪称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并没有超出裴文中、吴汝康、苏秉琦这些学者所构建的框架——这个史前史框架即使不是万世一系、至少也是更加强调连续性而不太认同文化/人群断裂的。那些看起来“另类”的研究，比如易华的夷夏先后说、郭静云的江汉中心说，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夏或华夏外来说，也许还包括石头布的华夏北来说，多多少少触及了这个方面的软肋。

话说回来，考古学也没有到人人可欺的地步。比如各种异说言必提及“中原中心论”，其实只是流行于20世纪50-70年代。如果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批判中原中心论叫有创意，如同苏秉琦（《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和张光直（《中国考古学》第四版）所做的那样；现在还批中原中心论就是在树稻草人，只能骗骗不懂学术史的外行而已。别忘了现在是21世纪，设定好对话的对象很重要，不必设想别人都被束缚在某种陈旧的框框里唯独自己超然。

具体到石头布的北来说，首先他没写完，其次我看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他说的华夏具体指什么（一群有共同或相近血缘关系的人？一群有共同或相近文化认同的人？同一政治体下的不同人群？对应于哪种考古遗存？），也不清楚具体homeland在哪儿、人群南下的波次、形式和年代是什么。这是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最大的疑惑。至于“苦寒印象和孕育文明的矛盾”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就算“蒙古人种特征是对寒冷的适应”这种论证不成立，北来的余地还是很大——中原以北并不都那么冷啊。

如果说新石器至夏商时期有一些（或者很多）中原以北的文化因素或者基因渗入中原，这在考古学上也不算什么天方夜谭，在考古学界不会有人自我设限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关键还是看证据、论证和逻辑。同样中原显然也接受了来自东、南、西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如果一定要分出本地和外来各自的权重，那问题还是回到了如何定义“华夏”、如何“透物见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