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于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子时出生在福建县侯官（今福建福州）的左营司巷林氏北院后租屋。  他的父亲林宾日因乡试不第，在邻居罗氏的地方开设书塾。而林则徐的母亲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时庵第五女。林宾日、陈帙夫妇一共生育十一名子女，次子即为林则徐。

林则徐出生时，林家已是家道中落，外债颇多。林宾日虽为私塾先生，但因大部分用来还债，加之家里“食指既繁”，开支日大，“贫窭益甚”，三餐都无以为继，时常断炊挨饿。廪生的津贴，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在此情况下，陈帙只得以女红帮补家计，她也将此剪纸手艺传于女儿，才能维持家庭生活。林则徐在母亲的支持下，虽不用代劳家计，但每天到书塾之前，都会先为母亲姊妹的工艺品拿到店铺寄卖，放学后，则再到店铺收钱交回母亲。

贫寒的家世和生活境遇的刺激，使林则徐较一般的孩子早熟。他自少“沈敏悫谨，事亲至孝”，“天怀敦笃”，对辛苦劳作的母亲体贴同情，尽力相助。这种品质与作风，在他为官后，表现为始终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与同情。

林则徐童年家境寒苦，但他得到开明的父亲教导，还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童年是颇为快乐的。林宾日也非常重视对林则徐的教育。四岁时，林宾日已将他携入塾中，教以晓字。六岁时，林则徐开始学作文章。七岁，已经熟练文体。由于林宾日幼时家贫，到十三岁才入书塾，常常被同学嘲笑，为免儿子和自己一样命运，教书时便将他携入塾中，抱在膝上，一同听学。

林则八、九岁时，就在学堂上写出了“海到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震惊四座，他在书塾常常以佳作得到奖金。眼见家境依然贫穷，有人曾叫林则徐改业，但林宾日不许，他认为儿子日后必飞黄腾达，名成利就。

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岁的林则徐当选为孔庙佾生。嘉庆二年（1797年），林则徐参加府试，获第一名。同年，林宾日成贡生。次年（1798年），林则徐考中秀才。从中秀才到中举人之前，林则徐除有时在馆教读谋生，大多时间在鳌峰书院学习。在院长郑光策指导之下，林则徐专心向学。入读期间，林则徐通过父亲结识学者陈寿祺，受到陈寿祺经世匡时思想的影响。与郑光策的女婿梁章钜交往甚频，两人同时立下“经国救世”之志。

嘉庆九年（1804年）秋，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在揭晓成绩排名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河南永城知县郑大模之女郑淑卿为妻。十二月，林则徐前往京师参加会试，次年（1805年）三月名落孙山。十一月回乡后就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开班授徒。

嘉庆十一年（1806年），五月，张百龄任汀漳龙道，曾见到林则徐，当即目为“大器”，并“广为延誉”。秋，林则徐为解决家庭生计，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书记。该职专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当时厦门的社会风气败坏，走私鸦片问题严重，历任同知皆是贪吏，外商贿赂成风，无人打击走私。林则徐认识到鸦片问题、烟贩伎俩，扩展了眼界。在任内，他得到福建巡抚张师诚的赏识，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秋被张师诚招为幕僚，专司笔札。

林则徐跟随张师诚四年，深受其器重，并获知了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张师诚对林则徐给予培植，将自己公事上的知识、权术一一传授。林则徐成为张师诚的幕宾，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

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月，林则徐离闽北上，赴北京第二次参加会试。次年（1809年） 四月，林则徐会试落选，离京南返。六月，仍入张师诚幕。七月至九月，张师诚主持镇压海盗蔡牵叛乱，林则徐获准一同随往，参与其事。凡张师诚的“筹海文移”，均出自林则徐手。张师诚事后称赞林则徐：“是役也，僚属睹余督剿之劳，佥谓非余先得贼踪，飞檄催战，未必能如斯神速。”十一月，张师诚推荐林宾日为将乐正学书院主持，使林家经济得以改观。

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月，张师诚入觐，林则徐随行，为第三次会试做准备。嘉庆十六年（1811年）二月，二十六岁的林则徐第三次参与会试。四月二十七日，赴京会考，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即请假归省。

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月，林则徐北上回京，途经南京时，受到时任两江总督张百龄的厚待。嘉庆十八年（1813年）正月，林则徐继续北上，五月抵京，入翰林院庶常馆。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四月，庶吉士散馆，林则徐以翰林编修待用。七月，充任国史馆协修。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承办《大清一统志》“人物名宦”部分。三月，“派充撰文官”。九月，在翻书房行走。 在近十年的京官生涯中，他利用京师及翰林院中丰富的藏书、档案，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等待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闰六月，林则徐离开翰林院，往江西南昌，充江西乡试副考官。林则徐对这次试差态度认真，但凡“已荐之卷”，都要逐篇分评，“未荐之卷”，也要“逐卷涉笔”。发榜后，众人皆称此次录有许多清贫学子，谓之“清榜”。十月回京后，被派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正月，负责筹办经筵宣讲事宜。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三月，充任会试同考官。闰四月，派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八月抵达昆明。林则徐将旅途中的见闻和行程记下，写成《滇轺纪程》。 十二月返京复命。

此外，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二月下旬至次年（1820年）四月中旬间，林则徐曾短暂参加“宣南诗社”的活动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七年岁月，在此期间，他的子女相继出世。单较二百两银年俸，根本不足以应付家庭开支。唯有间中在书塾教书，或寄卖自己的书法作品帮补家用。任京官期间，他没有过多地沉溺于官场交往，而是利用京师藏书条件，博览群书，著有经济专书《北直水利书》。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林则徐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河南南岸河堤缺口，河南巡抚博尔济吉特·琦善办事不力，使工程进度缓慢，引发水灾。经过调查后，林则徐发现：这是由于料贩囤积居奇工程用料所致，于是提出命地方官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的建议，被嘉庆帝采纳实施。四月，林则徐在京察中获一等，被“记名以道府用”。同月被授为浙江杭嘉湖道，自此结束了京官生涯。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

林则徐在浙有志一展抱负，但深感为政艰难，不免对官场积习不能相容。所以在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林则徐得知林宾日在原籍患病的信息后，当日就以本人有病为由辞官，奉母登程回籍。八月返回福州时，林宾日已病愈。道光二年（1822年）三月，林则徐为家庭生计，被迫再涉官场，北上赴京补官。此时，林则徐的座师曹振镛、房师沈维鐈一直为他斡旋，而道光帝亦知林则徐任内的政绩卓越，特地召见夸赏，说“遇有道缺都绐汝补”，并于四月破格命他“仍发原省以道员用”。六月徐抵杭州后，被派为本科监试。八月，林则徐获知简放江苏（南）淮海道讯，十二月始往就任。期间署任浙江盐运使，协助浙江巡抚帅承瀛整顿浙省盐政，取得一定成绩。 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在淮海道不到一个月的林则徐被擢升为江苏按察使。在任期间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甚至黑夜潜行，明查暗访，验尸时亦亲自动手。短短在任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的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人民称颂为“林青天”。他并认为江苏之风气败坏，全因鸦片害人，于是下令江苏禁烟。同年夏季，江苏大雨成灾，田禾被淹，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聚集，将成民变，官府照样追税。江苏巡抚韩文绮力主用兵镇压，林则徐极力反对，他乘船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恢复社会秩序。同时明确了江苏吏治民风败坏的“病根”所在，开始认识鸦片的毒害。同年夏至初冬，江苏大水，林则徐力主挖刘河故道泄水，取得成绩。十一月抵京时两次受到道光帝召见。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工作备加赞赏，并希望他“勉为良臣”。十二月返抵苏州后，奉命署任江苏布政使。

道光四年（1824年）七月间，为解决水灾问题，林则徐向地方督抚提出暂垫官款，疏浚三江水道的意见。江浙大吏孙玉庭等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商议兴修两省水利，并奏请命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道光帝允准。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母陈氏在籍逝世。林则徐闻讯时，正准备履勘水利工地，获知讣讯后即照例丁忧奔丧。办理丧事后，不幸得疟疾，在原籍守制养病。次年（1825年），经江苏大吏举荐，林则徐参与了一些海运的筹办工作。随后即以在堤工“构劳成疟”为由请辞，回籍调理。

道光六年（1826年）四月，清廷命林则徐以三品卿衔署理两淮盐政，但被林则徐以持服未满，患病体弱的理由推辞。道光七年（1827年）五月，清廷命林则徐为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闰五月，林则徐到任。不久，又擢江宁布政使。等待交接期间，陕南略阳一带发生水灾，遂留陕暂理原职，赴略阳察看灾情，安置受灾百姓，同时还参与了县城移建事宜。十月，闻父卒讣讯，南归奔丧。次年（1828年）在籍守制期间，为改善福州水利情况，与官绅协力重浚小西湖。

道光十年（1830年），林则徐因父丧服阕，北上赴京觐见，并候缺。闰四月，与辛未同年三十四人在北京宣武坊南龙树院举行雅集。在此期间，与张维屏、潘曾莹、黄爵滋、彭蕴章、周作楫等有交往活动。六月，受任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任河南布政使，次年（1831年）二月到任。到任之初，就受命确收河南各州县悬款，解决当时财政上多年未决的问题。针对沿长江一带水灾严重，民食不敷，灾民流亡的情况，他应江苏督抚陶澍、程祖洛的请求，在河南代为采购米麦，还向程祖洛建议在江苏鼓励商人自行采购来解决粮荒。七月，调任江宁布政使。为采办米麦和履勘水灾、赈恤情况而取道淮扬往江宁，八月抵任。为解决救灾问题，他提出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瘗棺、捐衣、劝粜、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等十二则建议，经两江总督陶澍采纳后，奏请施行。自道光十年（1830年）起，林则徐历经楚、豫、苏三省，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了较多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博得了一定的声誉，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人们有“林公来，我生矣”的称颂。

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由于钦差、工部尚书朱士彦的推荐，奉命总司江北赈抚事宜。同月，由于政声远扬，道光帝希望林则徐“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因此擢升他为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请辞未果，即于山东邹县接河督任。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为了治理黄河，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查看沿河地势，水流情况；为了较好地推进治河工作，曾在屋壁上绘制了黄河的全部形势图，作为指挥施工的依据。他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帝赞叹“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

由于政绩斐然，林则徐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调任江苏巡抚，六月抵达苏州。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共同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尤重是提倡新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体验出来的。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广总督。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的境况，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的生命财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其中走在最前列的英国政府为打开中国的市场，支持和纵容英国鸦片商贩用走私漏税等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在道光帝即位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甚至清廷的统治都受到威胁，于是道光帝决心严禁鸦片。

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道光帝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并饬大学士郭佳·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五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明白禁烟一事牵连甚广，从朝中权贵到地方官商，包括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但他并没有退却，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鐈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受命前往广州，从北京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抵达广州。林则徐抵粤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瓜尔佳·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

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先河；

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

林则徐抵任后，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二月初四（3月19日）会同两广总督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3月21日，林则徐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经过坚决的斗争，林则徐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的阴谋，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

虎门销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对他在广州的禁烟功绩也于以肯定。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五十五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

林则徐在广东一边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

但在禁烟不久后，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指责林则徐所言是一派胡言。

道光二十年（1840年）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琦善的审问和发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爱新觉罗·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失败。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十一月，林则徐抵达新疆。他将由西安至戍所的经历逐日记录，写成《荷戈纪程》。在新疆时，林则徐前往各地履勘垦地、兴修水利，颇有功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九月，清廷命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十一月，清廷重新起用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林则徐被授为陕西巡抚，七月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后，便上书宣称陕西“东北毗连晋豫，西南壤接川甘，道路纷歧，奸究易于出没。如佩执凶器之刀匪，此拿彼逃，最为民害” 。并表示决心要把“除暴安良” “严缉捕以靖地方”，作为接任陕西巡抚后的“首务” 。当时刀客的活动主要在关中地区，尤以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最盛行。他们“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 。所以“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惜费惮劳”，“望而却步”。林则徐上任后，对地方官吏兵勇的所谓“锢习”，首先是“剖析开导，务令极力破除”，增强他们“缉匪”的勇气和信心，然后以“马得讽纠众夺犯伤差案”，从渭南刀客下手。此案原发生在五、六月间，七、八月林正式接任后，便“亲提研鞠”，除判首犯马得讽以斩刑、“就地正法”外，而将刀客赵恩科子、史双儿等人，“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 。到是年底，由于林则徐积极督剿，在关中东部各县，以及陕北的安塞等县，又相继缉获一百四十六人，从严惩处明确称为“刀匪”的四十六人。道光帝闻讯，朱批称赞林则徐“所办甚好”。

在镇压了“刀客”之后，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一方面，把西安府等地的一百多万石存粮向贫民平粜，对于无力购粮的极贫户与老弱病残者，由官方收养，省城西安即收养极贫百姓三四千人；劝绅商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其所在村寨的贫困户，并令地方官与各地富户收买、质押耕牛，以免影响耕种；另一方面，向清廷连上《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咸宁等十二州县应征粮石展限奏销折》，请求朝廷缓征钱、粮。为从根本上免除灾荒，他筹议兴修关中水利，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关中胜迹图志》一书加以研究，提出方案。这一计划终因费用太大，未能实现。林通过上述多种办法，使陕西局势得到暂时的稳定。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在滇时，他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主张。七月，因维护云南边境安定、镇压反抗得力，林则徐被加授为太子太保，赏戴花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二月，林则徐奉命议复有关云南开矿问题。四月，林则徐派兵镇压腾越彝民暴动。五月，林则徐因旧病复发，请假调治，六月后病势加剧，奏请开缺，在得到批准后卸任回乡调治。十二月，居南昌养病度岁。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三月，林则徐返抵侯官。六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众发动金田起义。九月，又被清廷命为钦差大臣，去广西镇压拜上帝会起义。林则徐抱病从侯官起程。

由于他疾病未愈，疝气不时发作，结果要躺在特制的卧轿，由福建、广东山区，一路直达广东，到潮州时，开始严重下痢，到了普宁行馆，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暂住于此。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850年11月22日）辰时，林则徐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陪同下，指天三呼“星斗南”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在报丧奏折到京前，清廷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7日）还命他暂署广西巡抚。在他死后，清廷晋赠其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赐谥“文忠”。 云南、江苏将其入祀名宦祠，陕西则建专祠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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