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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火器装备相比明朝如何？还是像某些书上说的清军只重骑射，不重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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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只重骑射，不重火器」是被误解的概念，有了矛盾而无法自恰。
最大的问题在于明朝部队其实不等于火器部队，满清也不等于骑兵。也许有人在某一些错谬宣传的影响下，以为明朝部队的火器如何发达，满清又是如何以骑射见长而入主中原。
但实情恰恰相反，清国部队也就是当时的后金政权，在吴桥兵变之后，与明朝部队在火炮实力的对比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逆转的情形。
先谈明朝火器
明廷之火器获得不易，真正具有战力价值的火砲不由汉民族自主研发，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徐光启一力主持，透过葡萄牙传教士四次经由澳门采买进口。第一次是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徐光启委托李之藻、杨廷筠等筹资，派学生张焘和孙学诗(保禄)至澳门，带回了4门大炮和几个葡籍炮师。第二次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东战局急剧恶化，为此，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又提上了议程，张、孙二人购得了26门。这总数30门的西洋大砲，19门守京师，11门先送往山海关，后又运至关外宁远城。第三次是1629年，澳门葡人捐献大炮10门，6门留京，4门守涿州。第四次则是1630年，澳门当局招募了150名葡人，另加约200名随从，携带40门巨炮和部队动身北上。但他们达到江西南昌时，被明廷下令遣返澳门，仅有陆若汉等人允许护送军械继续北上。第四次征募出现反复，是由于朝廷有了不同意见。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连上四疏，力言不可让葡兵跃马扬刀，拥弓挟矢於京城，况目前广东人已会造西洋火炮，用不著再请西人。崇祯帝采纳，并将主管姜云龙革职回籍，令巡按御史查明澳门澳人情形。
以上就是明廷4次自澳门购募红夷大炮的经过。另外，明政府从1622年开始对红夷大炮进行仿制。受徐光启的影响，当时政府官员中，如兵部尚书崔景荣、两广总督王尊德、福建巡抚熊文灿等都曾积极主张仿制红夷大炮，时间大多制于崇祯十年(1637年)之后的明垂危时期。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仿制的大中小型红夷大炮已有400余门，至1644年明朝灭亡时，还造出各类仿制的红夷大炮1000余门，但火力射程等技术等级皆较低劣。除此之外，尚有耶稣会士汤若望，崇祯帝命其在皇宫旁设立一铸炮厂，到明朝灭亡前汤若望在京铸造了520门红夷大炮。
明军火器多部署於疆臣所部以御外敌，例如徐光启的爱徒爱将登莱巡抚孙元化，这使得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所率炮队不仅装备有直接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大炮，还雇有公沙的西劳等几十名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师，教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与距离尺度之法。
但徐光启进口西洋火炮的举措，引起朝中许多重臣极力反对和攻击，从而致明军在双方的火器竞赛中渐处於下风。更有许多官员对徐光启的工作大肆攻击,指责他「一味迂腐」，不应「以词臣而出典兵」，选拔兵士是「骚动海内」，练兵的目的无非「骗官盗饷之谋，以朝廷数万之金钱,供一己逍遥之儿戏」，「越俎代庖其最小，而误国欺君其罪大」。可见建军困难之大，自内而非外。
历史的转捩点总是意外且偶然
1632年孔有德、耿仲明等在吴桥兵变反叛，孙元化与张焘竟遭明廷误解而处死，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淡出明朝军队。孔、耿二部被关外明军祖大壽部击败，便於1633年4月率残部男女13000多人(含士兵3600余名)携十数门红夷大炮、众多火器手和造炮工匠，於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降后金。降书曰：「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又云：「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出郊十里迎接，这支部队日后成了攻下南明的八旗汉军，满语「乌真超哈」，也就是重砲部队。
接下来就是1639至1642年，明清之间的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两军也都同时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大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使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0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我们可以发现1631年的大淩河战役和1632年的吴桥之变，大大改变了明朝与后金军火器数量的对比。
松锦大战的结果是：1641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降清，大战至最后的1642年，祖大壽等亦降清。至此，明军又失去了3683门火炮，包括16门红夷大炮，火枪1519支。
此后的明军已无法以火器为长技，而后金军不但拥有了大量火器，且能大量仿制红夷火器。1643年，辽东巡抚黎玉田当时就痛陈：「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亦恐难保⋯⋯以物力言，酋铸百炮而有余，我铸十炮而无力，⋯⋯奴之势力往昔不当我中国一大县，每临阵犹势相均力相敌也，迄於今而铸炮造药十倍於我之神器也。」
关于使用火器操练的兵学著作
中国火药、火器理论的发展至明后期，大抵不过是「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佐使」之类夹杂了传统玄学的看法。此般理论散见於1556年戚继光着的“纪效新书”，1597年赵士桢着的“神器谱”，1621年茅元仪著的《武备志》等书中，对中国火器冶金、造铳、火药配方及制造进行了论述与总结。但这些「朴素」的火器理论，同欧洲新兴的火器理论相比，表现出较多的神秘性、玄妙与不彻底性，而非科学的数据、过程与细节验证。红夷火炮的输入，使得以徐光启为首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大开，迫使他们开始转向重视科学实验，强调定性定量研究的新轨道。这种转轨表现在徐光启、李之藻的论兵奏疏，以及孙元化的《西法神机》等论著中，他们屡申新学之要义，如徐光启认为火器研制者要「明理识性、知数懂法」，才能造出精工坚利的红夷大炮。这里的「理」和「性」指的是物质的结构机理和物理、化学特性，间或也有规律之意。为此他曾说，红夷火器威力大的原因是「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西洋「造台用铳，多有巧法，毫厘有差，关系甚大」，必须荐举「深心巧思，精通理数者，信任专管，斟酌指授」，才能制出精良的火炮。他在1606至1607年间翻译的《几何原本》，则成了他其后制炮用炮的重要数学依据之一。但是，人亡政息，他们引进的西方先锐见解和科学观，在缺乏科学土壤的传统体制与儒教庞大系统的气候之下，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而遑论扎根于读书士子的教育之中。
明末之际，明王朝内忧外患，国事日非。1619年以后，明与后金进行了初次的几回大战，明军士气低落，虽有后金军所没有的佛郎机、鸟铳等发展初始期的火器，但粗制滥造，且练兵不实，施放技术不见嫺熟，故在八旗骑兵的冲击面前往往败北，尤其野战非城战，当时的火炮水準往往不得其利。直至吴桥兵变之后，明清火器形势翻转，此消彼长，火器反成了后金攻伐守城明军的利器。
鄙文非个人创见，而是引用、夹述、搬运了他人学术资料，如专攻火炮史的浙江大学刘鸿亮博士、新竹清华历史系黄一农博士等人的文章和观点，其中或有疏漏，但我不具备解决能力，在此仅能作为参考一答。
第一个问题较复杂，不详谈，清代长期以来既缺乏与外界的军事交流，又没有足够国防压力，军事装备处于经典的闭门造车状态。闭门造车的后果当然是百年来只能取得极其缓慢的进步，甚至一些领域的退化。窝老只回答一下后半部分：
“清代骑射-火器冲突观”的出现，可能只是误读个别史料的结果。
现实中，清代似乎并不存在刻板印象里以“练骑射”抑制“鸟枪”的思想。骑射训练被视为诸班武艺之大成，而鸟枪则是装备数量过半的“军中第一利器”，都是清代军事体系不可替代的部分。
而两者的集合——鸟枪骑射之术，自明朝即已出现，同样也是清军的重要战技之一。在一些语境下，清人口中的“骑射”是“一枪一箭”的集合。 例如雍正帝那则被广泛引用的著名口谕“满洲以骑射为根本，不可专习鸟枪废骑射”，全文其实如此：
（雍正五年正月）辛亥，谕火器营大臣等：“火器营甚属紧要，马上教习熟练，方为有益。凡属满洲，以骑射为根本，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弃骑射， 须在马上射箭放枪， 著令兵丁加意熟习。再，兵丁内有自己养马，学习鸟枪技艺及勤谨効力当差者，尔等即当奖勉，以优等记名。” [1]
该史料屡被误读，赵尔巽可谓责任甚大，其《清史稿·兵志》对该口谕的错误转录使原意完全改变了，更与后句“枪箭熟习勉以优等”自相矛盾：
五年，以满洲夙重骑射， 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 ，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 [2]
尤其指的注意的是，雍正帝申斥火器营官兵“凡属满洲，须在马上射箭放枪”，并非完全出于对“国术”的执着与推崇，恐怕更多是面对京旗武艺废弛无奈的絮絮叨叨而已。因为自康熙时，八旗火器营鸟枪军士就由汉军鸟枪步军与满洲鸟枪马军组成（此界限之后逐渐消失）。 身为“鸟枪马军”的满洲官兵却连骑射这种基本战技都难以掌握，才是荒了个大唐 。
抛开无可避免的武艺废弛，清代鸟枪马军在理论上能达到的“合格”训练水平有多高？他们与传统的弓骑兵相比，又有哪些特点？
清中期，以“九进十连环”为代表的京旗战技都曾下放与驻防八旗与绿营，包括鸟枪骑射。道光时直隶绿营的操典《兵技执掌图说》显示，鸟枪马军绝不仅是“乘马的火枪兵”，而是真正的“骑射手”。马枪兵不仅要在疾驰中开火，还要在驰行的坐骑上装填那正常尺寸的火绳枪。装毕，再用拇指紧紧捂住火门盖防止引火药被吹散。
马枪练法与马箭无异，装药下子、磕贯门药手快为善。至取准之法，用左手将枪口向上拏住，右手拿住扯手。 待马跑稳，即将枪口向右装药 ，下子后将枪口复向迎而托之。枪口需高扬再贯门药，随用右手大指在火门一按，以免风吹之虞。即摘绳夹火，扬鞭打马，摆枪尾。
这种装填工作，相对弓箭来说无疑是繁琐的，需要更加高超的马术与更多的训练，但鸟枪马队牺牲射速换来的是远胜弓骑的精度与射程。马枪训练，兵士在距靶“三十弓”即五十米左右放枪：
待马跑至距靶斜对三十弓许，平枪贴脸，迎枪照靶悬裆打之。枪响后左手托枪，右手拢马，报名。马枪练法当如此。
五十米左右的实战射程，对古典骑兵来说非常可怕 。要知道，弓箭骑射往往“非十步二十步之内不发”。清军盛行的又是“五步之内，专射面脇”极射流派，《兵技执掌图说》之马箭练法，要跑到距靶仅“丈许”时开弓。
对射程与精准的追求，或许是鸟枪骑射在中国流行数百年却从未演化出短化“骑枪”的原因（我曾见过有网友望文生义误以为《筹海图编》卷十三军器篇所记载的武器“蜂窝”为“骑兵短鸟铳”，误也。蜂窝实为需要钉在地面发射散弹的火器，只是外形“状如鸟铳之铁杆而短”。）看看道光《平定西域战图》中官军骑兵与张格尔叛军骑兵的突驰对射，注意他们手中的家伙有多长。
兼具射程与机动，所以清军鸟枪马队的战术，既有来自传统弓箭骑兵的部分，兼有与步兵火枪手趋同的。如康熙时校阅内大臣长泰呈进之法，有如此几种：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癸酉）上幸玉泉山巅御黄幄，八旗官兵照前排列放炮火鸟枪以次进退毕，总管鸟枪骑兵内大臣公长泰等奏曰：“臣等所练习鸟枪兵，请近御前试放。”上曰：“ 尔等所练习者几种？ ”长泰等奏曰：“ 有马上放一枪又射一箭者 ， 有趋进时放枪不绝者，有连环旋转放枪者，有跪而放枪者，有仰卧而放枪者 。”
不过康熙似乎对于纯粹的战技展示不感兴趣，观看了两种可用于实战的阵型操练。
上令趋进时放枪不绝，与连环旋转放枪二种试放，随令八旗鸟枪骑兵亦照此二种试放。 [3]
“放一枪又放一箭” 在清代简称“一枪一箭”。鸟枪骑射虽能致远，但毕竟有装填不便之嫌，所以清朝早期要求鸟枪马兵可以在弓箭与鸟枪之间自如切换射击，形成连贯的火力打击，更适应于复杂的战场环境，这自然也需要极为高超的马术与个人武艺。
当然，随着八旗武艺逐渐废弛，雍正年间枪箭兼通的马兵已经屈指可数了。
八旗都统等议覆：...... 查满洲火器营兵丁于马上操演一枪一箭之处，较寻常操演放枪骑射更属紧要。虽从前火器营兵丁曾于马上学习兼放枪箭，但历年久远并未操演。而新挑补之年幼兵丁内，马上能兼放枪箭者为数无几。今若不严加操演，则此项技艺渐至废弛。 臣等请照巴尔泰所奏，满洲火器营兵丁令其在马上演习枪箭，但不必一槩均令操演。现今训练营每旗拴养官马一百六十匹，著令陆续乗骑演习。若内有勉励勤学马上放枪射箭好者，亦照所请著令记名，委放头目，以示鼓励，遇有伊等应升之处列名。如此训练学习，不惟满洲火器营兵丁各知鼓励勤加黾勉，而新挑年幼兵丁亦得于马上学习骑射鸟枪矣。
奏入于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依议。 [4]
“连环旋转放枪” 可能是一种类似西方同行的“回旋”或“回转”射击队形，很明显继承了传统的弓马战术。骑兵在敌阵前向后回转，或向敌侧回旋，同时连续开火。道光《平定回疆战图》之《柯尔坪之战》似乎就描绘了此种队形：步兵长枪手待命，步兵鸟枪手正面列阵与敌对射，同时骑兵向敌侧移回旋射击，形成夹击火力将其击溃。
另一种 “趋进时放枪不绝” 似乎就是步兵“九进十连环”边前进边齐射的骑兵版本。虽然未有疑似的图像资料，但考诸京军演武“九进十连环”大阵的文字记载，鸟枪马军确实也参与“循环连发”枪炮之中。但其具体情形，今人也只能在脑海之中想象。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庚辰 ......于是列八旗官兵枪炮为三队。第一队 以汉军火器营鸟枪步军居中 ，炮位排列左右， 满洲火器营鸟枪马军列于炮位两头 。第二队以前锋兵居中，八旗护军续列两头，第三队排列八旗护军。两翼则设立应援兵。 上率皇太子，诸皇子俱擐甲。前张黄盖，内大臣、近御侍卫、大学士、及兵部诸大臣、俱擐甲扈从。继以豹尾鎗侍卫随行。枪后建两大纛。上三旗侍卫、俱擐甲整肃。 上遍阅八旗兵阵及火器营军容毕。中立于马军之前，鸣角三击鼓。步军举鹿角大炮， 众兵齐进。鸣金而止，齐发枪炮一次，如此九进。至十次，连发大炮。火器营马、步军，循环连发鸟枪毕 ，各开鹿角为门。后二队马兵、逐队出。列齐。鸣角。大呼而进复鸣角收军。立于本阵。结队徐旋。行伍甚整。其殿军拥后而立。时噶尔丹处降人阿穆呼朗等、见之惊骇战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