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因而八股文多半含混生涩、似通非通。八股文没有诗、赋、论、策等文体的佳作那种熠熠文采和酣畅气势,而是晦涩枯燥,有些字句甚至难于准确把握其意义。典型的
八股文风
是啰啰嗦嗦,空疏无聊,同政治才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明清统治者标榜“求实尚正”,只许考生做“浑厚老成”的死板文章,不得用诗赋式的华丽词藻,不得引用经典以外的其它任何书籍。八股文没有诗赋策论那种旁征博引、譬喻联翩的绚丽色彩,也不可有其它任何越出界限之处。甚至即使在经典之内,还有犯上、犯下的禁忌。例如《论语》中“止
子路
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题“杀鸡为黍而食之”,则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见其二子焉”,就是犯下,都不许可。要在如此严格僵死的规矩中将
孔孟
经书的只言片语敷衍拉扯成一篇文章,的确是件极难的事情。
八股文
清朝
清初曾经废除八股文,顺治十六年恢复八股文,后来的康熙皇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
礼部侍郎
黄机
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
兵部侍郎
舒赫德
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
良法
,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清代顾炎武《
日知录
》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
光绪
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
清政府
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公元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郭沫若《
洪波曲
》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领导人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
头痛
。”
八股文
近代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
娄凝先
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
解放区
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
公文写作
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
革命战争
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
自己动手
,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
综合报告
”;“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
作战方针
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
请示报告
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股文是在
中国语言
、文字、
考试制度
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和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
对仗
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
文心雕龙·丽辞
》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
客观存在
,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
绿肥
”“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
骈文
,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
词章
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
废科举
,读书人自启蒙识字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
问答题
,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
数语
。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
补充说明
。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
韩菼
,清代,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
礼部尚书
)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
颜子
几之,而始可与
之言
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
气数
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
均须
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
孔子
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
正起
,“迨于”三句
反承
,“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
二字领
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手。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
向背
开合
,可以参之
议论
,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
总起
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
单句
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八股文
正面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
五经大全
》的
儒学
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
公平原则
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
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
劣币驱逐良币
”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
搭题
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
写作能力
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
宋濂
、
解缙
以及
薛瑄
等皆是如此。在
明成祖
永乐
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
顾炎武
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
上之
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
沈淀
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况且,文章的好坏较难有统一准则,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对来说评判较为公正客观,争议度相对减少。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
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
文气
以及文法、文句的
评点
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
陆可教
、
李廷机
《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
焦竑
、
翁正春
、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
归有光
、
文震孟
《诸子汇函》、
陈仁锡
《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
谭元春
《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钟之衣《
六子全书
》、
钟惺
《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
八股文
负面
对学术的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结果造成八股文
内容空洞
,专讲形式,成了
文字游戏
。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程朱
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
顾炎武
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对政治的影响
读书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
乾隆
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
徐珂
编《
清稗类钞
》“考试类”有一条记云:“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
桐城
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
四子书
》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
儒林外史
》所写的
范进
,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
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
科举制度
、骂
考试官
,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
蒲松龄
,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
科举考试
、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
嘉庆
、
道光
两朝的学者
钱泳
,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
犬马
,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
亦见
有曾录荆川、
鹿门
、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
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
四书
》,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
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〇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
庚午
,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
光绪
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
是
进士出身
,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
衡文
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
八股取士
,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
策论
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
黄机
、
王士桢
、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
张廷玉
、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
鄂尔泰
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
王士祯
《
池北偶谈
》记云:“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
中出
,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
顺治
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
会试
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
侯方域
、
魏禧
齐名的
古文家
,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
古之教者
,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
论学取友
,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
大成
。”
这样与封建
政治制度
配套的
教育制度
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
伦理道德
的熏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
方孝孺
、于谦、
海瑞
,其高风亮节赢得了身前生后名
;就是晚明的
文震孟
、
黄道周
、
金声
、
杨廷枢
、
陈子龙
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
顾炎武
不事二姓,
归庄
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
方以智
削发为僧,具有
民族气节
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
方苞
《四书文》
凡例
说:“欲理之明必溯源
六经
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
必以
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
汤显祖
、徐洪祖、
吴承恩
、
曹雪芹
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
徐霞客游记
》《
西游记
》和《
红楼梦
》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
吴敬梓
《
儒林外史
》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
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
朱光潜
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
刘知几
《
史通
》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
朱元璋
曾接下
茹太素
的一篇
奏折
,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
盛于
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
楹联
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
孟昶
的
春联
,仅是撷取五言
近体诗
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
骈偶
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
曾国藩
、
左宗棠
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
诗钟
”,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优秀八股举例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
什一
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
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
玉帛
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2014年9月,新学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翻看自己的语文教材时发现,这篇名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八股文,将是他们要学习的内容。长久以来被称为“封建残余”的八股文,出现在了高中课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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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举动一见诸网络,被若干网民指之为“逆潮流而行”,有网友质疑表示既然历史教科书称其为“
封建制度
的产物”,面对质疑,主持新教材选编的杭州高级中学语文组教研室组长周伟称,当前中国的孩子在写作上想法好,但写出来的文章却没有“体制”,常会出现把
新闻报道
写成散文,散文写成议论文等情况,学习八股文则“可以让学生的文章有‘体’”。周伟称,八股文可以反映思维的过程,其中的由浅入深、起承转合都值得学习。
而推荐王鏊和王阳明两篇八股文的教育研究者高利认为,八股文的价值不可否定:“明清两个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识只是载体,希望学生能够开阔视野,了解中国的
传统文学
。”另外记者获悉,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址正是
浙江
省贡院的旧址,即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这也是杭高将八股
文选
入教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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