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了敦煌講經文獻的儀式結束時，經常出現「取散」這個詞彙。雖然可以將其原意解釋為「散會」或「散座」，但在《受八關齋戒文》中可找到一些發願儀式中的誦經與「取散座」儀式中的誦經並列的例子，而且這些經文與一系列稱為「解座文」的韻文相符。此外，「解座文」中包含了一個短語，表示在儀式結束時「聽取」或「受持」經文於壇前，然後返回家中。由此可見，「取散」並不僅意指「散座」或「解散集會」，而是類似於「作梵」、「押座」和「莊嚴」等伴隨誦經的系列儀式之一，「取散」的誦經可能就是所謂的「解座文」。基於此，本文想再次強調，在文獻中「取散偈」這個名稱比「解座文」有更多的支持，又考慮到「押座文」、「莊嚴文」和「迴向發願文」等已確立的名稱，「取散文」的稱呼似乎更加合適。

從現存敦煌變文《太子成道經》的題名，可見此一從佛傳經典《佛本行集經》轉化而來的文學作品被時人視為「經」，本文試圖詮釋此一變文「經典化」的可能發展路徑。文中認為佛傳經典藉由「略要」與「注釋」的方式，將長達60卷的《佛本行集經》轉化為六千餘字的「略要本」，如此則較易改編為變文。當佛傳經典轉化為變文後，時人又試圖提升變文之地位而稱「經」。在同樣以佛傳為題材的變文中，可見僧人在講述《破魔變》時自認是在「講經」，又有講述變文故事時自創一部《佛說如來八相成道經》，都呈現時人提高變文地位的企圖；而講述佛弟子目連的變文作品則在宋代確實成為一部新經典。《太子成道經》在敦煌有不稱「經」與稱「經」的二類寫本系統，流行於歸義軍時期。推測此變文本來不稱「經」，而是有意圖造經者將當時流行的佛傳變文冠以「經」名。由於隋代敦煌寫經中楹雅珍曾一度抄寫名為《太子成道（經）》的經典，但後世不見其內容，這一佚失內容的經題正與當時流行的太子成道變文內容相近，故人們便將變文冠上此一經題，又因敦煌寫經文化推波助瀾，便將變文視為經典反覆傳抄、廣為流行。

本文以P.2595V為中心，重新完善對P.2191V＋P.2595V所抄寫的談廣《釋佛國品手記》之性質的認識。凡可歸結出三項觀察：一是就此一拼合卷的紙張接黏與抄寫樣態來看，它既浮貼有7張補述的短紙片，中間更有93行抄寫於由各式還有一面可用的作廢文稿拼接而成的紙張上，這表示目前所見談廣《釋佛國品手記》應是經多次增補後的遺存；二是整部《釋佛國品手記》融入有較一般書面經疏更多的故事敘述，且用語較為通俗，凡佔整部手記約28％，甚至援引屬俗講因緣文本的《祇園因由記》；三是整部《釋佛國品手記》中的通俗敘事，又往往穿插有通俗的成句韻語。綜言之，P.2191V＋P.2595V談廣《釋佛國品手記》極可能是談廣在為僧尼道俗講述敷演《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前預先撰擬以供講經時使用的備用稿本。

《勝鬘經疏》（S.6388／BD02346）被當代學者列入地論宗的敦煌文獻，但由於未被收錄於《大藏經》當中，目前鮮少學者研究其思想內容。其中，南道派地論師主張三種緣集的有為、無為、自體皆載於經疏中，成為詮釋《勝鬘經疏》的特色，有別於吉藏等其他家注疏《勝鬘經》的內容與風格。「自體」一詞，在漢譯《勝鬘經》並沒有出現，然在地論宗祖師勒那摩提翻譯的《寶性論》，以及後來真諦所譯的《大乘起信論》，才有以「自體」表示「如來藏」，產生此一相關脈絡。因此，本文以探究《勝鬘經疏》中「自體」所闡述的思想內容，對於地論宗僅有淨影寺慧遠有較多的著作流傳下來，此研究可以增添並了解在南道派地論師前期的一個思想樣貌，雖倚著《勝鬘經》，但又如何的再詮釋如來藏，顯示「自體」所關聯的思想，形成具有南道派地論師色彩的如來藏思想。

S.5588號小冊子殘本，前賢擬題為《只為求因果》，或《求因果》，其性質不明，內容罕有探究；殘存十八頁，末頁紙厚而黝闇，文字不易辨認。自來錄文有闕誤，本文加以補全訂正。並通過格律與押韻分析，及與《紀遼東》調式比較，以為此歌辭調式當與《紀遼東》近似，而能搭配「七五七五七五七五」式曲調的不僅只有《紀遼東》。唐代佛教藉由倚聲作歌，宣揚佛理，「自利利他」、「隨緣度化」具體手法的靈活，頗有自由寬鬆轉化應用的特色。此歌辭性質與《道安法師勸善文讚》、《秀和尚勸善文》等相同，屬僧徒傳誦的勸善文一類。又此類為釋門用以教誡廣大信眾的藝文，傳播勸化對象為僧俗二眾，漸有儒釋兼施的發展趨向，甚至出現關注社會勸化及庶民家教，且有積極投入家教蒙書類編撰與講誦的展現，此現象極為特殊，具深切探究的意涵。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之散錄5為《李木齋舊藏敦煌名跡目錄》（第一部分），其中著錄了編號為588號寫卷──《文選注》卷2。此號寫本原為李盛鐸舊藏，後散佚不知所蹤，故具體內容無從知曉。在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研究成果中，此部分內容均只提及著錄信息。然2017年此寫本重現於世，卻未得到足夠重視。今在可見圖版基礎上，對該寫本的內容進行校錄、箋注、橫向比較以及涉及的寫本群分析，認為李盛鐸所藏《文選注》與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佚名《文選》注本為同一性質寫本，且二者存在傳抄關係──李盛鐸所藏《文選注》抄自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佚名《文選》注本。兩者同見內容對比，存在少量異文，可證今人於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佚名《文選》注本的校勘意見，具有校勘價值。此寫本的發現可說明佚名《文選》注本在唐時絕不僅僅只存孤本，是流傳抄寫的實證，對於研究寫本《文選》、《文選》接受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本文為進一步了解書儀製作及書札寫作的過程，將對P.3502V與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所見書儀與書札進行分析。P.3502V有《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與六通書札兩種，其抄寫順序應該是書儀在前，先通過書儀進行讀寫訓練之後，再寫書札。六通書札的內容反映了書寫者的記憶準確度、內容理解和掌握知識之不足。此外，他不僅通過書儀學習相關禮儀，並藉由觀察別人實際書寫的書札來學習書札的寫作習慣。成尋則是反覆抄錄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的特定格式，基本照抄原樣，無改動字樣的痕跡。但在記錄請人代寫的公文草稿時，有時為避免記述過於冗長，故將自己頭銜和名字省略，以「厶」字代替「成尋」二字。這與《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與六通書札所見「厶」字，其代表的意義及目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