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夏代乳钉纹铜爵，近日正式开馆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标就是以其为原型设计的。受访者供图

二里头遗址身份之争，由来已久。从上世纪60年前被发现之日，就存在争议，甚至在还没被发现时，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断言“夏不存在”，胡适更认为“东周以上无史”，更遑论夏都？而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将中华文明史至少向前推进300年。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家们一直在对二里头遗址进行测年工作，通过对高精度测年研究，使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的年代范围聚焦在公元前1880—1520年之内。但哪期才是夏商分界点，学界没有达成一致看法。

与文献中“夏”的年代和位置基本吻合

在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的学者中，一个最强的声音，来自李伯谦。

李伯谦的身份非同寻常。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二里头发现至今60年，他在其中浸淫57年。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夏都”的名头坐得很稳，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综合多学科研究的结果。

与李伯谦持同样观点的专家，至少还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中国社科院二里头遗址考古队第一任队长赵之荃，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等。

他们的主要理由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出土文物。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众多“中国之最”，包括：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全长差不多70厘米由2000多块绿松石堆积而成的“龙图腾”……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还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么多的“中国之最”意味着什么？

二是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在距今3800—3500年，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包括碳十四在内大量科技手段证实，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正好就是文献记载的“夏”的重要范围，《史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国语·周语》“伊、洛竭而夏亡”，均指向地处伊、洛、河（黄河）三大河流交汇处的二里头这座当时的大都市。

遥想3800年前，那里居住着约6200户城市居民，有三四万人口（也有认为至少两万人），基本可分为贵族、手工业者、自由民、城市贫民，等级制度分明。当时全世界人口只有一千万左右，逝去的繁华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经过对骨质的检测发现，这三四万人并没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至少一半以上是移民。这表明，二里头就是当时的“中央城邦”。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认为遗址的建筑是超出普通人需求的大型建筑，是供统治者使用的王室禁地宫城，显示那里曾是权力中心，据此判断二里头遗址是夏都。

在这些专家中，还不能不提徐旭生、夏鼐和邹衡。徐旭生是1959年第一个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学者，他从时间切合、地理位置、遗址规模等方面，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夏朝时期的都城。1977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邹衡等专家从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及社会发展阶段五方面进行考察，肯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明确提出“夏都说”。

对于夏都，更具权威性的认定至少还来自以下方面：一是2017版义务教育教科书写道：“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二是文物部门此次对夏都博物馆的命名。

在支持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遗址的专家中，观点也不尽完全相同。有的承认它为夏文化，但对二里头遗址是夏都存疑。认为山西夏县、河南禹州、陕西阳城等地也可能为都城，因此称之为夏朝的都邑更为妥当。

与“夏”的联系缺少直接可见的实物证据

但是，官方的认定和成为主流的“夏都说”，并没影响二里头遗址的学术之争。持“商都说”的专家，和“夏都说”专家一样，同样不否认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就说：“它真实再现了公元前3800年到3500年左右中亚地区中国最强大王朝的文明。”但他们认为古史文献的描述与考古实物之间，无法完全对应，缺少一项直接、可见的实物证据作为连接——如殷墟甲骨这样的出土文献。

学界对于具体每期对应于哪朝文化，一直争论较大。比较一致的是把二里头文化分成四期。但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第二种认为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第三种认为都是夏文化；第四种认为都是商文化。

在众多谨慎者的声音中，有一个声音不得不重视。他就是从1999年起至今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第三任队长的许宏。他还有一个权威的头衔，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他认为，至今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也不认可其为商都，颠覆了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夏都说”主流观点或“共识”。他称自己的观点是独立于“夏都说”和“商都说”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铭崇也表示，如果没有字证，没法说二里头100%是夏王朝。陈星灿强调，现在没有人怀疑殷墟是商，就是因为发现甲骨文与传世文献能互证。

夏都遗址为什么不像商周那样好确认

二里头遗址发掘60年来，学术争论不绝于耳。就连由政府支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也屡遭诟病，对此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辩论。

争论不仅分为“夏都说”“商都说”“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而且在每一派观点中，也不尽相同。随着研究的推进，“主流观点”和“共识”也不断变化。1959年，徐旭生奔着“寻夏之旅”到二里头，觉得它可能是“夏都”，但后来又根据出土的陶片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该观点占据主流20年。1970年代后期，邹衡提出的“夏都说”，学界群起而攻之。1980—1990年代，出现郑亳说与西亳说。1990年代，邹衡等人的“夏都说”又成为“共识”。目前又形成新共识，即龙山+新砦+二里头=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夏都遗址为什么不像商周等朝代那样好确认？主要是文字辅证。一些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几代人用60年才发掘了1%多一点，考古进度还处于初期。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及考古开发，一定可以出现相应的文字和文物。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商朝的甲骨文其实就是符号，商以前根本就不可能有文字。甚至认为秦汉之前都是上古，汉字汉语还没定型。如果要靠文字，永远不会有定论。

除了缺乏文字实证外，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还认为夏代和商代纪年有重合，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二里头遗址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它的内涵布局及演变过程、文化面貌及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族属国别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