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清晋朝的历史?

两晋150年 ,从司马炎建国到八王之乱才持续十几年的太平盛世,然后就是外族入侵,衣冠南渡。对这段历史很是模糊,反映两晋的影视作品也很少,而且一堆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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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历史就这几个重要节点:

1、宗室执掌军权,高门垄断选举,酿成八王之乱。

司马氏篡曹魏之皇位,很大程度上是曹魏的宗室势力薄弱。所以司马炎在建立晋朝后,采取司马氏宗亲重兵出镇重要城市,裁撤地方州郡兵剥夺地方政府军权的举措。使得地方军军权完全掌握在宗室手中。但有一点要说明,西晋并没有完全采取分封制,分藩的宗室王公的军权在于“都督”一职,而不是其藩国兵力。

比如河间王司马颙,就根本不可能依靠河间封国那点可怜的资源,而是以都督一职出镇雍州,掌握晋朝的“西北野战军”。

比如成都王司马颖,也不可能大老远跑去成都,而是以都督一职出镇冀州,掌握晋朝的“华北野战军”。

比如齐王司马冏,大本营也不在齐国,而是以平东将军一职出镇许昌,掌握晋朝的“中原野战军”。

上面这三个王,就是八王之乱里兵最多、最凶、也最不屑于用脑子争权夺利,而是直接用阿兵哥打人海战术的三大土豪。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都督、将军之位,跟封国并无关系。所以有些人说晋朝分封亡国,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晋朝的亡国,还是因为在军事上不够集权而已。

高门垄断选举,这个大伙都一清二楚。上品无寒士、下品无高门、高门士族通过“九品中正法”垄断选举垄断选举舆论,寒门士人升迁及其困难,所以有野心的寒门士人和等级不够高的次等高门子弟只能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升迁,那么就把自己卖身给有野心的司马氏宗亲王公,以图在政变中获取功勋打破阶级壁垒。导致西晋一朝的人才,纷纷跑进宗亲幕府出谋划策,不是为了安定社稷,而是为了祸乱天下,以图升迁。

比如河间王司马颙的谋士李含,是陇西寒门出身,本来抱着秦王司马柬的大腿一直混得不错,顶多被高门士族出身的官僚排挤而已,但不幸司马柬夭折。于是赶紧投靠司马颙,整天给司马颙出主意,为了毁掉晋朝不遗余力。

再比如非常有抱负的民族英雄祖逖,也根本无法以正常途径升迁,只能寄身长沙王司马乂的幕府,在永嘉之乱之前,根本看不到他的人生有何希望。

而有野心的司马氏宗亲重兵盘踞要地,有野心的人才无法用正常途径在朝廷出仕,只能给这些有野心的王爷当狗头军师,这样的王朝,实在恐怖。

于是八王之乱就爆发了。

八王之乱,首先是晋朝的三路地方军,河间王麾下的“西北军”、成都王麾下的“华北军”和齐王麾下的“中原军”三支最强的地方军,完全消灭了晋朝的中央军。

接着,成都王麾下的“华北军”,日翻了齐王旧部“中原军”。

再接着,河间王麾下的“西北军”和东海王请来的鲜卑人,日翻了“华北军”。

最后,由于河间王优柔寡断、多疑胆小,被没啥兵力的东海王司马越战胜。东海王司马越胜利后,晋朝几乎是没有一支像样的正规军队了。


2、中央八王之乱,地方叛军四起。

在中央搞八王之乱的同时,由于晋朝得国不正,选举又被高门垄断,连去宗室幕府当狗腿子都不能的其他寒门以及底层屌丝,在如此不稳的国势前,便纷纷揭竿而起。

西北,氐人齐万年联合东羌、匈奴发动起义,被晋朝镇压。

西南,政治斗争失败的贾后党羽赵廞据益州谋反,由于西北战乱,被曹魏时期强行迁徙西北的四川原住民巴氐人纷纷逃回四川,投靠赵廞叛军。最终在巴氐人李特兄弟的带领下,在八王之乱后期,巴氐人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脱离了晋朝统治。

中南,因为西南叛乱的波及,荆州地区出现了杜弢叛军、张昌叛军。最终被晋朝镇压。

东南,镇压张昌之乱的将军陈敏,在东吴地头蛇甘卓(甘宁的后代)的怂恿下在东南地区叛乱。最终甘卓出卖了陈敏,东南叛乱暂时平定,但东南地区完全掌握在了东吴各路地头蛇手中。

华东,天师道大师君(教主)刘伯根(不是刘老根)发动宗教暴动,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天师道重要人物、出身高门士族的唯恐天下不乱的犯罪分子人格的猛男王弥逃入深山继续坚持反晋活动,最终王弥在八王之乱后期,晋朝各路正规军火并消耗殆尽的时候一举崛起,成为中原地区最厉害的叛军力量,并在永嘉之乱时第一个攻入洛阳。



华北,山西南部的南匈奴,原本依靠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死后打着为司马颖复仇、匡扶汉朝的旗号,匈奴单于刘渊自称汉王,后自立为汉朝皇帝,成了反晋盟主。



司马颖的部下公师藩死后,公师藩的部下、著名黑社会老大汲桑的马仔——羯人石勒崛起,并迅速和刘渊合流,成为在河北、中原转战的一路重要流寇。



就这样,刘渊以“第四汉朝”的名义,成为反晋盟主,中原的王弥、流窜的石勒都在名义上归附刘渊。晋朝经过八王之乱后,几乎没有正规军了,流窜的石勒在苦县歼灭了东海王司马越拼凑的最后的乌合之众后,晋朝就真没兵了。接着刘渊继承人刘聪的军队和王弥的军队杀入洛阳,刘聪在攻破依靠卢水胡(匈奴、月氏混血)部落和汉人民兵生存的长安后,西晋灭亡。

呜呼哀哉,八王之乱前期,齐万年叛军接近十万,一战而胜,是由于晋朝中外军实力尚存。结果等八王之乱闹够了后,晋朝无兵可用,长安的晋愍帝还得依靠卢水胡人才能生存……

五胡乱华从来不是五胡战胜了汉人,支持汉人皇帝的最后重要力量其实也还是胡人啊。真正让人痛心的,就是这个王八之乱。


3、中原高门猛龙过江,王与马共天下



在司马越取得八王之乱最终胜利的时候,司马越和他的盟友高门士族领袖王衍已经深刻认识到晋朝已经一坨烂屎了,无药可救了。于是在司马越和王衍的谋划下,他们开始暗中夺取荆州、扬州作为最后的逃生地。在司马越和王衍的策划下,王澄出镇荆州、王敦出镇扬州,用西晋最后的余威为晋朝保留了东南。

结果司马越和王衍没算到他们遇到了苦大仇恨的纯24K屌丝石勒,司马越受惊病死,王衍被杀。然而司马越和王衍生前的谋划成功。在高门士族中门第最高的王衍家族即琅琊王氏的扶持下,琅琊王氏拥戴司马睿猛龙过江,压制江东地头蛇,在东南建立东晋。由于琅琊王氏的绝对权力,人们将东晋初期称为“王与马共天下”。


4、高门镇上游、屌丝守国门

东晋开国之初,最重要的国土便是荆楚地区和东南吴越地区。而防备北方五胡的侵袭,就必须重兵把守荆楚和吴越地区北方的江淮。荆楚地区在地缘上独成一体,极易产生军阀,所以高门士族很喜欢这块地。而江淮地区无险可守,是面对北方战争的真修罗场,是高门士族不愿意去的地方。

于是在东晋政府的安排下, 荆楚地区被掌握东晋军政大权的高门士族掌握,先后被琅琊王氏的王敦、谯国桓氏的桓温把持,而王敦和桓温,就成了东晋皇帝既离不开又畏惧的大军阀。

江淮地区,成为北方难民的安置地,东晋政府安排北方难民为东晋小朝廷做屏障,前期难民南下时产生了许多著名领袖,如祖逖、祖约兄弟、苏峻等人。后期难民被东晋政府编为北府兵。

在东晋朝的后期,荆楚地区的高门势力和江淮地区的北方难民势力展开争斗,最终北方难民势力胜出,北府兵集团头子刘裕取代了东晋。

从此,进入了北方难民形成的屌丝军阀势力暂时抬头、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绝对辉煌不再的南朝时期。

取代刘宋的萧齐,虽出身士族,但依靠的是山东难民的力量。

取代萧齐的萧梁,虽和萧齐同族,但依靠的是关中难民的力量。

最终由于五胡完成汉化,北方胡人和北方汉人矛盾逐渐消弭。南朝丧失了北方难民这一重要资源,萧梁被北朝碾成了糊糊。依靠南方洞蛮力量的南陈暂时为南朝续命,但南朝再也没有跟北朝抗衡的力量了。

编辑于 2017-07-07 22:39

晋朝首先是汉朝体制的延续,晋朝不仅 继承了汉魏的禅让统绪 ,而且继承了两汉“春秋决狱”以来的 律法儒家化趋势 (泰始律&张杜注律),继承了汉魏政权应对乱世局面所采取的 都督军事出镇要冲制度 (东汉州牧-三国都督-西晋宗王都督),继承了东汉以来的 地方豪族逐渐升格为全国世家的趋势并予以制度保障 (占田制对豪族庄园经济的优待、九品中正制的逐步变型走样与东晋门阀政治)。更为致命的是,西晋作为曹魏的“换头”政权,东晋作为西晋的“续命”政权,都没有客观机会与稳定高层去解决汉末的各种社会问题,以至于 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东汉体制所不能克服的社会问题 ,且并没有找出一个好办法去解决。

如果说想要把握准晋朝的定位,就必须回溯到汉朝(尤其是汉末变局)的话,那么 想要理清楚西晋,就必须结合曹魏来看 。或者说,曹魏西晋,实际上只是一个前后拥有两个皇室的同一套功勋人马的官僚集团, 曹魏与西晋虽名为两朝、归属两姓,却可以视为一个政权去看待 。“三马食曹”的政治斗争,只是一次烈度极小的改朝换代,司马家即便打击政敌,也往往及身而止,并未株连家族,这固然是司马家篡魏本身多行不义之举所致,但也反映了魏晋两代君主普遍过于短命所致的皇权衰弱。曹魏虽有高寿的曹操,西晋虽有高寿的司马懿,但他们以前朝功臣身份渡过了过于漫长的岁月,以至于真正“自作家门”的时间并不是很充分,再加上曹丕、曹睿、司马师、司马昭等英主的短命,使得 魏晋二朝都把精力消耗在了营造私党与高层稳定上,全无勘平乱局、再创治世的精力 。魏晋南北朝诸政权所普遍存在的这种 创业之祖“晚年营私”、二代之宗“短命不稳” ,恰与秦隋这种创业之祖“经天纬地”、二代之宗“暴虐激进”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映衬出汉、唐、宋、明等长期稳定一统王朝创业之祖“南征北战”、二代之宗“文武并治”模式的适宜。

具体到西晋的流变过程中, 三马食曹在高平陵政变的冒险投机之后,通过司马家族掌控都督一方的军镇权力,配合坐镇中央的司马兄弟“霸府”,形成对北方局面的震慑 ,碾压掉形同囚犯的曹魏亲王、孤儿寡母的曹魏帝后以及心有不甘的曹魏淮南的反抗力量,进而完成篡代。但15年内就换了三次四人做主君,严重影响了主君的威势,增加了司马家主为了博取皇帝名位而向“魏臣”输送各种政治妥协,以期获得更多“晋臣”。这就导致了 西晋不仅没法儿解决世家勋臣逐步抬头的趋势,而且还需要养大一大批出镇了的宗室王制衡外姓勋臣,进而影响了帝系继承的稳定 。换言之,西晋陷入了一种,宗室王防勋臣,皇子外戚在后的层层设防之窘境,这个窘境虽非西晋所独有,却因西晋立国以前之形势与司马炎的昏招与贾后的乱招而矛盾过速激化。

西晋开国之后,官僚集团的迅速分化固然肇因于司马氏集团形成过程中所埋下的种种矛盾,但晋武帝一系列乖张的政治举措无疑是矛盾激化的重要催化剂。尽管从表面上看,由于武帝的极力弥缝,在其生前,西晋官僚集团内部虽然大小矛盾不断,整个官僚体制尚算运作良好,甚至有“太康之治”的不虞之誉。但如果纵观武帝一朝的政治变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矛盾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更好的化解,反倒因政治斗争的发酵作用而变得愈发严重,特别是关于齐王攸地位的争论,严重破坏了西晋政治中的权力结构。武帝去世之后,继位的惠帝司马衷由于智力低下,缺乏掌控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失去了皇权的仲裁与平衡,原本尚能维持表面和平的官僚集团迅速卷入了疯狂的内斗当中。武帝苦心维持的政治平衡轰然崩塌,伴随着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原有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土崩瓦解。——《魏晋之际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司马攸之人望,使司马炎深惧司马攸一系会取代自己的子孙。咸宁年间,晚年司马炎为了排异司马攸,不惜打破政治平衡,用外戚杨家主政与皇子王替代宗室王的手段,试图堵绝皇权旁落的隐患。 奈何,这种手段是一种自不量力的激进,试图在皇权衰势之下,排斥世家与宗王的参与,必然引起掌握军镇实力的宗王与掌握地方势力的世家的不满与反扑。

司马炎一死,外戚杨氏就被贾后联合宗王、勋臣予以诛除,挑头的司马玮,也被贾后扑杀。这次政变连环杀,是矛盾的第一次激化,而后虽有张华辅政,却也止不住贾后妒杀太子司马遹这种 嫡母诛杀嫡子 的“宗法大乱招”。如果说,司马炎是因为多有不得已的昏招庸招而留下祸根,那么贾南风便是那种 在关键风口胡乱拱火激化矛盾 的悍妇,两位主政者一前一后,将西晋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才酿出了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所带来的三百年乱世。

八王之乱如毛熊所言,不仅仅是一次宗室内耗,更是一次“野战军”的火拼,从曹魏都督区开始积淀下来的长安、许昌、邺城三镇兵力与西晋央军全数耗尽,这就为在汉代便以内迁安置为归宿的边郡归附北族有了从秦陇、三晋、幽燕等边郡直入关洛邺的可能。 再加上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等实力派宗王对不同内迁北族的拉拢纵容,直接为五胡“乱”华提供了合法的借口 。质言之, 所谓五胡乱华,除了屠各匈奴与羯胡是出于反抗而主动乱华,其他的鲜卑氐羌反倒是这些个西晋宗王们邀请进中原来祸乱异己的。

东海王司马越最终取得了八王之乱的胜利,却也看出中原的空虚与危机,便与其首席幕僚王衍趁早留了一手在南方荆扬,这就为日后的东晋续命留了一丝合法性。

世家王敦、王导借着王衍的地位,出镇荆扬,司马睿作为宗王代表跟着去了。 东晋政权压根就是西晋宗王与世家的联手 ,司马睿本身,若不是托了屠各与羯胡的屠戮,按照宗法就根本没有继位的机会。而王敦、王导也需要借助晋的名号来维持稳定,因此便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门阀政治。

纵贯东晋史的有三条主线,一条是 东晋皇室与门阀世家共天下 ,一条是上下游之间的 荆扬之争 ,一条是 南迁流民被东晋安置在江北作为抵挡或北伐的主力 。三条线相互纠缠,皇室、不同的门阀、流民帅(北府将)相互内斗与外战,构成了东晋史的主轴。

门阀政治,具体体现在王、庾、桓、谢四大顶级门阀的不同主政风格与权力的转移上;荆扬之争则通过王敦、陶侃、庾亮、桓温、殷仲堪、桓玄的坐镇荆州而与扬州的不同掌权势力抗衡;流民帅(祖逖、苏峻)以及郗鉴、桓温、刘裕三批次团成的北府兵,构成了荆扬之间以及晋帝与门阀之间的第三股势力。 三股势力(皇室、流民、世家)与三处地块(扬州、江北、荆州)共同形成三条主线,进而拧成一股东晋史的流变

具体地讲,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是冲击东晋早期政局的两波事件,桓温北伐与淝水之战则是荆扬之争烈度降低所带来的东晋军功鼎盛时期。但,桓温的威势与北府兵的强劲,为日后的桓玄、刘裕(本应是刘牢之的机遇)提供了颠覆东晋稳定的实力。且,淝水战后,谢家全身而退,客观上为会稽王父子擅权提供了机会。 质言之,东晋中期的军功反而为东晋后期的各方暴走埋下了伏笔

所以,淝水战后,东晋不但未能匡复中原,反而陷入到更加激烈的内耗之中。 会稽王父子代表皇室宗王势力、桓玄代表世家势力、刘裕代表流民帅势力,先后搞出了一系列大新闻,冲击了东晋门阀政治这一脆弱而勉强的平衡 。再加上,卢循之乱从经济上破坏了东晋中央与世家庄园的财粮根基:三吴两浙,使得东晋政权彻底失去立足之地,成为北府强兵头目刘裕的傀儡,走向灭亡。

以上,大致梳理完了晋朝的前因:汉魏与晋朝的关系,以及两晋各自的流变。接下来,谈谈十六国与北朝。 如果说东晋是西晋宗王与地方世家的联合,那么十六国就是西晋宗王引胡撕逼政策的延续 除却成汉、两赵与冉魏是以反抗西晋压迫而较早“反晋”,其余各国无不是晋朝官方册封的“王国” ,这些“封国”无不是挂“拥晋”之名、行“逐鹿”之实,坐大以后再“抗晋不尊”。北魏也是其中之一,北朝便渊源自这里,这是十六国乃至北朝与晋朝的关系。

北朝的对手南朝,则是东晋政治经历会稽王、桓玄、卢循、刘裕四波折腾之后的产物, 依然表现出“皇权+宗王+世家”的格局,三方各自强化自身利益并将其制度化,形成了脱胎于魏晋制度的齐梁变体。 这种衍变配合北魏在河西与辽东搜罗到的典章制度,首先为太和改制提供了材料,又为日后唐朝的南朝化提供了素材,这是南朝乃至唐朝与晋朝的关系。

参考书籍教唆:

  1. 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2.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
  3. 陈长琦: 六朝政治
  4. 徐冲: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