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第一次听说电视,或者看电视的情形吗?

第一次看电视,是90年代末期,那时家里的电视是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距离我国1958年自主研发出第一台黑白电视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时,每到饭点,全家人总是喜欢捧着饭碗,端坐在电视前,看仅能受到的两个电视台——珠江台和中央台。那时候,乡下的信号特别差,经常画面看着看着,就会出现一片“雪花”,有时看《西游记》,看得正起劲呢,突然打妖怪的猴子没了,只剩下一片打斗的音效声。

然而,那时很满足。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还未进入人们生活,网络世界也才刚刚兴起,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我们还没想过这些事物,日后会占据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人们正在享受科技革命带来的实惠,然而不得不预防的是,机器和网络对人生活控制,乃至精神控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机器和网络的“侵占”,而陷入了精神困境。

村上春树写于1990年的短篇小说《电视人》,讲述了一个类科幻的故事,“电视人”大摇大摆地进驻“我”的生活,改变我的家庭摆设,进逼“我”的精神世界。


01/ 机器加剧“异化”进程

“电视人来到我房间是在周日的傍晚。”村上如是开头。

接着,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电视人为什么、又是如何在周日傍晚来到“我”的房间,并且告诉我们电视人进驻“我”家的状态是“恰如一场无声降落的抑郁而不无神秘意味的雨,轻手轻脚地在这苍茫暮色中潜入房间。”

电视人,就像后来的手机、电脑以及连通世界的网络,都是这样“轻手轻脚”、悄无声息地潜入人类生活的。 当年,QQ兴起的时候,人们怀着好奇、兴奋又激动的心情,开心地注册起来,开心地添加朋友,殊不知,从QQ开始乃至现在的微信,一场通讯革命正在默默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关系,远在千里之外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既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网络窗口建立联系,又带来了千里之外的新鲜事。

电视,起初带来的就是个人生活之外的新鲜事,通过电视画面的播放,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而不仅限于报纸上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叙述。电视传过来的画面是动态的、连续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讲述故事,更容易令人着迷。

先来看看村上是如何描述变成“人”的电视:电视人身体的尺寸比你我小一些。不是明显地小,而是小一些。对了,大约小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而且各部位均衡的小。随后,他说,电视人也许会给人留下“不快之感”,他们看上去像“用透视法画出的模特”。你能想象这样的“电视人”吗?尽管他们比人类小,却潜藏着巨大的能量,他们悄然进入你的屋子,不按门铃不问好,完全不把主人放在眼里,以他们自适的姿态,在房间里活动。

就是这样一个四方立体的盒子似的机器,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中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把人从现实生活导入本与自己无关的世界,一个充满画面,又常常是未知的梦幻的世界。

根据学界的解释, “异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表示脱离、隔阂、转让、被统治、被支配等意义。 早期的“异化”与劳动有关,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分工成为人异化的开始。而到后期,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送来了工业文明,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机器的发明和生产。然而,在机器日渐兴盛的时候,人的精神状况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02/ “异化”——从身体分裂到精神裂变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子爵在战争中被分成了两半,恶的一半和善的一半,他们是人的异化与裂变的最开始的形式——身体的分裂。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都不是完整的,每一个生命都可能体会裂变,这隐喻了精神的裂变。恶的一半子爵行为乖张恶劣,把森林里的所有事物都变成两半,善的一半子爵作为弥补,他能理解每个人自我不完整时的痛苦。

同样的,村上笔下的电视人,就像是人类分离出去的另一半。电视人肆无忌惮地弄乱房间,挪走妻子的杂志,自顾自地插电源,在“我”面前播放画面……他们在“我”面前忙碌的情状令“我”产生了错觉,“从中可以认识到自己迄今无意识置身其间的世界的平衡并非绝对的。”

电视人就像另一个“我”,做着“我”不敢做的事,包括反抗妻子在家庭地位上的“强权”,大胆地占据这个家,随心所欲地活动。“我”看马尔克斯的《自我》,可事实上“我”却早就失去了自我,无所事事地跟随妻子的步伐生活,没有多少沟通,没有多少乐趣。而电视人的到来,阴差阳错地打乱了原本的生活节奏,使“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丝秘密的趣味。当电视人离开后,“我”孤身一人,存在感才能卷土重来。

卡夫卡的著名小说《变形记》表现的就是人的“异化”。你能想象,某一日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庞大、丑陋、行动不便,无法吃食、无法言语,最终还被家人嫌弃。“异化”的人与社会格格不入,只能活成了“局外人”。

《电视人》中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参加公司的新产品推介会,但是在会议上,“我”的立场无足轻重,发言也只是迎合会场的氛围,开会时头脑里只有电视人。在会场上,电视人又出现了,只不过,他们被当做“不存在之人加以对待”。作者嘲讽道:“明明知道存在于此,却待之为不存在之人”。

这又何尝不是对忽略精神困境问题的讽刺? 人的生存境况发生改变,外在的身体容易被发现,而内在的心理和精神,而不容易被察觉,甚至常常被忽视。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正视自己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就像恶的一半子爵,只能通过破坏别的事物来显示自己的正常。外在秩序被破坏,内在的和谐也会受到威胁。


03/ “失语”的边缘人

爱德华·阿尔比的首部独幕剧《动物园的故事》中,盛夏午后的纽约中央公园,刚从动物园参观出来的贫民杰瑞,偶遇了坐在长椅上看书的中产阶级彼得,渴望与之交流的杰瑞却遭到了彼得的可以回避和冷漠拒绝。戏剧描摹了一个都市人的冷漠、焦虑以及交流的障碍。

这其实是“异化”的结果——成为“失语”的边缘人。

俄国文学史上,有一类令人惊叹的形象——“多余人”。他们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群贵族知识分子,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受到了上等的文化教育,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却远离人民,不满于现实却又无法付诸行动去改变。比如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因为厌恶彼得堡的奢靡生活,而逃离到乡间,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复又追求她。他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性格矛盾多变,活得虚无又多余。他们亦是“失语”的边缘人,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失语。

而电视人所在的社会,人的“失语”常常是被动的。“我”和妻子的相处过程是缄默的,想给她打电话,却又觉得“没有什么事值得特意打电话。我固然觉得这世界有点扭曲变形,但又没有必要就在此午休时间里往妻子单位打电话——我能说什么呢?”“我”在公司的身份也是无关紧要的。科长找“我”,赞扬“我”的发言,“我”不知作何反应,而科长则是迅速就转身不见了。

这不正是当下社会里存在的沟通情形吗?网络勾连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事情时,要衡量一下事情的重要性,是否值得跟对方说,担心打扰别人。事情重要,值得说时,又要衡量一下该以什么方式,是发微信、短信,还是直接电话?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直接微信、短信留言。人能不开口时尽量不开口,因为文字便捷,会不会很多年后,人的语言能力退化,阅读理解能力反而提升了呢?

“失语”的人会渐渐被孤立于环境,就像太太不回来时,电视人对“我”说的那样“因为关系破裂”。 没有沟通的关系,不会长久,而“我”和太太之间的未解决的问题,还搁置在那里,等待时机才能解决。“我”期盼着太太能回来,等待的过程,电视人却开始造飞机,对于他们造出来的飞机,“我”想发言,想说点什么。可是,就在“我”站起身的那一瞬,“竟失去了语言”。

这是一种预示,在电视人所代表的机器或科技的导引下,人终将进入“失语”状态。


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萨特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他人即地狱” 。人与人之间可以靠网络来连接,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网络对面的人是谁,可是只要那个人可以通过话语权柄,就可以令你“失语”。“禁言”的状态,是网络空间最为典型的“失语”。网络只是一种工具,手机或电脑只是它的外形,人类造出的这些机器,是为了更方便地服务社会,而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拿来攻讦他人。

人该如何存在?摆正你的“自我”,做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善良人,而不是成为别人的“地狱”,因为在这个交互影响的世界里,难保哪一天,别人不会成为你的“地狱”。不管是机器,还是网络,它们巨大的能量,应该让我们更好地存在,而非变成导致自己与世界隔阂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伤害他人的手段。

电视人还在“隆隆、轰隆隆”、“啊咿咿、啊咿咿”地忙碌,挂钟的声音“咔嚓、咔嚓”地响,单调而乏味地重复,被掏空的人精神匮乏,无聊的生活在村上春树的笔下缓缓涌现。他就是要用电视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精神无处不在地面临着挑战,从艾略特的“荒原”开始,人最大的危险不是外在环境的恶劣,而是人与外部的关系,所引发的内在精神困境。

我们要穿越外在的虚无,在荒芜的原野上种出一片春光。

文/当归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