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1933-），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956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94年，奈格里与哈特合作出版了《酒神：国家形式的批判》（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之后，二人又相继合作出版了 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 :《帝国》（Empire, 2000）；《诸众》（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2004）；《大同世界》 （Commonwealth, 2011）等。

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书封

原版1970年以意大利语出版，直到现在才被译为英文的《政治笛卡尔》将给读者介绍意大利格外丰富的史学和观念史传统，并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切入笛卡尔哲学的洞见。读者可能会为发现“现代哲学之父”竟是一名负责的政治思想家而感到惊奇，而这位思想家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与以宗教和政治暴力之螺旋席卷十七世纪欧洲——就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遭受深刻经济危机的时候——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Political Descartes（《政治笛卡尔》）

笛卡尔的哲学太过经常地在刻板而有限的学科边界——而这正是笛卡尔时代几世纪后形成的学术区室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特征——内被讲授。典型地，“现代哲学史”与“政治哲学史”的离异被用来界定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并通过制度的认可导致了政治与形而上学的分离。安东尼奥·内格里对笛卡尔的阅读拒绝任何如此的限定，同样，在十年后他在《野性的异常》(The Savage Anomaly)中对斯宾诺莎的阅读也如此。再后来的著作中，内格里带着同样反-决定论的，“传记的”和论战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工作，并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继续悉心寻找斯宾诺莎的政治学。因为，正如他在同样也适用于笛卡尔的一个陈述写到的那样：

我们怎么可能看不到这里，在这个世纪，在这个国家，形而上学是政治唯一的实践形式呢？”[1]

这个洞见处在内格里在他关于十七世纪的作品中试图去做的事情的核心，对这些作品的写作持续了十五年或更多。特别是在《政治笛卡尔》，我们发现了内格里对一种特定的创新的和有先见之明的意识形态的追踪，这种意识形态为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在面对上升的绝对主义君王和逐步陷入资本主义进步动力之危机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政治计划正处于退缩状态——中促进资产阶级的利益。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632-1677年）

在更为切近地思虑笛卡尔的思想以及与之联系如此紧密的时代——正如内格里展示的那样——之间的关联之前；应该承认，许多笛卡尔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可能，首先，就认为这种深入“现代哲学奠基者”的进路既令人惊奇又受到了错误的判断。毕竟，提出身心二元论和本体论依据，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笛卡尔，难道不是现代思想的奠基时刻？这与资本主义的进步动力有何干系？这与阶级或政治又何干？[2]确实，许多笛卡尔的读者对此完全没有意识：他不但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作了许多他最重要的作品，还在这段时期在欧洲领土上留下疤痕的许多血战中浴血奋战。正是在这里，我们指出了内格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采纳（同时对其严格的学科界限，及其被思虑为哲学的——在笛卡尔那里常常被思虑为纯粹认识论的——问题和政治与社会斗争之间的简单分离的拒斥）的突出的可塑性。因此，内格里也就把笛卡尔思想的发展与历史、社会和政治的语境联接起来。

勒内·笛卡尔（1596-1650年）

但这里最迷人的，还是那种联接的方式：形而上学问题被显示为直接的政治问题，以及政治的任务通过某种形而上学的发展来维持的方式。我们找到的，除了对一位人们可能会认为对我们来说有些新颖的哲学家的刺激性的思考之外，是（对）意识形态之概念的创新性的使用，这种意识形态概念拒绝更为图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和依赖性的意识形态之概念——它到再生产领域的放逐(delegation)：再生产不能被设想为源于某种原始生产的东西，上层结构也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某种对基础的“反映”。在说到法国思想一个更为晚近的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再生产”的主题成为（思想的）核心的时候，内格里说，在这个时候，焦点在于“这样的方式，根据它们，在经历知识的意识形态连贯性的时候，社会行动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存在能够被铭记或修正，或者——相反——被中断，打破或颠覆”。[3]

有趣的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得到重新评价——以马里奥·托伦蒂(Mario Tronti)和伦涅罗·潘泽瑞(Raniero Panzieri)对《资本论：资本流通的过程》(Capital: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Capital)第二卷的研究为例[4]——的“工人主义(workerist, 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的核心。在已经开始写作《政治笛卡尔》的时候，内格里写了他的《马克思论循环与危机》(“Marx sul ciclo e la crisi”)，在这篇文章中，流通，或——更宽泛地说——再生产是研究的核心[5]，这并不是偶然。因此，内格里在二十世纪六十晚期就深刻地涉入了再生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这部关于笛卡尔的著作的主题基础。

《资本论》手稿

这篇简短的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试图把这本书放到内格里其他关于现代国家-形式之兴起的，先于《野性的异常》的作品的语境中。接下来，我将就由《政治笛卡尔》引起的，内格里与他过去的合作者，马西莫·卡奇亚里(Massimo Cacciari)之间的争论进行探讨。在结论部分，我将对比内格里关于笛卡尔的探讨和进来激进政治思想中“对笛卡尔的回归”。

正如安东尼奥·内格里在专门为《政治笛卡尔》的这个译本写作的前言中支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他的笛卡尔研究转向，使许多熟知他和他的人震惊而疑惑。

这不是因为内格里仅仅被认为是一名仅仅分子或严格的政治思想家。当时他已经是数部关于黑格尔，德国历史主义和康德的著作的作者了。相反，六十年代见证了一个高度政治混乱的时期，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组织也应运而生——在接下来意大利国家发动压迫的十年末期，内格里和他的许多同事为这个组织付出了许多。[6]这里我们不打算详述内格里对那种曾使他的读者震惊现在也可能使他的读者震惊的那种“合理（性）的怀疑”给出的回应。相反，在这篇导论的第一部分，我们将聚焦于使《政治笛卡尔》与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核心辩论关联的那一方面，而此类辩论反过来又为接下来十年间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角色的辩论提供了背景。这十年，一直是自马克思本人作品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占核心地位的十年，它是围绕“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而展开的：资产阶级理应具备的进步功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这场辩论在以英语为母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得尤为生动，其间，像罗伯特·布兰纳(Robert Brenner)，艾伦·迈克森·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和乔治·科米奈尔(George Comninel)那样的历史学家——还有其他人——在不同的基础上对这个观念的有效性发起了质疑。 [7]

艾伦·迈克森·伍德（1942-2016年）

在六十年代晚期，内格里就已经在质疑这个观念，不过他是从另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来发起质疑的。尽管布兰纳、迈可森伍德和其他人主要以欧陆资产阶级自主的阙如来质疑十九世纪之前英格兰以外地区资本主义的存在，内格里确认为，可被质疑的知识资产阶级统一体的观念而已——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确实，内格里的主要关注在于，当资本主义革命陷入危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公民社会，以及对国家来说发生了什么？在一篇写于1978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重新评价了十年前的著作——中，他写道他试图表达的是：

“制造业(manufacture)的哲学”绝非一个单一的阵营……相反，生产世界制转变的结构因素，从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和低地国家中，从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中自我解放出来的革命力量，遭遇……广大的意识形态的选择领域……这些可供选择的选项，经常形成资产阶级主导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倾向的基础。[8]

内格里坚持，“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之观念，是“极其模糊的”——因为它缺乏为这样的概念所要求的统一性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因此也就有了他的这个断言，“一般说来人们不能谈论资产阶级‘革命’，但人们必须谈论某种资本主义的革命。”[9]

处在内格里对笛卡尔的描述的核心之处的，是“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之观念的发展。对此我们该作何理解？这在《政治笛卡尔》的论证过程中变得明显：意识形态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直，与阶级立场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和资产阶级的立场相关，尽管这后一个观念没有得到未经批判的接受。特别是因为被归给资产阶级的那种统一性，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认同/同一性”，如其所是地，是某种源自外部——源自对经济危机和对绝对主义的政治屈服的多种反应——的东西。正如以后会变得清楚的那样，意识形态之连续性的一个要素，是为（对）分离（即哲学与政治的分离）和二元论（即身心二元论）的承认所决定的。[10]而且，在那种意识形态的特定的品性中，特别笛卡尔的螺旋被给予了（获得了）：它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要把握内格里对此的意图，值得转向他写的一篇关于现代国家之形成的文章，在本书中，他经常提到那篇文章。[11]在这篇文章中，内格里做了许多历史的编纂工作，为《政治笛卡尔》的分析作准备。他对形成过程中的资产阶级作了讨论，他把资产阶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后者有效地加快了中世纪社会联系的崩溃——以及意图对付十七世纪经济与社会危机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异常丰富多产的时期联系起来。面对无政府或暴政：

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社会次序中发现确保它已经赢得的自由的相应保障：在不同时解决社会次序之危机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不能解决其自身的危机。现在，自由必须被“保卫”以防受到阶级斗争引起的普遍的不稳定的侵害。现在，问题完全是政治的：在每个特定的情境中衡量某人自己的力量及其对手的力量；核实以最小可能的代价形成联盟的可能性，同时保持自身的优势……在资产阶级自由之发展的设计中，太阳王确定无疑地采纳了有能力统一作为整体的社会的伟大希望。[12]

资产阶级——内格里认为——选择了公开放弃（或者至少是延迟）政治权力的计划，以维持在经济发展中特定程度的自治，其目标，在于把自身巩固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野源于此情景——而它也标志着一种张力，围绕这种张力，社会和政治的思想与实践在后来的几年间将会发生转变。那么，资产阶级也就陷于这场以通过与绝对主义的斡旋来维持其在社会-文化-经济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为目的的复杂斗争。国家的形式也就是社会次序本身的形式，也就是说，它维持着一种特定的阶级和职业化的等级次序。然而，其内容，却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已经在此次序中赢得了某种霸权的位置（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用内格里的话来说：“次序，是否定的形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他的位置。另一方面，积极地来理解，它是：工业的支持；宗教问题上的绥靖……”[13]

在《政治笛卡尔》出版三年前出版的这篇文章中，内格里就已经确认了这点：在“最深层的本质”[14]上抓住这个时代的问题，同时拒绝接受公民社会——相对自主的资产阶级——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分野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正是笛卡尔。笛卡尔构想的合理的意识形态确认了某种改革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某种改革主义的形而上学，其任务，在于在分离的现实内运作。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在这个程度上说，资产阶级除（因）缺席（而是革命的）(by default)外从来就不是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命令之间的二元性不但就那区分的“无限的形而上学距离”[15]而言得到了确证，真理的神圣-主权限定与人道（资产阶级-I）之间的裂口，也为重新奠立主体在世界内重新运作的可能性拉开了空间。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元论宇宙的乡愁，回过头使资产阶级的计划充满了在一个分离的现实中对统一新之重新发现的追寻。在此程度上说，笛卡尔的合理的意识形态是协调分离之境况与为资产阶级所忍受的挫败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尝试。十七世纪将以一种“不中断的张力为特征，这种张力发生于两种可怕的压力之间……一股压力朝向政治权力的同一化，另一股压力则朝向它的社会和司法的合法化。权力组织(Machtorganisation)和法权国家(Rechtstaat)……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法国的资产阶级一直未能统一这两种力量。然而，这两种力量在绝对主义君主制和资产阶级之实存之间，在权力的机器化巩固和权力的社会合法化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辩证联系中互为基础。”[16]

本文节选自《政治笛卡尔》序言，马提奥·曼达里尼与阿尔贝托·托斯卡诺，著；王立秋，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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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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