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及其经典化问题-图书馆

一、最早收录新文学作品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研究者研讨民国时期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前，须首先厘清新文学的概念。新文学是白话文学，但一般的白话文不是新文学，两者不能完全画等号。在文学革命“急先锋”胡适看来，“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新精神，白话只是新文学的活的工具” 。周作人把新文学建构为“人的文学”，在他看来，作者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明确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 在文学革命先驱眼里，新文学是作者用现代白话倡扬新文化、新思想、新精神的文学。

《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简称《白话文范》）第一册的编者洪北平在《新文谈》中指出，新文学不是白话文，跟旧体文学相比：第一，“新文学是精神的”，新文学“不必拘拘于起承转合的老腔调，体裁纯任自然，布局就活泼了，而且必须有美妙的精神在内”。第二，“新文学是平民的”，新文学要“以白话来做，而且以社会为本位，以大多数人为对象，不是供少数人利用的。至于内容，更要有普遍的事实与理想，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第三，“新文学是人道的”，新文学“本乎人道主义的精神，它的内容：一是想像如何是最正当的生活？如何合于人道？一是批评现在人的生活如何不正当？如何不合人道”？第四，“新文学是自然的”，“新文学就是要文体的解放，诗体的解放，打破那‘律’，‘格’，‘义法’，种种的约束；内容也极重自然：是人人心中所本有的，目中所得见的，嘴中所要说的”。第五，“新文学是实写的”，“新文学以实写为本，事是世上有的事，理是心中有的理”。第六，“新文学是进化的”，“新文学一方面为社会前趋，造成思想界新潮流；一方面又受新潮流的影响” 。不难看出，洪北平的新文学观融合了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新文学观，包含着文学革命先驱用现代白话倡扬新文化、新思想、新精神的要旨。

综上所述，新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它区别于旧体文学，又不同于白话文，它既是“新”的，又是“文学”的。所谓“新”是指它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中国作家用现代白话和文学形式创造的、表现新思想和新精神的作品。所谓“文学”的，是指它具有艺术性。因此，新文学指陈独秀、胡适揭开文学革命序幕后，中国作家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创造的、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性格的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等文类。

在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发现中小学国文教科书是两者的重要媒介。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率先提出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接着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通信》中提出具体做法：先创作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作品，再把它们编入中小学国文教科书，通过学校教育来普及国语。胡适的倡议在教育界得到热烈响应。随后，孔德学校在蔡元培主持下，编出小学国语教科书《国语读本》第一册。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4月，教育部又发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当时，“初小既改国文为国语，儿童读的纯是语体文，则高小以上不能不受其影响，当然，出版界总是得风气之先的，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也赶在民九那一年出版了” 。4月，中华书局出齐了《国语文类选》一至四册，5月、8月、9月、12月，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白话文范》一至四册。那么，哪一套是最早收录新文学作品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呢？

《国语文类选》的编者是朱毓魁，全套书共有九十六篇语体文，分为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法政、经济、科学十大类，反映了文学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它们大多是学术论文和思想评论，只有第二册中的李大钊《今》和第三册中的周作人《祖先崇拜》是议论性散文，属新文学作品。严格地说，这套书不是中学国文教科书，理由是：

第一，这套书的体例不是教科书体例。编者未按年级编排；第一册有全套书的目录，第二至四册没有目录；第一至三册没有版权页，只有第四册有；每页分上下两个版面，字小且密，不方便学生。

第二，这套书的出版时间虽比《白话文范》略早，但编者并未着意把它编成新式国语教科书。编者朱毓魁在《例言》中说：

自从《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以来，出版界大为刷新：《新青年》《每周评论》《时事新报》《建设》《解放与改造》等，大都变为“国语文”了，这“国语文”的发达和“新思潮”的膨胀，恰好作个正比例。真是国民自觉的表现，群制改善的先声。

但是一层：这些新文字，什么杂志，什么日报，东一篇西一篇，要找他一个统系，好不容易。编者斗胆为之，将它来整理一下，“分门别类”，使读者易于检阅，名著不至散失；希望是如此希望，不过深恐名不符实罢了。

显而易见，朱毓魁编这套书的目的是整理和保存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便利读者检阅。《例言》中没有跟编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相关的话。

第三，时人未视它为中学国文教科书。黎锦熙是教育部国文教科书编审员，当时，他参与了很多中华书局版教科书的编审活动，如阅订了1920—1922年的《新教材教科书国语读本》，校阅了1920—1923年的《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读本》，编辑了1923—1928年的《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校阅了1923—1932年间沈星一编的两套中学古文教科书、两套中学国语教科书等。他不可能不知道《国语文类选》的发行时间早于《白话文范》，但他1933年在《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中说：“民八以后三数年间，坊间所出语体文选本甚多，如国语文类选（四册，桐乡朱毓魁编，民国九年中华书局出版）之类，以其非教科书体例，悉不列举。” 在此，他认为《国语文类选》是语体文选本，不是中学国文教科书。

《白话文范》不同，它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一套体例规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共有四册，第一册由洪北平编，二至四册由何仲英编，有配套参考书。它虽因编者编选时间仓促而内容欠精，但它面世后，被众多四年制中学（不分初、高中）定为教科书，一年里六次印刷，影响巨大。因为“提倡白话文以来，中等学校苦于无适当的教材，这部书……要算唯一的白话文教本” ³⁾⁽¹ ，商务印书馆誉其为“破天荒的教科书” 。此言不虚！黎锦熙认为它是“专选语体文作中学课本之最早者” ，后来的研究者郑国民、钱理群等人认可黎锦熙的看法。王林、李斌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它是中国最早收录新文学作品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可惜的是，王林、李斌等研究者没有明确它到底收录了哪几篇新文学作品？

二、最早入选《白话文范》第一册的新文学作品考辨

《白话文范》第一册中收录了四十篇文章，它们内容庞杂、体裁多样，经初步判断，其文类构成如表1。

文学是作者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这四十篇文章是不是新文学作品？如果是，又属于哪种文类？显而易见，九篇思想评论、四篇学术论文、两篇旧白话小说、三篇旧白话语录、一篇悼文不是新文学作品，其余的五篇叙事性文章、六篇议论性散文、十篇随感和短评具有一定新文学特征，但它们是不是新文学作品，尚须精心考辨。

1. 五篇叙事性文章

胡适的《李超传》原载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后来被收入《胡适文集》第二卷的传记栏。胡适在这篇传记中通过叙写李超的不幸遭遇，赞扬了她的求学志气，控诉了造成她悲惨命运的封建家族家长制度。李斌认为《李超传》是《白话文范》中具有文学意味的传记之一，李军亮说它是作者关注社会问题、发出时代新声的散文。《李超传》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属新文学中的传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传记文学。

鸣剑在《早晨的社会》中书写“我”早晨出行的见闻和感受，表达“我”厌恶污浊社会、向往文明社会的情感。寒星（刘半农的笔名）在《写给Mr.G.C.Willang的一封短信》中讲述“我”给一名参加过欧战的陌生士兵写信、表达交友愿望的故事。两篇文章篇幅短小、形式活泼、趣味无穷，表现了“五四”新青年的新思想、新精神，属新文学中的小品文，即狭义的散文。

表1 下载原表

沈仲九在《自决的儿子》中讲述银行职员英青决定违拗父亲的意旨、去法国留学的故事，表现青年反抗封建父权的思想，彰显工读思想对青年的巨大影响。李斌说《白话文范》中“仅沈仲九《自决的儿子》才算得上小说” 。的确，此文有人物、情节、环境，属新文学中的小说。

赵祖欣的《可怜的若格》选自《每周评论》1919年第9期新文艺栏。该栏目除了刊载新文学作品，还刊登白话文译作，不过，编者未统一标注译作的原作者和译作者。《可怜的若格》的特别之处是中文篇名下面有法语篇名“Pauvre Jacoues”，洪北平把该文编入教科书时删除了法语篇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向读者介绍了由法国心理学家爱米尔·库埃（Emile·Coue）首先提出的消极心理暗示效应。洪北平说文中的“若格怕打破瓶子，他偏偏会打破瓶子，这全是心理作用” 。在文中，父亲挨塞底先生经常骂孩子若格“糊涂虫”“蠢驴”，若格就真的做不好任何事，这就是消极心理暗示效应。此外，文中的人名、动作、语言、器物以及叙述语言等都具有法国文学特征。这充分表明，虽然报刊和教科书的编者未标注赵祖欣是原作者还是译作者，但此文原著是法文作品，赵祖欣是译作者。另外，如果这篇课文不是译作，该册教科书中就没有一篇外国文学作品，这不符合当时教科书的体例。可以认定，《白话文范》第一册中赵祖欣的《可怜的若格》是一篇法国小说，不是中国新文学作品。

2. 六篇议论性散文

《白话文范》第一册中收录了大量议论文，包括思想评论、学术论文和议论性散文。跟其他议论文不同，议论性散文篇幅短小、表现形式灵活自由，既有形象、抒情成分，也富有哲理，主要包括随笔和杂文。随笔和杂文的区别是，随笔偏重抒情、富有理趣，杂文偏重议论、批判。随笔和小品文的差异是，随笔是杂感，艺术感染力不强，小品文的艺术性较高。

梁启超的《人生目的何在》《无聊消遣》先后刊载于1918年11月3日、10日的《国民公报》。它们是梁启超转变人生道路时，反思人生意义、批判不良社会风气的结果。梁启超在《人生目的何在》中讽刺为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整日“瞎忙”的社会各界人士，激励国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追求远大人生目标。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中辛辣讽刺“无聊混世”的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指出他们的心态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在此，梁启超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梁启超在这两篇文章中以形象的笔法，剖析社会、针砭时弊，它们属新文学中的杂文。显然，它们跟陈独秀的思想评论《人生真义》截然不同，梁启超在其中通过剖析社会现象，批判某些人的生存状态，以唤醒民众、振奋人心；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中驳斥宗教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人生观后，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观，前者的特点是以形象感人，后者的特点是以道理服人，两者的差异正是文学作品和思想评论的差异。

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原载1922年8月12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他认为，人“最苦”之事莫过于身负重任，“最乐”之事莫过于放下重担。他在文章中大力倡扬人的社会责任感，该文富于理趣，属新文学中的随笔。

《劳工神圣》是蔡元培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终了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词。他在文章中从协约国的胜利谈起，科学界定了劳工的范畴，充分肯定了劳工的价值。他说：“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在这篇文章中倡扬人道主义精神，催生了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催生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人力车夫情结”。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是一篇作者据时事做短评的随笔。

《黑甜乡》是低年级学生表演的一部表现儿童梦境的话剧。杨贤江看剧时，被剧中率真活泼的孩子们深深打动，随后写了《观〈黑甜乡〉的感想》。他在这篇观后感中阐扬要尊重和保护儿童天性的新理念，该文属新文学中的随笔。

刘文翮在《“重九”这个名词有什么可爱呢？》中用辛辣的文笔，既批判生怕学生闹事的政府当局，也批判老气横秋、乖戾病态的国人，以激发国民的爱国之情、阳刚之气和登高之志，诚如他在文中所说：“我们学生不可忘了五四精神。” 该文是一篇不拘形式的杂文。

3. 十则随感和短评

《白话文范》第一册中有十篇随感和短评，选自《新青年》《新生活》《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星期评论》的“随便谈”和“短评”栏，虽然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意味无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可怜的我》是戴季陶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写的三十岁感怀文。在文中，叙述者站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查点自己三十年来少得可怜的社会贡献，羞愧不已。标题中“可怜”二字折射出叙述者的谦卑姿态和愧疚心理，该文属新文学中的小品文。

第二，孤松（李大钊的笔名）在《掠夺物品的遗迹》中控诉旧社会造成女子悲惨命运的封建婚姻制度。钱玄同在《阳历》中批判社会上因袭守旧的习俗。姜素在《照例五分钟》中讽刺虽从事抗日工作、但照例只有五分钟热度的国人。这些作品不拘形式、偏重议论，属新文学中的杂文。其中，李大钊的《掠夺物品的遗迹》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是该册教科书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新文学作品，可以作为早期白话诗来读：

一群叫花子拥着一顶红轿，

帘幕封得紧紧的，

几个人抬着飞跑，

好像掠夺来的物品一样。

这是中国结婚的仪式！

这是中国女子的人格！

第三，沈玄庐在《笔与枪》中比较笔和枪的克敌功用、作用范围，准确而形象地揭示出文学的巨大力量。戴季陶在《中国民族的道德观》中强调“仁”十分可贵。沈玄庐在《秘密》中揭示了秘密与黑暗的联系。一针在《嘴上的道德》中突出了伪君子的危险程度。李大钊在《被裁的士兵》中控诉招兵人过河拆桥的恶劣品行，在《谁是“有实力者”》中告诉人们“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这些作品篇幅短小、表现形式灵活自由，属新文学中的随笔。其中，沈玄庐的《笔与枪》是该册教科书中内容最深刻、语言最精练、文学意味最浓厚的随笔，堪比中国当代散文，读来全无生涩之感：

武人的武器是杆枪，文人的武器是支笔。枪的能力是杀人，效力到不了距离以外，更打不得四秒钟以后发生的目标。笔的能力是攻心，能发扬人的本能，能振作人的正气；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的地方，无不可到；远及十年百年以后，还能够大放光明。而且枪膛里的子弹是打得完的，笔头上的字是写不完的；子弹是限于国界省界各师旅团营的，文字在空间是毫无界限的；世界上只有受笔所指挥的枪，没有受枪所指挥的笔。

综上所述，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是1920年5月洪北平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第一册里的二十篇作品，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一篇小说、三篇小品文和一篇传记文学，即沈仲九的小说《自决的儿子》、刘半农的小品文《写给Mr.G.C.Willang的一封短信》、鸣剑的小品文《早晨的社会》、戴季陶的小品文《可怜的我》、胡适的传记文学《李超传》。第二类为六篇杂文，即梁启超的《人生目的何在》《无聊消遣》、刘文翮的《“重九”这个名词有什么可爱呢？》、李大钊的《掠夺物品的遗迹》、钱玄同的《阳历》、姜素的《照例五分钟》。第三类为九篇随笔，即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杨贤江的《观〈黑甜乡〉的感想》、戴季陶的《中国民族的道德观》、沈玄庐的《笔与枪》《秘密》、一针的《嘴上的道德》、李大钊的《被裁的士兵》《谁是“有实力者”》。这些作品虽为文学革命先驱的尝试之作，但经教育界认可和传播后，在确立新文学合法地位、开启新文学经典化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它们包含着丰富的新文化因子，它们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后，扩大了国语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与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三、《白话文范》第一册的选文标准和新文学经典化问题

1.《白话文范》第一册的选文标准

从总体上看，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二十篇新文学作品是发轫之作，虽表现了新思想、新精神，但作者文笔稚嫩，作品文句生涩、文学色彩不浓。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以前，鲁迅和冰心的新文学代表作，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斯人独憔悴》《谁之罪》等已经面世，却没有入选《白话文范》第一册，这跟《白话文范》第一册的选文标准密切相关。

洪北平多次谈到《白话文范》第一册的选文标准，商务印书馆的宣传语中也有相关的话，其要义是：第一，洪北平在“编辑大意”中指出，《白话文范》“所选文章合于中等学校的程度，中等学校教授白话文可以用做范本” 。第二，这册教科书的封底宣传语有言，该书“在内容上都是有关新道德新智识新思想的文字” 。第三，洪北平在《中等学校与白话文》一文中指出，他的选文标准是须“有体裁，有结构”，“有思想，有情感”，“切近人生”，或“与学科或问题有关” 。第四，第三册的封底宣传语有言，这套教科书“内容很切现代思潮，国民修养，就是语法篇法都很妥帖，可做模范” 。总体看来，这册教科书的选文标准是：必须是白话语体；符合中学生的接受水平；文章内容必须切近人生，必须宣扬新道德、新知识和新思想；文章语法、体裁须规范，篇法、结构须妥帖。

因洪北平编《白话文范》第一册时着意选择那些宣扬新道德、新知识、新思想且文体、语言规范的作品，而不是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文学革命先驱的许多反响强烈的应时文章入选，该书成为进步人士宣扬新文化运动的阵地，鲁迅、冰心的新文学作品虽然内容深刻、艺术质量上乘，但因不符合洪北平的选文标准而落选。1922年8月，民智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第三册中收录了鲁迅的小说《故乡》《药》、冰心的小说《超人》《烦闷》，这是编者选文时注重作品的艺术性的结果。艺术性高的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2. 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经典化问题

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生产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和话语的重要基地，也是新文学作品的重要传媒。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意味着官方赋予新文学作品合法地位，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生产合法化。当然，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还是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在入选《白话文范》第一册的二十篇新文学作品中，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无聊消遣》《人生目的何在》、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胡适的《李超传》等五篇作品还多次入选民国其他中学国文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最苦与最乐》还入选另外十套教科书，《无聊消遣》《劳工神圣》还入选另外五套教科书，《人生目的何在》还入选另外四套教科书，《李超传》还入选另外三套教科书。虽然新文学作品入选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次数不等于其经典程度，但次数折射出新文学作品内蕴的经典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情势发生了巨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没有收录《最苦与最乐》《无聊消遣》《人生目的何在》《劳工神圣》《李超传》等五篇作品，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作品不符合官方的选文标准。人类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情况变了，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无聊消遣》《人生目的何在》等三篇作品重新出现在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中。2002年语文出版社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和2016年人教社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都收录了《最苦与最乐》。在出版界掀起的“重读民国经典”热潮中，《人生目的何在》入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最苦与最乐》《人生目的何在》入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民国语文》，《最苦与最乐》《无聊消遣》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打开民国老课本》。编者的目的不同、选文标准有别，他们选中梁启超这三篇作品的原因是：

第一，它们是“五四”时期文艺界公认的新文学典范。1917年5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文指出：“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的第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当时，文艺界树梁启超的新文学作品为典范，公认梁启超为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如今，编者把他的作品选入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能借名人效应，事半功倍。

第二，它们内蕴的理念具有普适性。梁启超在三篇作品中倡扬人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社会责任感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因此，编者把它们选入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是编者的初衷。

第三，它们可做中学生的习作范文。它们文体规范、深度适中、趣味无穷，堪称中学生的习作范文。

第四，它们能满足编者均衡各种体裁的需要。均衡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各种体裁，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的难题。1941年9月，朱自清谈中学国文教科书编选问题时说：“记叙文（包括描写文、抒情文）选起来还容易，说明文、议论文，就困难，经济而条理密的少，内容也往往嫌广嫌深，不适于中学生。” 朱自清的话深中肯綮。梁启超的这三篇作品，一篇是随笔，两篇是杂文，能满足中学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编者均衡各种体裁的需要，因此，它们深受编者青睐。

一般地说，编者选编中学语文教科书时都想选择经典。经典是相对的，编者的经典标准也是相对的。编者的经典标准是风尚、环境、政治立场、艺术修养、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合力、融构的产物，不同时代编者的经典标准不一样，同一时代编者的经典标准也可能不一样，因此，某位编者看重的作品未必入其他编者法眼，某个时代的编者热捧的作品可能受另一个时代的编者冷落。显然，一部作品越受不同时代的编者青睐，越权威，越经典。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无聊消遣》《人生目的何在》最早入选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21世纪又入选中国初中语文教科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这充分表明，这三篇作品经人们近百年时间的筛选后，成为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也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1920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洪北平主编的《白话文范》第一册中收录了二十篇新文学作品，即沈仲九写的一篇小说、刘半农等人写的三篇小品文、胡适写的一篇传记文学、梁启超等人写的六篇杂文、梁启超等人写的九篇随笔。经认真考辨，它们是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是中国国语现代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产物。当然，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活动是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其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新文学作品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过程即其经典化过程。就此而言，这二十篇新文学作品经人们近百年时间的筛选后，虽然只有梁启超的三篇作品流传下来，成为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但它们经教育界认可和传播后，在确立新文学合法地位、开启新文学经典化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它们包含着丰富的新文化因子，它们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后，扩大了国语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与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在文学史、教育史乃至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2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

3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4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1919年2月8日。

5 洪北平：《新文谈》，《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参考书》（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68-74页。

6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

7 盛兆熊、胡适：《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8 钱玄同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6号的通信中说：“去年蔡孑民先生在北京办了个孔德学校，先把那国民学校第一年级改用国语教授，由我们几个人编了一本《国语读本》（第一册）；据教的人说比用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

9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2-253页。

10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8页。

11 朱毓魁：《国语文类选·例言》（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

12 (15)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师大月刊》1933年第2期。

13 (30)何仲英：《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封底宣传语》（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14 (28)洪北平：《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封底宣传语》（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15 (16)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新青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郑国民：《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16 (17)王林：《新文学的教育之路---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台北：万卷楼，2015年，第145页；李斌：《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

17 (18)(20)李斌：《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18 (19)李军亮：《民国时期初中语文教科书现代散文选篇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41页。

19 (21)洪北平：《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参考书》（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36页。

20 (22)当时，梁启超被迫辞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决定从此读书立说，不再涉足政坛。他大病初愈，准备到欧洲旅游。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8页。

21 (23)(24)(25)(26)洪北平：《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56页，第93页，第107-108页，第105页。

22 (27)洪北平：《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编辑大意》（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

23 (29)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第2期。

24 (31)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

25 (32)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国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

简介： 张志平，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艳华，云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张志平,王艳华.最早入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新文学作品及其经典化问题[J].中国文学研究,2020(02):121-128.

上一条：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思考下一条：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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