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英译: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也称制义、 制艺 、时文、八比文,是明清 科举考试 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章就“ 四书五经 ”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 自由发挥 ,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高低等也都要 相对成文 ,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 入题 、起股、 中股 后股 束股 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 排比 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 孔子 孟子 的口气说话,四副 对子 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而所谓的股,有对偶的意思。八股文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取自 四书五经 ,以四书命题占多数。文章论述的内容要根据 朱熹 的《 四书章句集注 》等书而展开,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意,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为“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为起股(也称起比,提比)、 中股 (也称中比)、 后股 (也称后比)、 束股 (也称束比)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也称大结。从起股到束股,每组都有两排 排比 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
八股文的主要文义在于诠释经书的义理,并要求据题立论,所以很少有作者自由阐发的空间,而它的重要体裁特征便是 对偶性
参阅《明史·选举志二》,示例:清· 阮元 《四书文话》、 梁章钜 制义丛话 》。《 儒林外史 》第一回:“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 取士之法 :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八股文的雏形是 南宋 经义。 北宋 王安石 废诗赋取经义,将取士 内容限制 到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内,而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 散文形式 。南宋时经义形成“有定格律,首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然后有小讲、大讲、余意、结尾等固定段落,“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于偶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 [1-2] 可见南宋经义已具八股雏形了。
明代 朱元璋 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 顾炎武 日知录 》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 明宪宗 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 一虚 一实,一浅一深。若 题本 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八股文 科举考试

八股文是明清 考试制度 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明清时“科举”考试时写的八股文对内容有诸多限制,观点必须与“朱圣人” 朱熹 相同,极大地制约了丰富内容的出现。若有与之不同的观点则无法通过考试。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部分要求严格对仗,类似于 骈文 ,书写难度甚高。
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
“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 制艺 ”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 骈文 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
三级考试: 府试 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 贡院 考及 殿试 )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 小考 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 试官 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 兵部侍郎 舒赫德 给皇帝上 奏折 ,建议废除八股文。

八股文 私塾教育

八股文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 古之教者 “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
私塾教育的学习年限自由,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甚至穷乡僻壤的地区。“私塾”分为纯粹的“私塾”,和公办的“私塾”,私塾演变成后来的“家有塾”,后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纯粹的“私塾”包括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 聘金 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 公共房屋 ,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
公办的“私塾”包括,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交些束修,像《 儒林外史 》第二回所写 汶上县 薛家集 周进 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 义学 ,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等,教到《 论语 》就困难了。
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 儒林外史 》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 启蒙教育 ,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 红楼梦 》所写 贾雨村 黛玉 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 林如海 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 归有光 、清代 郑板桥 ,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 塾师 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 科举考试 ,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 名贤集 》《 神童诗 》各种《 杂字 》(如《 五言杂字 》《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
私塾的 教育方法 ,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 千字文 》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 孟子 》的,三个读《 诗经 》的,两个读《 左传 》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八股文 明朝

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 明宪宗 成化年间(公元1464年-1487年),经 王鏊 谢迁 章懋 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明朝中叶,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涩、似通非通。八股文没有诗、赋、论、策等文体的佳作那种熠熠文采和酣畅气势,而是晦涩枯燥,有些字句甚至难于准确把握其意义。典型的 八股文风 是啰啰嗦嗦,空疏无聊,同政治才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明清统治者标榜“求实尚正”,只许考生做“浑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诗赋式的华丽词藻,不得引用经典以外的其它任何书籍。八股文没有诗赋策论那种旁征博引、譬喻联翩的绚丽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例如《论语》中“止 子路 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题“杀鸡为黍而食之”,则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见其二子焉”,就是犯下,都不许可。要在如此严格僵死的规矩中将 孔孟 经书的只言片语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确是件极难的事情。
明末清初 著名思想家 顾炎武 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八股文 清朝

清初曾经废除八股文,顺治十六年恢复八股文,后来的康熙皇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 礼部侍郎 黄机 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 兵部侍郎 舒赫德 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 良法 ,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清代顾炎武《 日知录 》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
光绪 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 清政府 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公元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郭沫若《 洪波曲 》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领导人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 头痛 。”

八股文 近代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 娄凝先 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 解放区 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 公文写作 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 革命战争 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 自己动手 ,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 综合报告 ”;“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 作战方针 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 请示报告 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股文是在 中国语言 、文字、 考试制度 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和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 对仗 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 文心雕龙·丽辞 》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 客观存在 ,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 绿肥 ”“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 骈文 ,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 词章 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 废科举 ,读书人自启蒙识字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 问答题 ,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 数语 。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 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子谓 颜渊 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菼 ,清代,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 礼部尚书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 颜子 几之,而始可与 之言 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 气数 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 均须 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 孔子 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 正起 ,“迨于”三句 反承 ,“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 二字领 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手。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 向背 开合 ,可以参之 议论 ,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 总起 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 单句 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八股文 正面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 五经大全 》的 儒学 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 公平原则 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
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 劣币驱逐良币 ”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 搭题 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 写作能力 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 宋濂 解缙 以及 薛瑄 等皆是如此。在 明成祖 永乐 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 顾炎武 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 上之 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 沈淀 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况且,文章的好坏较难有统一准则,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对来说评判较为公正客观,争议度相对减少。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
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 文气 以及文法、文句的 评点 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 陆可教 李廷机 《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 焦竑 翁正春 、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 归有光 文震孟 《诸子汇函》、 陈仁锡 《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 谭元春 《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钟之衣《 六子全书 》、 钟惺 《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

八股文 负面

对学术的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结果造成八股文 内容空洞 ,专讲形式,成了 文字游戏 。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程朱 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 顾炎武 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对政治的影响
读书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 乾隆 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 徐珂 编《 清稗类钞 》“考试类”有一条记云:“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 桐城 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 四子书 》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 儒林外史 》所写的 范进 ,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
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 科举制度 、骂 考试官 ,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 蒲松龄 ,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 科举考试 、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 嘉庆 道光 两朝的学者 钱泳 ,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 犬马 ,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 亦见 有曾录荆川、 鹿门 、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
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 四书 》,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 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〇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 庚午 ,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 光绪 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 进士出身 ,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 衡文 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 八股取士 ,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 策论 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 黄机 王士桢 、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 张廷玉 、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 鄂尔泰 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 王士祯 池北偶谈 》记云:“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 中出 ,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 顺治 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 会试 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 侯方域 魏禧 齐名的 古文家 ,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 ,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 论学取友 ,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 大成 。”
这样与封建 政治制度 配套的 教育制度 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 伦理道德 的熏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 方孝孺 、于谦、 海瑞 ,其高风亮节赢得了身前生后名 ;就是晚明的 文震孟 黄道周 金声 杨廷枢 陈子龙 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 顾炎武 不事二姓, 归庄 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 方以智 削发为僧,具有 民族气节 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 方苞 《四书文》 凡例 说:“欲理之明必溯源 六经 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 必以 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 汤显祖 、徐洪祖、 吴承恩 曹雪芹 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 徐霞客游记 》《 西游记 》和《 红楼梦 》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 吴敬梓 儒林外史 》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 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 朱光潜 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 刘知几 史通 》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 朱元璋 曾接下 茹太素 的一篇 奏折 ,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 盛于 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 楹联 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 孟昶 春联 ,仅是撷取五言 近体诗 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 骈偶 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 曾国藩 左宗棠 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 诗钟 ”,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优秀八股举例
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 论语·颜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
什一 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
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 玉帛 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2014年9月,新学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翻看自己的语文教材时发现,这篇名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八股文,将是他们要学习的内容。长久以来被称为“封建残余”的八股文,出现在了高中课本当中。 [3-4]
此次 杭州高级中学 选编的语文教材中,包含的八股文分别是明朝初期 王鏊 的殿试之作《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著名 心学 大师 王阳明 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有一篇则来自与“科举”联系紧密、多次担任科举监考官的 曾国藩 的《 与诸弟书 》。 [3-4]
该举动一见诸网络,被若干网民指之为“逆潮流而行”,有网友质疑表示既然历史教科书称其为“ 封建制度 的产物”,面对质疑,主持新教材选编的杭州高级中学语文组教研室组长周伟称,当前中国的孩子在写作上想法好,但写出来的文章却没有“体制”,常会出现把 新闻报道 写成散文,散文写成议论文等情况,学习八股文则“可以让学生的文章有‘体’”。周伟称,八股文可以反映思维的过程,其中的由浅入深、起承转合都值得学习。
而推荐王鏊和王阳明两篇八股文的教育研究者高利认为,八股文的价值不可否定:“明清两个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识只是载体,希望学生能够开阔视野,了解中国的 传统文学 。”另外记者获悉,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址正是 浙江 省贡院的旧址,即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这也是杭高将八股 文选 入教材的原因之一。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