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感谢历史有周公，重塑华夏新文明
本人平常读的历史书很少，也都是比较通俗浅显的读物。但是比较喜欢阅读上古史，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这个文明的童年时代，由于国家机构不完善，同时由于史料的缺乏，感觉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简单直接，这种状况比较匹配我自己的低幼的历史水平。
当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离我们越远的，我们发现真相的过程就越艰难。这次读李硕《翦商》一书，书中大量的考古成果，结合甲骨文研究、易经的解读，以及史料，图文并茂，栩栩如生，着实给我一个震撼，给我们一个揭开童年面目的机会。
读完掩卷回顾一下李硕这本书的特点：
1. 考古、甲骨文和史料的结合，加上合理的推测。20%的真凭实据，80%的想象推断。但是既然历史的真相大部分无法追寻，逻辑自洽的推断就是让人信服的，相信历史不失为这样一种可能，是读历史的一种方法。所以以下的分享，也是基于接受这些推断和想象的基础之上。
2. 对《易经》的全新解读。肯定了《易经》是周文王写的，但是目的是在记录和占卜自己日常所见所作所为，推演翦商大业的占卜合集。这种颠覆性的解读方式不仅新颖，而且竟然解释得通。
3，平静而克制的写作风格，不动声色中的震撼人心。在一开始的引言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全书的第一个小节叫做“殷商最后的人祭”，开篇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发现的三层祭祀坑，到底是怎样一个形成的过程呢？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非常平静地描写了整个杀祭的过程，挖坑，夯实平整这个坑，然后铺上黄土，然后开始杀人，先是在坑外进行，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砍掉腿，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了坑内，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保证脸朝下。摆放完之后撒上朱砂粉和小卵石，等等，然后开始第二轮杀人……
4 由于作者的学术背景横跨中文和历史专业，所以文字可读性强，引人入胜。但在专业人士那里，可能诟病为通俗读物。
什么是翦商？
翦，在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像一撮羽毛装饰刃部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商人崇拜鸟，就将鸟羽作为神圣的标志。在甲骨卜辞里，商人“翦”别族，蛮族也可以“翦”商的城邑。后来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为什么要翦商？
这要从商朝的起源和他们的特点来说起。
那个时期，还没有形成华夏民族，（当然几千年间的民族融合是始终进行中的，但是早期还是在氏族部落的阶段）不同的部落可能就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性格。从夏朝到商朝的更替，可以说是性格的一次大转变，从商到周是另一次大转变。
商朝的几个特征，体现了商人的性格特点。
1. 商朝从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是牛背上的民族。根据史书传说他们是从南向北迁徙的游牧族。夏商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大禹治水很可能是局部的湿地改造。借助水牛群，商族人可以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地区。
先商的始祖谱系从契（后稷）开始，到灭夏的武王成汤，一共有过十四代首领，共经历八次迁徙：“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商族第六代先君冥淹死在了水里：“冥勤其官而水死。”四千年前的古黄河下游，传说中的河伯部落的领地。冥的儿子王亥，在赶着牛群渡河北上的过程中被有易氏部落杀死，牛群也被夺走。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向河伯部落请求援军，攻灭了有易氏，夺回了牛群。
在取代夏朝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不同的性格。夏朝-二里头文化保守，虽然发展出领先的青铜技术，但一直将其封闭在二里头作坊区之内，很少转化成用于扩张的军事力量。商朝的性格就比较尚武开放，这可能跟他们的游牧经历有关系。
2. 他们擅长用生意人思维来管理新王朝。一个体现就是他们开始扩张的目标主要指向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盐矿和铜锡矿产地。在扩张的过程中，贸易是和征战同样重要。而且在寻找矿产地的过程中普及了青铜冶铸的技术。
同时商朝人的农业比夏朝-二里头更加均衡，水稻的比例下降得很明显，旱作的粟和黍则明显回升。小麦应当是水稻种植的衍生产品。商人熟练掌握了各种主要作物的种植技术，其意义不仅是有利于人口增殖，也便于商人向各地殖民扩张。
以前读《枪炮病菌和钢铁》的时候，有个印象是作者太“地理决定论”了，所有文明的出现和差别都最终可以解释为地理环境的因素。不管这是不是根本原因，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走向这个话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很多其他的历史书中出现，夏商之更替也可见一斑。
比如说，华北地区为什么人祭现象比较多，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可能和中国两种气候和两种农业作物有关系，中国驯化占了两种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粟米和长江流域的水稻，它们分别需要旱地和水田环境。稻田需要灌溉和排水系统，需要平整的水滨田块，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征战和扩张比较放心。
个人认为商朝有点类似西方的罗马人，是一个善于发展和利用技术的部落，是一个进取的民族。
3. 商朝的文字
文字是商人值得骄傲的杀器，因为它是建立真正王朝统治的必要工具。在对文明的严格定义当中，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是三个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朝是毫无疑问的早文明国家。夏朝人虽然有青铜技术但没有文字，周族人也没有，只有商人形成文字，一方面是占卜的需要，另一方面商人是一个善于创新的部族。
4.最后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商朝的人祭宗教，这直接导致了周族人的翦商大业。
人祭是早期群体的宗教行为。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发掘约1400座。对这1400座祭祀坑进行的保守计算，人牲数量超过一万名。发现的多数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但是商代人祭又具有全民性。
商人并不是生来就热衷杀戮和人祭，在建国70年之内的偃师商城宫殿区，发现的两处祭祀区，就主要用猪献祭。到了开国近百年后，越来越多地用多种动物混合献祭，其中也包括人献祭，他们可能认为神也需要食谱多样化。后来到了郑州商城三期（开国140年）的时候，演变成主要是人狗混合祭祀。
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商人已经在晋南、关中东部，甚至湖北省多处都建立的殖民地。在新征服地区，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祭材料。随着王朝步入扩张，王室用来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这就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另外，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在灭夏的时候有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的商族，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献祭的就是“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
这种宗教过于残忍，商人也不是没有过改革运动，在中商阶段时，郑州商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祭祀方式——埋藏青铜器。推测某位是商人征服者在征服南方的盘龙城时候受到了当地的影响，商王又接受了这部分商人贵族不杀人的埋祭理念，开始推行宗教革新。但是这位商王最终还是失败了，改革派与传统派进行了内战，改革派被彻底消灭。这和《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朝第十王仲丁时期发生了“九世之乱”相对应。
到了晚商，非常著名的商王盘庚，把商都从郑州小双桥迁到安阳殷墟（殷都）。可能是因为殷墟比地势高，躲避水患，且西部的太行山还有铜矿；也可能是接近马的产地。这个时期，商王每年都要祭祀历代先祖，需要大量人牲。这里发现的祭祀坑密如繁星。（据说今年有重量电影《封神》要上线，第一部叫做《朝歌风云》，其实朝歌是周朝卫国的国都，不是商朝国都。）
思考1：所以为什么需要人祭？ 人祭到底是不是文明的必经之路？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
希腊的克里特岛、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更加古老的玛雅文明，都有过人祭的历史，西游记屡屡有妖精想要吃唐僧肉的故事，也可能是来自于玄奘法师去印度求法路上被土著捉住想要祭天的故事。
商人崇尚暴力，好四处征服，难免和当地人互相同化，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商王的扩张战争就继续强化这种宗教，每征服一个地方就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表示献给诸神的祭品多多。尽可能取悦诸神，维护商文化的兴旺。
但是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献祭的原因。
个人认为，可能人祭未必是文明必须，但人祭宗教是增加本族强势文化和凝聚力的手段。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往往会进入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步，如果不能及时革新，会遭到覆灭之灾，就像成功学当中常说的，不从内部打破，就从外部打破。
周族的兴起
周族的来源相对清晰可靠，他们出自羌人，在纣王的曾祖父武乙王时期，周族的一部分居民在首领亶父带领下迁居到周原。《诗经·绵》记载了这件事。他们定居到周原，主要是为了充当武乙王西部扩张的附庸和马前卒。干点脏活捕捉羌族人，受商朝的保护。这样充当马前卒的事业持续了50年。
1976年，周文王居住在周原的宅院被完整地发掘了出来，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而且通过这座宅院我们发现了文王的惊天秘密：他没日没夜都在和诸神共谋翦商事业。文王大宅当中有两座地窖，发掘出1.7万多片很小的甲骨，刻字的有282片。字都刻得非常小，像小米粒一般大，就是文王向商朝学习占卜技术，问天“我的翦商大业可不可行？”
周文王有一段时间到了殷都，可能是卷入了权力斗争，被投进了牢里，他的长子伯邑考可能是和他一同去的，不知何故被剁成了肉酱，文王被迫吃了自己儿子的肉，这些应该是真实事件。后来其他几个儿子到殷都来给纣王行贿疏通，文王终于回到了周原。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结盟仪式，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可能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返回周原后，周昌很快宣布“受命”（接受了上帝的命令），这意味着他成为上帝授权的人间王者。
文王回来后做了特别重要的事情，他把商人最高神——上帝引入了周族，认为独一无二的上帝主宰着尘世间，而商人信奉的先王、龙凤和风雨等诸神并没有进入文王的崇拜体系。像是推行了一场彻底的“一神教”改革。
由此可以跟摩西相提并论，摩西把上帝和犹太民族绑定，让犹太人开始接受一神教；文王则解除上帝和特定族群的绑定，让上帝不光是商族人的上帝，也是周族人的上帝。他声称自己可以通神，可以接受上帝的指令，因为他学习了多年的占卜，写出了《易经》，能有根有据地说出占卜的结果，自然就可以让部族和盟友都信服。
对中华文明的走向起着重要作用的，除了周文王，似乎第二应该属于他的儿子周公旦（但是这位封神的实际执行人竟然在《封神榜》中的地位如此低微）。武王周发虽然征服了殷都，实现了“翦商”，但是武王可以说没有信仰，每天活在心惊胆战当中，他的父亲可以通神，他自己却不能，只好对商人的人祭宗教继续崇拜，攻占殷都之后武王立刻用商人的方式进行了大祭。
幸运的是，武王过了没几年就死了，真正管理国家的周公旦。周公的贡献除了国家治理（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等）和建立制度文化（“制礼作乐”，确立政体，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等）两方面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并且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体系，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制造了一套“政治正确”：完全不许提商人的人祭宗教，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这个意思是不仅终结这个宗教，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 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和道德体系。
淡化上帝的概念，用模糊的天来代替，“上帝”有性格，暴戾易怒，“天”却没有什么性格。人间不能通神，哪怕是天子也跟天没有什么关系。
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才会受到“天命”青睐。 如果不能做到，天命就会改变，周朝之所以替代商朝，完全是因为商纣王个人的残暴引起的，商朝从来都没有什么人祭。 其实商纣王并不见得比其他商王更残暴，只不过在此充当了一个垃圾筐的角色，所有的坏事都由他来承担了。
我们今天能够还原一部分历史，一是因为考古的成果，二是500年后孔子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周公的秘密。因为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父亲的《易经》，他虽然没办法销毁，但是却可以重新解释，写了《象传》，使易经变得积极而励志，出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句子。
孔子是商人的后代，一旦窥见周公所做的一切，当然非常感激周公。他奉行周公的原则，避开商末真实历史，重点从文王版本的《易经》文本引申出宇宙秩序和社会伦理。他的成果被整理成《文言》《系辞》《说卦》《序卦》等篇章，这些篇章与周公《象传》合编在一起，被称为《易传》，文王的《易经》和之后的《易传》合称《周易》。而孔子辛苦考据到的一些真实的、不符合周公精神的历史，被他放在《逸周书》里，作为传说流传下来，直到最终和考古结果互相印证，人们才恍然大悟。
不得不说，书中关于孔子这部分内容，想象确实很大胆。
思考2：如何看待周族人翦商成功？
一开始有种特别庆幸的感觉，这是上天保佑华夏，让历史有了周公，文明才有了转向。但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天大的好处也未必没有弊端。商文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他们还创造汉字和基于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青铜技术，引进了马和马车等等，还探索了古中国的诸多地域、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这些跟他们尚武好勇勇于开拓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互相关联的，剪掉了他的残暴，同时也剪掉了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
所以在我们特别强调创新与技术发展的今天，要问探索精神和尊重生命哪个更重要——那毫无疑问还是对生命的尊重啊，这是进入现代文明的基础。何况我们人类对外界的探索，可能现在1%的规律都没有探索到，哪怕我们进展缓慢一些，又有多大的差别呢？不过是1%和2%的差别，跟自然所有的奥秘比起来都不值一提。而从野蛮到文明，则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