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贡、仁寿地区的地理位置及音系特点
四川自贡、仁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岷江与沱江之间的丘陵地带,东接泸州、重庆,南界宜宾、云南,西邻乐山、雅安,北靠成都、眉山。其范围包括自贡市市辖区、富顺县、荣县、眉山市的仁寿县、乐山市的井研县、内江市市辖区、隆昌县、威远县、凉山州的冕宁县、宜宾市的筠连县、宜宾县、珙县、泸州市的泸县、云南省的盐津县等十四个地区,除盐津县外,全部都在四川省境内。
根据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1986)的划分,自贡、仁寿方言划为西南官话区灌赤片区仁富小片,李蓝将其划为为西南官话区西蜀片江贡小片〔1〕,但是两者所涉及方言区范围相同。
自贡、仁寿方言语音上的重要特点是:有舌面前鼻音声母n,有舌尖后音声母 韵母an、ian、uan、yan的鼻音韵尾发音着实;中古入声字归入去声;上声起点较高,上声音节后面的音节变高平调;儿化韵往往发生变调;部分上声字归入阴平;表复数的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第二音节“们”的声母常常脱落。
二、明初驻川军队与明代四川军话的形成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汤和带兵攻入四川,灭了明夏政权,在取得胜利以后,由于受到少数民族武装的反叛和元朝政权余党的滋扰,四川各地尚不安宁,明政府在四川各地设立了卫所制度,军队留驻四川各地,对各地实行强力管制。“作为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既是一种军事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地理单位,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的疆土。”〔2〕而这些军队的留驻,对明代四川方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明初驻川军队主要通行安徽话
明初驻川军队的人员构成虽不可考,但是根据其主将傅友德、汤和的籍贯(安徽)来看,这支军队的主要人员构成应该是安徽人〔3〕。
虽然当年崔先生提出了这个设想,并没有对明初军队籍贯做深入的考证,但是随着社会学和民俗学对现居贵州安顺地区的屯堡人进行考察和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屯堡人是明初跟随傅友德征云南的军队后裔,这支军队在胜利后留驻贵州安顺,屯垦至今形成的一个汉族特殊群体,他们的方言、习俗等与贵州安顺的汉族不同〔4〕。
通过对这支军队后裔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侧面得知,当初傅友德平川所带领的军队主体应该和他平云南的军队主体一样,来自明初的南京府。
明代的南京府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今天江淮地区的安徽、江苏、上海一带,因此崔先生说的这支军队来自安徽也有道理。由于明代政府并没有规定一个方言作为统一的官话基础,而朱元璋本人的籍贯和明初淮西集团在中央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对官话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后,南京城中的“公侯族属”就达1197户,计其人口,约达万人。这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安徽籍淮西人。”〔5〕
我们可以想见,安徽方言(或称南京话)在明初应该具有准官话的地位。同时鉴于军队的人员构成复杂,而军队的指挥作战系统又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来交流,因此,军队中通行的应该主要是当时军事将领们所操的方言。由于平川军队的军事长官汤和、傅友德都是安徽人,我们可以判定,当时驻川军队中通行的应该是安徽话。
(二)明初的军队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明初的四川,由于元末的战乱,人口锐减,省内多地由州降县,因此土著人口大大减少。军队的进驻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移民队伍。“四川都司所辖的成都、重庆、利州、保宁、叙州、泸州等卫,就属于内地卫。内地卫所辖地独立存在于行政系统之外,其所辖土地、人口与相关事务则属于军事系统的四川都司而与行政系统并列。”〔6〕
由于明代初期在四川各地实行卫所制度,军队成为了卫所地区最强的政治力量,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军人成为当地资源的主要支配者,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军队的特殊性质,军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特权,与当地居民相隔离的群体。
明代初年,人口的减少严重影响了四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明朝政府迅速颁布了恢复农业经济的举措,通过“移民就宽乡”和验丁授田、召民垦荒、永为己业、官给牛种、减免田赋的优惠移民政策,从湖广、江西、江南等地大量移民前往四川,史称“洪武大移民”。而大量新移民实际上属于一种弱势的地位,由于军队占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处于强势地位,军队在落实国家各项移民政策的时候也很容易与民争利,特别是在分配土地上面,军队优先占有了大量肥沃的良田,“明代卫所制的一大特点是‘以屯养军’。卫所官兵皆要屯田耕种,以便解决军粮的供应问题”〔7〕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下令建昌卫附近田土‘先尽军人,次与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屯种自给’”。〔8〕
在农耕经济时代,优先占有良田,充分说明军队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三)明初军队的特殊地位影响了四川方言的发展
学界早就有人提出,明代官话分南方官话、北方官话、中原官话等三系,而南方官话是现代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的源头。南京话是南方官话的基础方言。〔9〕明初四川军队在卫所所拥有的各项优势地位,使得军队在当地成为一个拥有特权的政治群体。同时,由于安徽方言(属于南京话)的准官话地位,来自湖广等其他省籍的新移民在卫所地区要想获得各项生存权益就必须要与军队打交道,再相互交流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移民自然要模仿军队所操的安徽方言,各省新移民在模仿南京方言中,夹杂进了自己的方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明代四川卫所控制地区所通行的军话。叙州卫、泸州卫、成都卫驻地就是今天自贡、仁寿地区所辖范围,该地区军话也成为了自贡、仁寿地区方言的源头。
与此同时,在地方行政长官控制的区域,仍然是以自元末以前四川本地所说的汉语方言为主。〔10〕即今天四川“南路话”的源头。
三、现代自贡、仁寿方言的形成
(一)现代自贡、仁寿地区方言及人口族属
关于自贡、仁寿地区方言的来源,四川大学崔荣昌教授曾做过相关论述,他认为的威远人(同属自贡、仁寿方言区)所说官话方言的形成,大概与明初平蜀的傅友德大军在胜利后留驻有关。入声归去保留平翘舌对立,是受安徽话影响,威远话同四川官话一样,是在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两次大移民过程中形成的,表层是西南官话,底层却留下了下江官话、赣语、湘语、客家话和粤语等诸方言的痕〔11〕。
同时,根据四川师范大学周及徐教授的研究,认为今天的成渝片方言是清代以来“湖广填四川”移民形成的“湖广话”,与当代湖北方言有较高相似度。而岷江小片就是元末以前四川土著所讲四川话发展形成的“南路话”。〔12〕
周教授没有对自贡、仁寿地区方言的形成做出论述,但明确指出,自贡、仁寿地区方言的形成应该是移民方言,具体的移民地不会与“成渝片”相同。〔13〕
根据现有的地方志和族谱资料来看,现今自贡、仁寿地区的人口主要还是来自湖广地区,有少部分来自其他省。明初入川的江南军人和明清两代“湖广填四川”的湖广人都是现代四川自贡、仁寿地区人口构成的主要来源,且湖广人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省籍的人口。但是,要确定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以哪种方言为基础,不能仅仅靠人员构成的多少来分析,而应综合考虑人员构成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优势等因素。
(二)现代自贡、仁寿地区方言源头
我们认为,现代四川自贡、仁寿地区方言,主要来源于明初军队所操安徽话,这种方言在清初的社会动荡中没有被消亡,而是经过其他方言的持续影响,不断的演进,顽强的传承至今,形成了以明代安徽话为主,表层是西南官话,吸收了江淮官话、赣语、湘语、客家话和粤语等诸方言特点的现代自贡、仁寿地区方言。
由于明初军队在四川各地卫所占有政治经济的各项优势,使得安徽方言也成为了卫所地区一种强势语言迅速推广,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人口主要来源于湖广地区,却保留明代四川军话特点的自贡、仁寿地区方言与成渝片方言有较大区别。
(三)清初战乱招抚政策对于自贡、仁寿地区的影响
1、主要回乡的都是上层人士
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自贡、仁寿地区下层劳动人民无力逃亡,几乎被屠杀干净,或者逃亡到很近的岷江小片地区。而大量的上层富裕阶层,则举家远避到贵州等地,免于遇难。清初采取招抚流亡的政策,招抚避乱外省的遗民回乡。“不仅明末清初逃亡省外的乡绅富豪‘应归原籍’,‘次第行之’,即使清代以功名科举宦游滞留他省者,也应‘疏令还籍以实地方’。”〔14〕
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优厚的政策帮助遗民返乡置业,“顺治十六年,内江县‘奉文招还流遗士庶。先于流寓处领牒报明里籍,有无科名。士子归里定业后,送学道考复。原名乡里庐墓,听旧主据认。于是风闻爱戴,陆续归来。”〔15〕
2、富豪文人回乡后占有统治地位
盐业历来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而明代末年,自贡、仁寿地区已经成为了四川重要的产盐地,一些世族大家掌握了盐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左右当地政事的大盐商。“嘉靖末年,张瀚入蜀,记“内江、富顺之交,有盐井曰自流,新开,原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盐。流甚大,利颇饶,多为势家所擅。”〔16〕
虽然在清初的战乱中,富荣盐厂遭受重大打击,各富豪文人奔走他乡避祸。但“康、雍、乾三朝对四川井盐业实行了较为稳定的缓和政策,使盐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17〕
同时,由于清初各盐场人员损失较重,“面对灶丁的逃亡,清初颁布了两项命令,一是不准灶户投充旗下,一是不准灶丁充当胥役。”“一律回场煎办盐斤”。〔18〕
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盐业生产的恢复,同时也使自贡、仁寿地区返回的富户迅速恢复经济实力,重新成为了当地的统治阶层。
因此,虽清初地方志记载,该地区明代遗民人口少,“十之一二”《富顺县志》,但他们却占有主要的经济资源,形成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新移民作为弱势群体,大多数沦为了帮工,为了更好的与盐商老板打交道,他们开始放弃自己本来的方言,并学习占有强势地位的盐商富户文人所讲带安徽口音的土著方言,在学习的过程中,将自己所讲方言特色融入安徽方言之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自贡、仁寿地区方言。
(四)清初的人口恢复政策对四川各方言区的影响
清初实行的人口恢复政策,对于田地的占有,对新移民和遗民实行相同的政策,“顺治十三年,巡按四川兼管盐法屯田监察御史高民瞻‘谕令军民人等,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对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19〕这个政策的实施,使得四川人口损失严重的川东、川中、川北地区以田产为主要财产的富有遗民旧户,在回到四川故地以后,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而以湖广人为主的新移民成为了这些地区的人口主流,旧遗民迅速融合到新移民中,形成了新的四川人,从而在四川广大地区形成了以湖广话为基础的“成渝片”方言。
在战乱影响较小的川南、川西地区,由于明代遗民损失较小,故新移民在插占土地中占不到什么便宜,同时由于人口的自然恢复,明代遗民在人口上逐渐占有优势,故而新移民的方言不能成为主流,迅速与旧遗民的方言相融合,形成了保留入声的“岷江小片”方言。
四川自贡、仁寿地区方言,形成于明初,以明代军队所操安徽话为基础方言,吸收湖广等各地方言,形成西南官话为表,保留诸方言痕迹的综合性方言。在清初的战乱中,虽然该地区人口锐减,但是经过清政府的招抚政策和明代遗民特有的经济文化地位,该方言得以保留下来,经过其他方言的不断影响,形成今天的保留平翘舌对立,入声归去声的自贡、仁寿方言区。
大抵明初包括成都卫在内的军队普遍流行带南京味的安徽官话。并且随着军队驻地的扩张,这种南京型官话在明代就被带到了四川各地。这可以从《明史》中一段记载得到印证:洪武六年,筠连州“大寨蛮”头目编张反叛明廷,朱元璋命成都卫指挥袁洪讨之,破南蛮。帝命“南蛮叛服不常,不足畏。既获其俘,宜编为军。且驻境上,必以兵震之,使天威,无遗后患。”“遂降筠连州为县,属叙州。”〔20〕这段记录证实了,明初属于少数民族“大寨蛮”(又称“都掌蛮”)控制的筠连地区(现宜宾市筠连县境内),在袁洪平叛后,就留驻军队,降州为县,按照汉地统治方法进行统治。这批军队成为了当地最初的汉族居民,他们所操方言也成为当地汉语方言。
根据调查我们可知,筠连方言属于自贡、仁寿方言区,同属自贡、仁寿方言区的凉山州冕宁县也有类似的驻军,这两块地方在清初四川的战乱中较少受影响。根据明代文献的记载,以及本文对自贡、仁寿方言区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筠连、冕宁会成为自贡、仁寿方言区的一块飞地,形成周围被“南路话”“湖广话”所包围的孤岛。
由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的人口损失巨大,元代以前的土著居民仅在四川边缘地带留存。经过明代初年到清代中期的持续大规模移民,四川中心地区人口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同时期的外省移民、四川土著分别成为了现代四川省内不同地域人口的祖先,也形成了今天四川话不同方言片的地域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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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明史・列传第二百・四川土司[M].中华书局点校本.
本文原标题:明代移民与四川自贡、仁寿地区方言形成研究
本文为四川省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2013年项目“明清移民与四川自贡、仁寿地区方言形成研究”(课题编号13DFWH008.1)阶段性成果;四川理工学院2012年培育项目“清代移民历史视角下的四川仁富小片方言研究”(课题编号2012PY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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