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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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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妖术与权力幻觉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妖术爆发
历史上的衰世各有不同，但盛世的图景却总是惊人的相似：经济大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商业和农业充满了活力，共同创造出一个生机勃勃又相对稳定的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1768年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盛世，由于“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和美洲引进的如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帝国人口首次在统计史上突破了1亿人大关，有学者估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网络，城市通过手工场、雇工等商业组织和农村地区也紧密相连，而随着商业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也与封闭的农村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上到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下到各路小道消息，都会随着商品和商队的流动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去。
但是，当历史学家对此种盛世的各种经济数据不厌其烦的引证以及不吝赞美之词的描述时，却往往容易忽视真正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的切身感受：随着人口暴增，越是生活在高度商业化、市场化、信息流通极快的社会，越能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对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慌。这就好比今日的北京，固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市场活跃，一座城市容纳了数千万人口，人口流动量庞大，充满了机遇，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生活在北京却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奋斗终身也许也不过是糊口式的生存，而稍有不慎更是有可能沦落到社会底层，周边充满了流动人口其实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1768年的春天，江南地区大部分普通百姓都生活在这种焦虑和紧张的环境当中。
正这个春天3月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突然不胫而走，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个角落，并还在持续扩散——有一些游方和尚懂得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可以剪走人的发辫来做法，以窃取他们的灵魂为自己所用。他们尤其喜欢对男童下手，许多孩童率先报告父母自己被见到的和尚撒了迷药性质的粉末昏昏沉沉，继而发辫就被割走。这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男丁是未来的支柱和希望，对于男童的侵害本身就难以容忍，而游方和尚常常被目为乞丐同类，是不折不扣的流民，也非常值得怀疑，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北京人之所以将乞丐称为“叫化子”就是来自于和尚的化缘。
因此1768年的3月到6月，在萧山、杭州、苏州等地很快出现了很多起当地村民怀疑附近出现的游方和尚在施展“叫魂”妖术，于是将这些游方和尚擅自捉拿起来用私刑惩罚的事件，有些游方和尚试图去县衙告状喊冤，不料却遭到了衙役的勒索，游方和尚无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便趁机坐实了“叫魂”的罪名将其逮捕，县令出于对衙役的信任，在审判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将这些游方和尚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使用了妖术，之后县令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但是浙江省按察使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本身对“妖术”保持着审慎的怀疑，他仔细调查了事件经过发现了衙役的勒索行为，于是将游方和尚释放，同时打了衙役一顿板子。浙江省级的官员做了一个官员经常会做的事，他明显不想让这件事闹大，他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公开事件的经过，因为这种妖术事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无疑是一个污点，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民众的恐慌，万一引起了群体性事件更是会对仕途不利。
但是，妖术流言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1768年初秋的时候，很快在山东地区同样也有愤怒和恐惧的民众将他们怀疑的叫魂者——一些乞丐流民扭送到官府，而在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的刑讯审问下，这些乞丐流民纷纷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区某个和尚、道士的蛊惑，要他们到山东地区来从事剪辫子“叫魂”的妖术。据他们所说，这些和尚道士颇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而且行动极有组织性，他们还要将剪完的辫子带回江南地区的某个庙宇和村庄，交给这些和尚和道士。这种时候，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可以选择将这件事压下来处理，但是由于事件牵扯到江南地区，富尼汉的行动就值得考虑了，清代存在着一种“密折制度”，每一位省级官员都可以通过密折单独向乾隆皇帝报告特殊情况，如果江南地区的官员通过密折抢先报告了妖术事件，那么富尼汉压制信息的举动就可能被视为包庇这些妖术者，况且根据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富尼汉极度怀疑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让这些乞丐流民来山东地区“叫魂”是为了在公众中制造混乱，于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为了抢得先机，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当即陷入了震怒与恐慌当中。他的震怒之处在于，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区竟然敢将如此重大的事件隐瞒不报，这让乾隆皇帝感觉自己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力在削弱；而他的恐慌之处在于，妖术的表现形态——剪辫子——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猜测这其中一定有着惊天阴谋，他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他看不见的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同时，乾隆皇帝对于游方和尚和道士是“妖党”、擅用妖术这件事也丝毫不怀疑，一来因为和尚和道士这种民间宗教礼仪人员其实是在和国家抢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国家对其素无好感，二来他们是社会流民，无家无业，本身确实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于是，乾隆皇帝立即发下谕旨，痛斥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一番，并责令他们立刻开始清剿“妖党”。
时任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彰宝极为难堪，只好按照山东巡抚富尼汉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开始缉捕“妖党”，但是高晋和彰宝布下了天罗地网，翻遍了江南地区，也没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庙宇、村落和和尚道士，这个结果又引来了乾隆“无能”、“可恶”的痛骂。万般无奈之下，彰宝等官员选择将省内可疑的和尚全部抓起来刑讯，并将其中名字与口供中近似的人押解往京城。正在此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又刑讯出了新的线索，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说在河南等其他地区也有他们的“妖党”，乾隆皇帝得知后寝食难安，又命令河南也要严查妖党，但是河南省的官员查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发现什么“妖党”，河南巡抚只好将情况如实禀报，不料却遭到乾隆的猜疑：他认为一定是河南巡抚的下属有所隐瞒，为的是逃避麻烦或者避免因为之前失察造成的惩罚。乾隆皇帝再次刻薄的训斥了河南巡抚，并责令他们继续追剿，河南巡抚最后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术事件”。之后不久，直隶地区和湖南地区也传来有人目击剪辫子“妖党”出没的消息，乾隆皇帝愈发恐慌，他又督促陕西、陕西的巡抚和湖广总督严密戒备。
全国上下，一时之间全部陷入了清剿“妖党”的歇斯底里运动之中，但是这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妖党”却奇迹般的始终没有被真正抓获。
二、真相大白
时间到了1768年的10月，但清剿“妖党”的案件却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失望的乾隆皇帝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全国，但是妖党却不断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而就在此时，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加入了案件的审理，他们的发现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0月份的时候，江苏巡抚彰宝将他抓捕的“妖党”全部解送到了京城，乾隆皇帝命令军机处主审，在军机处审判官的盘问时，这些“妖党”全部翻供，都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而军机处的审判官很快提审了富尼汉的人证——那些乞丐流民，让他们去辨认这些曾经“蛊惑”过他们的“妖党”，结果这些乞丐流民竟然将一些官员误认为指使的和尚道士，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很快判定这就是诬陷和胡乱攀咬。于是军机处的审判官又传唤了山东当初逮捕这些乞丐流民的县令，在询问这位县令是如何得到口供时，他们又发现这些乞丐流民之所以会承认他们剪辫子使用妖术，是因为衙役刑讯逼供，用夹棍夹碎了他们的腿骨，这些乞丐流民在剧痛之下早已经意识模糊，言语混乱，将他们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混杂着亲身见闻说了出来。军机处官员在调查江南地区谣言产生地区最早的案卷后发现，这场蔓延全国、持续大半年的妖术事件竟然来自于这样一起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时候（1768年），浙江德清县东边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包了修复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但是当时德清县外正好有两座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却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因为嫉妒和贪念，便去外面散播谣言称观音殿的和尚和修桥的石匠一起做法“叫魂”，要偷盗去观音殿礼佛者的灵魂驱使他们去修桥。这个谣言越穿越广，并被添油加醋，导致有人来求石匠吴东明做法去害仇人，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而当地官员同样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只是杖责了一顿这个居心叵测的人，但不想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相信这个谣言。最终造成了全国上下人人“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诬陷，互相栽赃。
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发现了这个荒谬而又真实的情况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此事，令人惊讶的是，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选择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宣布停止清剿：首先乾隆皇帝依然固执的声称妖术事件绝对存在，并让军机处行文各省，训斥了各省长官，认为此案蔓延甚广，在于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对朝廷缺乏敬畏之心；然而，乾隆皇帝又语气转而温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为先，对妖术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再大张旗鼓的进行清剿运动。这份公文在强调：尽管“妖党”无一落网，但他们肯定存在，不过大家以后不用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
乾隆皇帝如此处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乾隆皇帝在此次清剿过程中是赌上了全部皇帝的尊严和帝国的稳定，“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因此明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不过是一场冤假错案和荒唐的闹剧，但乾隆皇帝也不能轻易地下旨停止清剿。不过更为深刻的因素是，妖术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或者说借题发挥的一个杠杆——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不管妖术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复强调它确实存在，因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三、权力幻觉
“人在社会等级上存在着差距……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妖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在1768年3月至10月的这场妖术事件中，其实存在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
第一个层次是民间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妖术事件中虽然地位最低，却人数最多，扮演着事件基础的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相信妖术确实存在的乡野百姓、贩夫走卒大有人在，但1768年爆发的妖术恐慌却如此有特色，不得不归因于那个时代的整体原因。正如文章一开头所说，在1768年所谓的“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场化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对于是否能通过工作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而且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权力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稀缺的资源，而就在这时，因为人口暴增和市场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大量的社会底层流动人口出现，成为国家和普通百姓都恐慌的对象，以“叫魂”为名来恶意中伤这些流民成了普通人一种唾手可得的权力，大量村民对乞丐和流民的指控和私刑是国家和社会的某种共谋。统治者利用操纵了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时代中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当国家清除异己的时候，普通百姓抓住这偶然出现的机会来“攫取这种自有漂浮的社会权力。”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妖术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普遍无权无势的状态。”孔飞力在书中提供了另一个可以与之类比的例子，他说：“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当国家的政治运作结束之后，这些人便会如梦方醒，打回原形。
第二个层次是官僚体系。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中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这些人从来就不相信、也不害怕所谓的“妖术”，他们对付妖术的方式还是行政命令或者官场惯例的那一套，但是真正令官僚体系感到无比恐惧的是暴民和君主的愤怒。在官僚体系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妖术”仅仅是一个“事件”，或者说一种“资源”。一方面它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凭借，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体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辖区内的普通百姓展现权力的一个舞台。直白一点说，“妖术”对于职业官僚而言，就是可以被界定、被制造和被修改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务罢了。官僚对于“事件”的运作，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当乾隆皇帝也利用此次妖术“事件”开始对官僚体系展开整肃和打击时，官僚体系也会产生谨慎而广泛的抵制。比如江西巡抚吴绍诗“忙而不动”，“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由于吴绍诗的人际关系的强大，以及本人的德高望重，因此弘历并没有对他的办事不力进行惩处。江苏巡抚吴坛则通过转移矛盾，将一个之前被禁止的教派再次查封，并弹劾一些曾经在这里任职却没有举报的官员来作为“应付来自弘历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还有湖广总督定长，他总是和其他的省级属下一起联名上书、处置案件，“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在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个层次便是专制君主。在1768年这场妖术事件中，乾隆皇帝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于可以说他才是幕后的黑手，但“与其说弘历利用了此次妖术事件，倒不如说是妖术事件利用了弘历”，乾隆皇帝也有着他自己的恐慌，他始终认为他统治下的帝国内部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敌人——腐败的官僚和密谋中的叛党。克罗齐耶在《官僚现象》中曾说：“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制度刚性来保护自己。”中国君主制是一种独特的制度，皇帝既受到官僚制度的制约，但也有巨大的专制权力，官僚制度的制约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制度刚性”，即君主也无法轻易改变的惯例；而君主的专制权力表现为“督责之术”，可以通过监督、人事任免等手段最大程度的控制官僚体系。通俗的说，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君主也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必须遵守行政章程，但在安排何人来处理具体事务上，君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主在感受到官僚体系中“官官相护”“隐瞒不报”“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等行为，影响到他施展督责之术的问题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和玩弄。因此，当民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妖术事件甫一发生就引爆了乾隆皇帝的不安和恐慌，“打击妖党”为他与官僚机器算总账也提供了光明正大的机会。乾隆皇帝在1768年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其实也暗中向所有的读史者透露：所谓的盛世，往往危机四伏。
结语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是在描绘乾隆时期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但是其中针对社会群体心理、官僚体系以及君主制度的刻画和研究却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典范意义。正如文章最开始所说的：历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样，而盛世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是否可以联想到每一个朝代盛极而衰的背后都是如1768年这样存在着君主与官僚、官僚与民众、君主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紧张而焦虑的关系？更值得深思的是，孔飞力教授曾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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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完了《饥饿的盛世》，比较全面介绍了乾隆整个执政时期的历史过程。虽然整书不像学术类书籍那么严谨，其中参杂了如野史般的史料，但没关系，作者观点中肯，不少地方有很精彩的评论，最关键是，真的好看，各种有趣，各种荒唐。看《叫魂》前，可以看这本书先，这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再说一句，有时我在想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我罕见平民的历史，没有人愿意为他们书写，我们的历史是贵族，官僚，帝皇的历史，经过现代娱乐的渲染，更是加重这样观念（潜意识）。有谁知道我们的先人，平民是如何生存的，他们的状态又是怎样的，这样的记载和研究少之又少，在《饥饿的盛世》中，引用了英国使节的记载，我看到了平民的穷困与生产力落后带来的种种不便。我不相信历史上的盛世是真正的盛世，那是上层的狂欢。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赞赏。
正文
《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引发我关于历史书和历史研究的看法，简单的说就是何谓“好”历史述著。当然所谓“好”的标准，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标尺，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是我的心头好，不过也不乏基本的原则和标准。从历史看现在，是读历史的目的之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写的是乾隆时期发生的社会性事件（本身是社会性的事件。但渐渐演变成政治性的事件），我看与当下的情境是很相像的。
一，《叫魂》仅仅在“叫魂”吗？
这部分我想谈的是《叫魂》的风格和为什么好看。严格上来说《叫魂》是偏学术的历史书籍，恐怕一定有人会顿生无趣，没关系你看完第一页时，你已经被吸引住了。
“叫魂”是什么？孔飞力显然不想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言者谆谆的样子，令观众反感。所以开篇写的是1768年的一个故事，话说浙江德清县的一位农民因痛恨侄子对其虐待，想求助当地石匠在修桥的时候，在立桩之时将有其侄子名字的符粘在桩子上，希望每次的捶打能消磨他的侄子的灵魂精气，但石匠不但没有答应农夫的请求，反而将农夫告到县衙门，因为石匠害怕农夫正在做一些罪恶的勾当而牵连自己，农夫希望石匠做的事便是民间所说的“叫魂”。这个事件只是细微的端倪，它能酝酿多大的风暴，没人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小事件作为一个引子，不但触发了后续的事件，更激发读者的兴趣。是不是作者刻意为之，我认为不然，这本是孔飞力叙述历史的风格，该怎么写我想他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我们在读下去，“叫魂”的事不断在发生，我们已经被其中的神秘吸引住了，孔飞力在此暂时打住了，孔飞力的角度从一个更深层次探讨“叫魂”背后的意义。“叫魂”为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会引起那么大的恐慌？它的起因是什么？“叫魂”难道隐藏着某种政治因素吗？（详见2~3章节），我们还看到孔飞力从司法的角度去看待“叫魂”（第四章罪的界定）。“叫魂”的传闻已经传遍多省，孔飞力又把故事继续说下去，乾隆，地方大员，大众百姓都已牵涉进来，渐渐政治性已经隐现了，乾隆与官员的反应，他们的心理变化，这些东西孔飞力都不会放过，很有趣的。
《叫魂》一书仅仅是为了描述带有闹剧性质的历史事件吗？作者在最后用学者式的思维为我们剖析了“中华帝国”，具体是什么，容我后面再谈。简单把《叫魂》的结构和线索说了下，那么《叫魂》的风格是什么和好看之处在哪？孔飞力的《叫魂》，开始的章节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两本著作在历史的趣味和学术融合的很完美，令人在了解历史过程之外，还挖掘历史的经济，政治，文化。我很喜欢孔飞力研究是的独特眼光，睿智且独具匠工，我想孔飞力尝试触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借用“叫魂”来展现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状态。《万历十五年》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展示来历史著作的更具内涵的，更多元化的角度，很可惜写下这些书与我们现在的教育无缘，两位美国学者写中国历史比许多中国更入木三分。孔飞力的在书中并非将历史文献用通俗的语言翻译一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分析融入其中，这些都是大量阅读文献资料而分析出来的结论，很有趣的是，孔飞力大量列举了乾隆与官员之间的通信，孔老的中文水平令国人汗颜啊！《叫魂》满足人们对野史的猎奇，虽然比不上大街上买“XX党的秘史”，但这段诡谲的历史事件，足够吸引人了,这就是它的好看之处，无须赘言。
从历史的细节写到大历史，历史的细节犹如色彩艳丽的油画，大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目的。孔飞力在清朝247年的统治时期，选择1768这一年，仅仅一年，我看到了满人统治的不安，康熙和雍正的影子，整个官僚制度的运行，乾隆内心的挣扎与愤怒，司法，经济，政治，还有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孔飞力的野心很大，这本学术性的著作，包容清朝的各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的存在及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我想孔飞力做到了。
二，“叫魂”事件的来龙去脉
“叫魂”事件发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时间的跨度为一年，可是“叫魂”牵涉浙江，山东，江苏，直隶，两湖等数省，线索十分混乱，所以不得不梳理整个事件。
1768年3月25日，浙江仁和县，吴东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采药人穆氏卷入叫魂事件，穆因诬陷郭，受到重杖。
3月26日，浙江德清县，沈士良农夫在听闻吴东明石匠正在修缮德清县城一月初坍塌的石桥，当时民间流传石匠有“叫魂”之术，即把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大锤的撞击会损耗其人的精气。沈农夫为报复其侄子，因为他的侄子虐待他，求助吴石匠能为他的侄子叫魂，但石匠为求自保，害怕卷入麻烦中，便将农夫的奇怪行为告诉保证（可能类似于地方的警察），交送到德清县的衙门，并对沈农夫罚了二十五大板。
初春，四月初，浙江德清县慈相寺，寺庙香火冷落，县城附近健圆山的观音庙则香火鼎盛，当地人更愿意去那里拜佛。慈相寺的和尚起了歹念，散布谣言，说与吴东明石匠竞争承包修缮石桥的其他石匠，因承包未成而嫉恨吴石匠，于是在吴石匠经常路过的观音庙作了法，因此在观音庙祁拜的人非但获得庇护，反而遭到毒害。一下子，谣言四起。
4月3号，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因害怕叔叔的暴打，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来到杭州，因口音而因起他人的怀疑，当计兆美向当地人坦清自己德清人时，由于众人惊恐计氏是叫魂之人，于是报送官府，经过不堪刑罚之痛，捏造自己是来叫魂的，并牵连吴石匠。
4月8日，浙江萧山县，四个和尚被民众怀疑叫魂，被抓到官府，引起恐慌，叫魂的流言也因此传播的更广的范围，并且僧侣成了主要的嫌疑目标。
5月3日，江苏苏州，三个乞丐，怀疑剪人发辫，窃取人魂，抓到官府审问，最后因无证据而释放，但张氏死在狱中。
5月5日，胥口镇，湖州来的和尚因有叫魂的嫌疑，被民众押到衙门。最终无罪释放。
6月16日，山东泰安县，韩沛显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被村民抓住，经审问，有组织的叫魂发生，其中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主犯”。
6月21日，湖北汉阳，一群人将可疑的术师殴打致死，并焚烧尸体。
6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两个乞丐，蔡氏和靳氏剪人发辫，怀疑在叫魂。他们供出了“主犯”，蔡氏供出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僧人玉石。至此官方注意叫魂的危害。
7月3日，山东某县衙，捉住形迹可疑的和尚通杲，得知和尚悟成，是个术师，组织徒弟剪掉他人发辫。
7月18日，山东景州县，孟农夫早上醒来，发现辫子被剪。流言传入直隶。
7月25日，山东巡抚富尼汉将叫魂事件上报给乾隆，乾隆督促各地官吏打击叫魂，但距山东出现的叫魂过了近一个月。
八月初，山东，姜氏和王氏剪人辫子，姜氏遭到民众殴打致死，王氏被迫自杀。
八月最后一周，安徽宿州，乞丐张四被抓，经确然是张四儒。
八月末，湖南祁阳县，和尚觉性被抓。
7月中旬以来，河南发生多起剪辫子的案件
9月7日，乾隆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确认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一起，即乾隆将叫魂与叛乱联系在一起。
同日，山东，乞婆张氏剪人衣角，怀疑叫魂。因疑点多，山东巡抚亲审，但张氏终死在狱中。
10月3日，陕西巡抚明山奏报，陕西亦出现剪辫。
10月4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其中和尚通元与“主犯”通圆通同音，颇令人怀疑。
10月9日，安徽合肥，和尚玉明，法号又名明远被官府抓获，身上有可疑的作术道具，怀疑是“主犯”明远，但是和尚并不承认自己叫魂，最后死在狱中
10月，军机处对押进京城的所有疑犯进行审问，但唯有结果，并发现提供的线索大多是不真实的，疑犯多数是无辜的。
11月3日，乾隆降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三，“叫魂”所反映的问题
整个“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的成因，很容易联想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让人想起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叫魂”的恐慌。这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又不是简单归于这两个因素，我们无法忽略政府所起的调和作用，政府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慌，也无法控制谣言的传播，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乾隆统治的官僚阶层反而制造更大的恐慌，就连乾隆本人也惧怕“叫魂”背后潜伏的可怕的政治事件。
盛世下的危机，这是《叫魂》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康乾盛世，数乾隆达最辉煌，国民经济急速上升，从国外引进的物种包括土豆，玉米，甜薯等，由于打破了在农田种植的千百年农业限制，因此在更广泛的土地种植，战争连绵的状况已不存在，人口激增，从1700到1794年，人口从 150000000 增长到 313000000 。经济的良好运行，商业也兴盛起来，其中以江南地区（江苏，浙江）为最，丝织业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这里面是有许多的个人经营者组成的。当时的汉人已经认可满人的统治，在政治上基本没产生大规模战乱的可能性，国力强盛，国家领土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四海朝贡。在鸦片战争的前夕，乾隆和他的臣子们颇为荣光，中国在富足平和的状态中前进。
虽然如此，在这一片祥和的盛世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苏州在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许多县城，乡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千年未变，是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种状态是及其脆弱的，自然的灾害便能摧垮人一生的财富，有时政府，战乱，流行病也会使人一无所有，这样子的情况会促进人口的向下流动，底层的民众是那么容易成为，而摆脱这种生活贫瘠是如此困难。在经济上是一贫如洗的民众，很有可能成为乞丐，或许是僧人，但不是正规寺庙的僧侣，叫他们为游僧更为合适。他们的身份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也容易让人认为是种危害，后来叫魂的发生，乞丐和僧人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社会的流动性几乎是停止的，进入上层社会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上的权利，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是这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记得唐德刚老师也谈到科举，那真是三分实力七分运气。商业的发展按理来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不公正的司法体系，没有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府主张忽略和打压，在商业上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显然更加困难。
“叫魂”事件中我看到，人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想获得想要的东西。萧山衙察乘机敲诈；一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德清县的和尚制造“叫魂”恐惧。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的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
当一个社会的努力，未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投机，呆滞。一个人若的努力被忽略，甚至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他会的目标只有生存，或许会绕过司法体系获得寻租的权利，或许制造混乱得到上升的机会。从《叫魂》可以看到，民众是不会相信他们的政府会提供任何保障，司法的缺失，通过人治来弥补，这是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民众要求服从他们的官员，即使对于不公也不能察觉，百姓害怕他们，同时卑微的心态的渗入他们的骨子里。我在叫魂的几个案件里发现，无论是脚踝被压碎的萧山和尚，因伤口流脓而致残废的乞丐张四，还是那些惨死在狱中的人，他们都忍受着可怕的刑罚，嘴上说没有犯事，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却从反对他们的官员对他们的残酷刑罚，以致叫魂的嫌疑犯们因难以承受酷刑，都作了假供，“叫魂”的恐怖得以想幽灵一般萦绕在乾隆的内心。
另外“叫魂”反映的整个官僚体制和它的效率，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乾隆的恐惧，他的个性，心理活动，这些都在《叫魂》中详细叙述，很有趣的。我也不多说了。
四，“叫魂”的当下启示
在译者后记中提到，陈兼先生说到在他在桂林开研讨会，走进当地一家书店，发现一个高中生在读《叫魂》，陈先生想把书买下，便要求同学把书给他，那位同学指着电视的新闻说：“很像的。”时间是1999年，新闻说的是“XX功”。
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好像啊，真的好像。两百多年后，“叫魂”这一幕真的再次发生了。
2012年四川某地的民众因传从冬至开始连续天黑三日，据说是末日的启示，当地的蜡烛售罄；长春也传天黑三日，民众抢购蜡烛；陕西出现邪教。我发现三个事件立足于一个共同点，即末日的来临。
两百年多年后，现在的中国或许不会再出现类似于“叫魂”的恐慌，现代人不在那么迷信和愚昧了，医疗的水平的提升，认知水平提高，政府的控制手段更加科学，都让像“叫魂”性质的恐慌失去了基础。但是现代人不迷信了，相信科学的力量，就不会引起1768年同样的的恐慌吗？
“叫魂”也好，剪辫子也好，都抓住了人内心的恐惧。千百年来，人的恐惧来自于不能确定的未来的危害，换种形式，人的恐惧依然会被激发。我们相信科学，如果超出科学的范围，或者是来自于科学自身的危害，比如末日（虽然科学能解释，但依然有可能性），病毒丧尸，流行病，核辐射，这些都可以拿来作为一种形式。人对可能危害自身，会产生恐惧，都会选择保护自己，忽略正确的建议（因为在人的心中有种不确定性）。
人的恐惧无法忽略，但不代表整个社会会容易陷入恐慌。1768年，就像孔飞力分析那那样，在一个经济未能惠及大多数人，司法的缺失，执法的恣意而为，政治的隐患，最终酿成这场危机。人虽然有恐惧，同时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平等，关爱的制度，富有人文，创造力的社会，如果存在的话，我想人会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与恐惧。
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