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与当下

周雪光的《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是一本刚在大陆出版不久就被禁了的书，我猜原因可能是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分析，虽站在纯学术立场，却不作任何文字脱敏。我欣赏这样的方式，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市面上买不到了，但他的个人网站里还有PDF版本可以免费下载。

本书副标题是“一个组织学视角”，但实际上是以组织学为脉络，串联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学等多个理论框架，然后共同回归到国家制度逻辑的“实然”而非“应然”的问题。虽然作者在最后一章依然试图给出了一些应然的回答，但总体而言，书中对很多问题只提出与分析，并没有解决方案。这不是因为作者不想解决，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国内很多研究连“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就开始研究“应该怎么样”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是他提出的问题很多是根植于文化或制度本身的，而这些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我对组织学的理论了解不多，但并不影响这本书的阅读，尤其是作者借鉴了很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又没有深入的数理推导，哪怕没受过任何学术训练也可以理解精髓，科班出身的人读起来更是畅通无阻。而且作者的中文文笔令人叹服，书中的田野案例又给我一种看小说的感觉，有时候读着读着就乐了，还要提醒自己这是一本学术著作。我从“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中摘一段让大家品品：

” 我们观察到地方官员常常通过“拉”关系 即找到某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请吃饭唱歌等休闲活动，以及“送红 包”等方式与考核员迅速熟悉起来。一旦在考核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这些私下的社会关系便有助于有效地化解问题。例如，在一次检查中，某个地方官员负责陪同某考核员入村检查。两人在第一天清晨第一次见面，在接下来的陪同(入户调查、午间吃饭等)过程中通过拉家常、找话题等熟悉起来。在考核第二天，我们观察到这 样的细节:正在入户上楼梯的瞬间，地方官员左手轻拉考核员，右 手迅速塞给他一个装着现金的红包，并低声说道:“我是这个村的包村干部。如果发现问题了，还请手下留情。”考核员立即转变表情笑道:“哦，你怎么不早点告诉......”不难推断，当有违规行为被发现时，地方官员时常借用人格化的社会关系与考核员谈判，以此软化刚性的官僚制度。“

在疫情期间读这本书，对其文字的力量会有更深的感受。借助于媒体信息的发达，还有所见所闻的经历，中美两个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面对同样的疫情冲击时，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和结果，有点像自然实验里的“控制变量法”。这本书就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这个控制变量实验的分析和解释。

解释逻辑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央统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作者从经济学、组织学等多个角度强调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而中国自古以来产生了三种缓解矛盾的机制，即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动态关系、仪式性活动和运动型治理机制。这些矛盾与应对机制就是贯穿中国以往发生大型事件的主线。

以此次疫情为例，在初期的确发生了如书中所言的“官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如基层的一些“共谋行为”，原因是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系中，“地方性适应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集权决策过程的内容因地制宜加以调整，对其可能产生的困境弊端加以有效化解或校正，使得一统决策过程的形式 避免受到与现实矛盾的挑战，从而得以延续。周雪光(2009b:53)”，共谋是主要表现。

尽管我十分欣赏本书对中国体制内问题的分析与解释，包括所揭示的各种矛盾，但我依然认为当下体制依然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的国家治理无法套用国外的逻辑，这背后有其民族文化特点、制度的路径依赖性，而且有时候能展现很高的处理效率，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很难比拟的。

国内会出现体制内的共谋行为，是因为上下级之间的分责关系到个人发展，而国外政客的个人发展则主要取决于选民，这就导致另一套逻辑，就是政治“作秀”。

中国的确有官僚体制的弊病，而且在此次疫情初期表现较为明显，但西方国家，则在另一方面反应出他们所特有的体制弊病。多党制的结果就是各党派的主张有时候会将“立场”置于“事实”之前，比如特朗普政府在最初的一个月对疫情置若罔闻。而定期的换届选举年则会加强这种倾向，这时整个社会会在突发性公共危机面前极其脆弱，因为这些主张是会影响各党派支持者的认知的，然后就会产生一系列社会性、经济性的后果，这时一些扰动性社会事件，甚至与危机本身关系并不大，但依然能产生蝴蝶效应，激起社会的动荡，比如这次由“弗洛伊德事件”而引发的全社会骚乱。

书中提出“向上负责制组织机制与理想中的“上传下达”职责之间有着内在悖论”，这个治理逻辑会导致在疫情等突发事件时，国内是信息传导不畅。在需要专业人员时，国内的问题是专业人士的发声渠道受阻，因而声音不能被社会有效接收，而一旦发生渠道打通了，那么社会的大众的接收程度会很一致，甚至这种一致性会产生外部性，也就是相互正向影响，如果信息符合正确的应对方式，效果会很显著。

而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问题则发生在另一方面，是噪音（noise）太多，或misinformation太多。虽然专业人员的声音可以随时向大众发出，但社会大众除了会收到专业人士的声音，还会受到其他权威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一定来自相关领域，比如“懂王”川普，比如五流经济学家纳瓦罗，但他们在全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忠实听众，最终会使得大众的最终决策离散程度很大。

Sometimes diversity is not a good thing,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national adversity.

我个人对书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持乐观的态度，因为社会的发展有时也会抵消制度内在的矛盾，大众传媒也能促进了治理模式的迅速转变。比如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加强了社会大众的监督能力，自媒体的大量出现成为了新的自下而上传递民意的渠道，体制内的“委托-代理”关系也会得益于大数据所提供的信息透明度。

这么看的话，国内的问题在信息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可能会得到缓解，而国外的问题在信息化背景下可能会加深，这个逻辑好像可以提供另一个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对发展5G技术的两种态度。

有趣的是，5G的发展势必会加深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扩展信息的来源渠道，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进行统一思想式的宣传，但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更便捷的信息收集方式，这些明显不利于克里斯马权威的自我强化，而中国却是5G技术的大力推崇者和引领者，反观大多西方minzhu发达国家，却在限制本国5G的发展，而对于中国商用软件“莫须有”的限制也似乎与其所谓的“法理权威”背道而驰。

最后，我推荐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认同书中所有的观点，但这本书的确提供了很多新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能激发很多相关的思考，其中的案例甚至还能当成小品来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文章来自我的公众号：眀斋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