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项目自2015年立项以来，总体进展良好。本项目应该在2017年中检时提出经费滚动申请，但因当时本人去日本调查材料，错过了申请日期，今征得规划办同意，改于本年度申请经费滚动。这是客观造成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则是因为本项目份量重，难度大，前期需要的资料调查和整理的时期长，费力多，主要是各版本调查、搜集、对勘、以及前人成果的吸收和清理，项目申请时的预估时间以及经费预算明显不够，因此今年提出经费滚动是项目进展的必然需要。本项目是校注及研究，都属于费时费工费钱的工作，大多数首席专家领衔的重大项目，单位都会有配套等保证施，但因本人单位的特殊性，2015年没有实行配套，因此经费使用上往往捉襟见肘，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特提出滚动的申请。

虽然经费使用较为紧张，但项目组成员还是尽全力保证项目向前推进。目前，本课题的五个子课题都在不条不紊地开展中，子项目《春秋左传校注》目前进行到桓公，子项目《春秋经义会通》进行到庄公。这两个子项目都是由项目首席专家傅刚教授独立开展，相对来说，工作强度大，难度高。《校注》不仅是字词训释，还重在经义阐释和文意疏通，因此不仅需要对原著精深把握，还需要对历代研究成果作深入清理，细致分析。在前期工作中，傅刚教授集中精力在作《春秋》三传的比勘研究，编制资料长编和读书札记，此项工作接近完成，接下来的时间将集中精力从事校注的工作。项目进行过程中，傅刚教授迄今共发表论文10篇，主编论文集一种：《传统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方法――<春秋>三传研究论文集》。

子项目“《春秋左传》版本研究”由张丽娟教授负责，她对今存《左传》版本进行了全面调查，包括历代书目著录、今国内外馆藏著录、网络数据库资源，搜集了大量《左传》善本全文资料及相关版本资料，先后制作了“今存《左�》早期�本、抄本�查�告”、“今存宋刻《左�》版本�查�告”，对今存《左传》版本的存藏情况有了全局把握。

为调查版本，张丽娟教授多次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等，并利用参会机会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国家图书馆”，实地调查各馆所藏《左传》版本实物，获见许多珍贵的《左传》版本。其中上海图书馆藏南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湖南省图书馆藏宋刻本《京本点校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元印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重庆图书馆藏元刻元印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等，都是极为难得的珍罕版本，子项目负责人克服各种困难，获得目验研究的机会，从中得到许多新的认识与发现。

在全面版本调查基础上，子项目负责人对《左传》的重点版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写相关论文8篇，参与相关的研讨会6次。在重点版本研究中获得不少新成果，如对日本藏宋刻兴国军学本《春秋经传集解》及其日本翻刻本的研究，梳理了早期日本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底本及其翻刻关系，对日本翻刻《左传》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国图藏元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的研究，发现了难得的元刻元印十行本《左传》，此本旧皆以为普通的元刻明修本，不被重视；对宋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研究中，辨析了八行本不同的补版层次，可对《左传》经注疏文的校勘提供有益的借鉴；对南宋坊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的研究中，比较了多种宋代坊刻本《左传》，对厘清其渊源关系有所助益；对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研究中，探讨了清代学者《左传》版本校勘研究成果，对阮元《左传》校勘记的形成有新的认识。此外，还探讨了与《左传》相关的《谷梁》《公羊》等的版本问题，其中涉及宋刻十行本、元刻十行本、明李元阳本等，与《左传》相关版本有连带关系。

因此，张丽娟教授的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成果也很突出。

子项目“《春秋左传》书录及研究”由罗军凤教授负责，她的工作开展也较顺利。为查阅资料，她赴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多次，搜访历代春秋学研究资料，撰写书录及提要。目前她已完成《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书稿一部，共计27.8万字。2018年6月，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现处于排印阶段，近期即可出版面世。

现正在撰写清以前春秋学著作提要，未经整理的笔记有8万余字。同时，罗军凤教授发表论文4篇。下一步她将集中讴歌了和从事清代以前的《春秋左传》研究著作书录及提要。

随着研究的开展，项目组又吸收了程苏东副教授参加工作，主要从事《春秋左传》的学术史研究，他目前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3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其中两篇在3 万字以上，一篇2万字，在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

子项目“《春秋左传》校勘记研究”，开始略有不顺利，后来项目组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形成明确思路，现在由项目主持人刘成荣副教授和袁媛副研究馆员、罗静（讲师）负责。目前已经完成的校勘资料汇集，大略有陆德明《经典释文》，陈树华《春秋左传集解考正》，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阮元《校勘记》，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王叔岷《左传考校》，以及顾炎武、俞樾、刘师培、于鬯等人的相关校勘资料，敦煌文献中有关《左传》的材料也有所涉及。在进行校勘资料“汇录”的过程中，一些心得和发现，比如各家校勘文献的选择情况、校勘文献的采录方式、洪亮吉与陈树华的关系、阮元与陈树华的关系，等等，也拟写成文章。

在上述校勘文献“汇录”的基础上，目前课题组成员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即拟通过对历代《左传》校勘名家、名著的考察，探寻《左传》校勘文献之间的传承和新变。我们拟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纲目，大体从唐与唐前、宋元明朝、清代和其他等四个部分，选择各阶段的重要《左传》校勘文献加以梳理和分析。目前这项工作，本组三位成员进行了分工，并在着手进行。

具体如下：一、唐与唐前：《史记》（司马迁）《春秋左传集解》（杜预）《经典释文》（陆德明）《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二、宋、元、明：《六经正误》《九经三传沿革例》《春秋左传附注》；三、清代：（一）校勘记：《春秋简书刊误》《左传札记》《武英殿本考正》《春秋左氏传注疏正字》《春秋左传校勘记》（阮元）《春秋左传正义校勘记》（孙诒让）《春秋左传杜注校勘记》（黎庶昌）；（二）经解：《左传杜解补正》（石经考）（顾炎武）《左传补注》（惠栋）《春秋经传集解考正》（陈树华）《春秋左传诂》（洪亮吉）《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严蔚）《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文淇等）；（三）《春秋》三传：《春秋异文笺》（赵坦）《左传异文释》（李富春）《春秋古经说》（侯康）；四、其他：《九经孟子考文》（山井鼎）《左氏会笺》（竹添光鸿）《左传辑释》（安井衡）。

总起来说，项目进行较为顺利，先期收获了具有高质量的一批成果，合计共有25篇文章，1部专著，1部论文集。论文发表层次高，如《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文化》、《国学研究》、《光明日报》、《读书》、《北京大学学报》等杂志，在学术界引起良好反响，部分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受到同行的好评。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项目大量的工作用在文献资料的调查、搜集、整理上，自项目立项后，项目组成员先后赴国内相关图书馆查阅、复制材料，又据研究需要赴日本、台湾、香港、美国等国家，获取了研究所需各版本、图书、论文等大批资料，在调查、整理过程中，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如项目组这几年发表的有关《春秋左传》版本的研究，以及与《左传》相关的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论文，都有良好的反响与呼应。同时，项目组还在2017年2017年11月份，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主持，与以台湾大学为主的台湾学者合作召开了“《春秋》三传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有二十馀位，多是活跃在《春秋》学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在海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会议围绕《春秋》三传在当代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展开讨论，代表皆提交论文，代表着当前《春秋》学研究的新成绩。目前会议论文以“传统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方法――《春秋》三传研究论文集”为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7月出版。

项目组根据研究的需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加强与海内外学者联系，勾通学术信息，良性互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傅刚教授自2015年以来，先後赴日本、美国、台湾、香港参加在海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也视情况参加国内相关的学术会议。重要的如2015年参加斯坦福大学主办的“欧洲和中国中古写本史会议”（地点在北京大学）、201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参加出土文献讨论会、2016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汉籍英译协作项目研讨会”、201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东亚古典籍与中日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2018年赴日本九州大学参加九州大学校庆暨“变又不变的和汉古典文学之魅力”国际学术会议、2016年赴台湾政治大学参加“汉代文学与思想暨创系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内重要会议有：2017年参加首都师大召开的“中国早期书写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经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其他课题组成员也都各自参加不少国际与国内的学术讨论会，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与合作，对项目的推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项目组其他成员也都在研究之余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如张丽娟教授2018 年11月参加了台湾大学举办的“2018东亚儒学的经典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兴国军学本与早期和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程苏东副教授参加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主办的“Ancient Scripts, Ancient Texts”国际学术会议，发表报告：“ Changes in Writing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Scholar Literature: Centered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Its Early Interpretation”。至如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项目组成员也都视情况积极参加。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项目自启动以来，项目组邀请有关专家召开过开题论证会以及项目组推进工作座谈会，又召开过一次海峡两岸学者“春秋三传”研讨会，会议都有纪录，有关成果在《光明日报》（《先秦文献的传世》，《光明日报》2017年6月19日第13版）、《中国政协报》（《<左传>如何读》,《中国政协报》，2019年7月1日）上刊发，并在国家图书馆的公益讲座上面向社会大众报告过，引起较好反响。但是由于工作失误，前期没有能将工作简报呈送规划办，在17年的中检中我们诚恳地检讨过，最近我们拟将项目开展以来的成果列出详细简报呈送规划办。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项目启动以来，总体情况进展良好，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没有专门独立的研究时间，项目虽然得到单位的支持，但项目组成员所在的各个学校都没有可能为项目组成员提供充裕的独立研究时间，各成员都是在学校工作之馀从事项目的研究，所以项目的推进不尽如人意。其次是本项目的首席专家单位对项目经费没有配套措施，因此，有许多资料调查及复制乃必要的外聘助理，难免受到限制和影响。第三，本项目的工作与一般的理论撰写不同，全部是文献调查、清理，费时费工，但成果却不易产生。比如项目的主课题《春秋左传校注》，只能等到项目完成才能呈现成果，其他也大体相同，如校勘记研究、版本研究、书录研究，都须在文献调查、资料清理完成後才能形成意见，整理出成果，这是项目的性质规定的。所以我们已经发表的成果，只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些心得，并不尽是项目的核心内容，核心内容如《校注》和《经义会通》，需要在项目完成後才能发表。第四，与第3点相关，项目的工作量远远大于一般的理论研究，因此就目前进行的情况看，项目原先规定的五年时间明显不够，我们一方面集中精力和时间推进项目的进度，另一方面，也作好了延期的准备，但无论如何，保证质量是我们的目标。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看，在当前学术界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比如对《春秋左传》版本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系列论文，毫无疑问是高质量的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第五，存在的问题之一是我们以往对宣传重视不够，以致有关的项目开展情况及活动，都有意避开媒体，看来这是不应该的。下一步将尽可能重视并充分利用。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 景印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傅刚整理及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是日本五山时期覆刻的南宋兴军学本，兴国军学本在中国久已佚失，日本亦仅宫内厅藏有一部完帙（有抄配）及静嘉堂藏原陆氏�宋楼藏品十五卷，是宋刻经注本中之翘楚。五山版即覆刻兴国军学本，其本现存亦不多，其版本价值极高。此次影印据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藏本，其本原为日本足利学校藏物，有足利学校第二十二代庠主松�跋文，后为岛田翰所获。此本日本著名学者山井鼎作《七经孟子考文》时误码作为宋本使用，亦即《考文》中所称“足利本”，则此本应为山井鼎撰《七经孟子考文》校勘《左传》之底本。因此，斯道文库这个藏本较其他五山版的价值尤为珍贵。

2、《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解>考论》（傅刚，《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日本东方书店）

本文是作者整理和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版本的成果之一，通过对日本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的研究，深入揭发了五山版《春秋经传集解》的版本价值。首先，五山版保留了兴国军学本的原貌，兴国军学本较其他几个宋刻经注本（如江阴郡本、抚州公使库本以及元初的岳本）不同，保留了较多的唐本特征，但此本在中国久已佚失，但日本却在五山版之后一再得到覆刻，因此五山版的刊刻让兴国军学本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虽然以前只限于在日本。其次，五山版对兴国军学本作了大量的校勘和改正，纠正了兴国军学本的谬误，这也保证了日本後来刻本的质量。

3、《<春秋经传解>经注本宋版略说》(傅刚，《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4期，凤凰出版社)

本文对几种宋刻《春秋经传集解》经注本作研究和考辨，对这几个宋本的异同和价值作了深入的分析。宋刻《春秋经传集解》经注本存世的主要有兴国军学本、抚州公使库本、江阴郡本以及目前仅存钞本的临川郡江公亮跋刊本。本文详加叙录，对各本的版刻特征和文字异同作了分析考辨，详细说明了各本的价值所在，提出兴国军学本优于其它各本的意见，这对于如何使用和研究《春秋经传集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4、《孔子修<春秋>与<春秋>义例论》（傅刚，《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

根据《竹书纪年》《史记》的材料来源、性质、体例可以判断，以杨伯峻为代表的“孔子不修《春秋》”之说，有失偏颇，《春秋》是经孔子删削并用以“微显阐幽”的儒家经典而非鲁国旧史。据此，《春秋》义例的来源与性质，当如杜预注所言，其常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其变例则出孔子寓褒贬之意，比较《春秋》与《竹书纪年》，此说甚确。作为统领全书的准则，《春秋》义例亦是推求经义的关键，尤其是遍布《春秋》的“无传之经”，非据义例不可推解，这一原则除泛见于《公》、《�》二传外，亦为杜注解“无传之经”时所取。

5、《元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梁注疏>》印本考，张丽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1期）

元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继承宋十行本而来，为明清至现代通行《十三经注疏》之《春秋谷梁注疏》的祖本，在《谷梁》版本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经历后代多次修补刷印，补版情况复杂，传世各印本之间版刻文字有许多差异，明清时期对元十行本的翻刻过程中，又形成进一步的异文演变。后代校勘者与研究者依据各自不同的印本进行整理研究，往往有参差异说。元十行本诸经补刻情况如何，不同时期印本之间究竟有何差异，不同印本的异文是如何形成的，需要综合各经各本详加比勘，方可获得对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的深入认识。本文以《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为例，比较传世诸印本异同，分析其递修层次及各印本源流，辨析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有助于对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与利用。

6、《明李元阳本<春秋�梁注疏>》浅探，（张丽娟，《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

明嘉靖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上接宋、元十行本，下启监本、毛本及殿本，在《十三经注疏》版刻链条中占据重要地位，对明以后至今日经典文本的面貌有深刻影响。本文通过李元阳本《春秋谷梁注疏》与宋、元十行本及明清诸本的比较，初步考察了其文本来源、版式体例特点、异文特征，探讨其对后世诸本的影响，及在今日经籍校勘整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由此也可获得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深入认识。

7. 经籍传刻与异文演变――以《春秋谷梁传注疏》为中心（张丽娟，《中国经学》第2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 1.5万字

我国的儒家经书注疏合刻本，自南宋建阳地区书坊刻十行本，经过元代翻刻及明、清多次传刻，成为现代普遍利用的《十三经注疏》经典文本。由宋至元至明、清多次传刻过程中，既有后代版本对前代版本的因袭，又有有意的校改或无意的增误，其中异文的演变轨迹颇令人寻味，校勘中的得失也值得总结。本文以《谷梁》为例，通过对宋十行本以下诸本异文的梳理追踪，考察经籍传刻链条中文本的沿袭、校正、增误、再校正、再增误的过程，探讨经籍传刻与异文演变的关系。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经籍传刻源流的深入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诸本版本、校勘价值的客观判断。

8、《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版刻辨析》（张丽娟，《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是目前所知《左传》最早的注疏合刻本，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因其传世仅一部孤本，关于此本的原、补版情况及刻工分期，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而原、补版的辨析，及补版叶文字质量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此本校勘价值的认定，也有助于我们在经籍校勘中对异文进行是非判断。本文结合今存他经八行本的版刻信息，辨析了宋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中原版与补版的版叶特征及刻工分期，重点考察了补版版叶的文本质量。本文指出，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版叶，特别是宋代补版版叶，多见明显讹误，其文字质量与原版文字质量有明显差距。在利用此本校勘时，应当充分考虑补版因素。出自补版与出自原版的异文，其效力有所不同，在异文的是非判断中尤当留意。

9、《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与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张丽娟，《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8月）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是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重要校本，本文通过《校勘记》与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台北“国家图书馆”藏过录段玉裁校本《春秋左传注疏》的比较研究，考察《校勘记》对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利用情形，探讨《校勘记》八行本与国图藏八行本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未出校、误出校之成因。

10、国图藏元刻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张丽娟，《国学季刊》第十一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元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诸经，传世零本不少，但大多是经明初、明正德、明嘉靖等多次修补的后印本，未经修补的元刻元印本极为难得，目前所知仅美国柏克莱大学藏《周易兼义》、北京大学藏《附释音尚书注疏》、国图藏《孝经注疏》数种而已。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铁琴铜剑楼旧藏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原著录作“元刻明修本”。实际上此本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元刻元印十行本，与今存元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其他印本相比较，此本刻印精良，文字优胜，未见补版、修版痕迹，可反映元十行本本来面貌，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献价值。

11、《宋刻重言重意本<春秋经传集解>》四种略考（张丽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

重言重意本在今存宋刻《春秋经传集解》版本中数量最多，也最不为人所重。本文选取四种重言重意本《春秋经传集解》，包括宋潜府刘氏家塾刻本、宋龙山书院刻本及两种宋刻巾箱本，考察其附入内容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并与今存其他类型的宋刻《左传》版本相比较，考察各本经注、释文文本的异文特征、文本源流，希望对宋刻重言重意本《春秋经传集解》的文本来源及文字质量有更深入的认识。

12、《兴国军学本与早期和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张丽娟，《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南宋嘉定九年兴国军学刊《春秋经传集解》传入日本后，经过南北朝时期覆刊、庆长时期活字印行、宽永八年崛杏庵训点，在日本《左传》学领域影响深远。本文考察今存兴国军学本《春秋经传集解》两部传本，及由兴国军学本发展而来的早期和刻《左传》诸本，从版式面貌、文字校勘两方面观其异同，从中可窥《左传》文本在日本的传播与演变进程。

13、《现代语言学方法与中国古籍的辨伪与断代》（罗军凤），《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0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左传真伪考》第一次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参与了中国古籍辨伪的讨论。他考察了《左传》的七组虚词，发现了先秦时期《左传》的独特语言体系。作为一个语言学家，高本汉相信完整的语言体系只可能习得，完整的独特语法体系（如《左传》的语法体系）绝非后人所能伪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学者杜百胜承继高本汉从虚词入手为古籍断代的方法，杜百胜对虚词的研究是穷尽式的，他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描写、分析虚词的语法特征，以便确定古籍的年代。20世纪九十年代，以色列学者尤锐选取七个语词确定先秦古籍的年代，这是利用词汇为古籍断代。穷尽式地考察文本的语法、词汇，以语言学方法为中国古籍断代，仍然大有可为。

14、《王韬春秋历学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交往》，（罗军凤，《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849-1862年间，王韬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在英国汉学家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的影响下，接触并学习西方历学知识，又时常与数学家李善兰讨论中西历学，学术大进。1867-1870年旅欧期间，王韬与英国传教士湛约翰颇有往来讲论，指出了湛氏许多错误，为湛氏所服佩。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不仅仅在于他采用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他发覆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春秋历法，在历法的解释中加入了微言大义。王韬对春秋时期的历法及微言大义的论述，显著影响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翻译。

15、庄存与《春秋正辞》的阴阳灾异观（罗军凤，《长安学术》第十一辑，2017）

汉儒的阴阳灾异说在两汉之后，多被废弃。汉儒的灾异说结合阴阳家说，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倡言汉儒的阴阳灾异说，指出灾异的出现是由于权臣强盛、人君纵骄臣而远贤人所致。庄存与将阴阳灾异说与《公羊》经学“讥世卿”的观点结合，提出黜世卿、进贤人的政治主张。

16、《书写文化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兴起――以<春秋>及其早期阐释为中心》，（程苏东，《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以战国至汉初公羊学为代表的早期 《春秋》学建立起一种基于 “私人 性书写”的文本阐释体系,不仅 “作者”的形象由此确立,“书写”也被重新赋予 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士人存续道统、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与根 植于宫廷文化传统的职务性、程式化书写不同,这种私人 “著述”强调个人价值的 独立呈现,倡导个人化的书写风格,而读者也需要通过对这些个人化书写方式的把 握来体会书写者的独特用心。从早期文学发展的整体视域看来,围绕 《春秋》展开 的一系列阅读与阐释方法的革新成为孕育早期文学理论的温床,在文本的功能、形式 与接受等多个层面均深刻影响了士人文学传统的建立,值得引起文学史研究者关注。

17、《史学、历学与<易>学：刘歆<春秋>学的知识体系与方法》（程苏东，《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在战国至汉初的学术史上,孟子、公羊家、�梁家先师以及董仲舒、司马迁等儒士通过对孔子"作《春秋》"一事的不断塑造,奠定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经典地位及其"史中取义"的文本阅读方式。而刘歆则试图重建《春秋》学的学理体系:他淡化孔子与《春秋》之间的"作者"关系,将《春秋》重新置入三代以来的史籍传统中;又尝试从历学角度重建《春秋》的义例体系;在处理"六艺"内部关系时,刘歆将《易》学与《春秋》学相配,建立起一种新的"天人之学"。《春秋》学的性质、阅读方式至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西汉传统《春秋》学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了解刘歆《春秋》学的内在学理体系与解经方法,是我们理解两汉之际这场重要学术转型事件的基础。

18、《兼听则明：刘歆争立古文经事件再考论》（程苏东，《国学研究》第3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於西�哀帝�期�歆�立古文�一事之原委、��及影�，�者多��歆〈移太常博士�〉持�，�太常�儒����守私之徒。本文�《��》考知�歆移�所斥博士�公，如朱普、申咸、炔�等，皆�有所守，�有�操，未可����同伐�者。而通��西�官�背景下古文�����的回�，�指出官��儒�守今文�法，然�於古文���看重，故此，�歆所�太常�儒排斥古文而拒立《左氏》��之�，�有重新��之必要。作者通��《��》之〈五行志〉、〈律�志〉、〈�文志〉中所��歆《左氏》�思想的��梳理，��其《左氏》新�之不�容，一方面由於其��理念�西�《左氏》�、《春秋》�乃至整�今文���之�存在�以�和的矛盾；另一方面，以《春秋》、〈洪�〉五行���政，原�成哀�期儒官引���遏制外戚擅政的重要工具，�歆《左氏》新�既消解了��的《春秋》、〈洪�〉五行����，且於申君臣大�之一��焉不�，�自然�孔光、�丹、公���公所忌。作者��，�歆�立古文�事件不�反映了西�後期�歆新����今文��的�理之�，更�乎朝中大臣尊君�否的路�之�，�事�大，故此引起群臣攻�，�以�歆自�外放五原而告�。

19、《清代春秋左传学著作提要》（罗军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提要》按��分。分�以著作的�容�基�，兼�清代春秋左��的���展史，共分为7类。

1.《春秋》���。收�建�清代《春秋》���系及治�方法的著作。

2.��胡安�《春秋�》及��《春秋》三�以解��。��胡安�《春秋�》，��各家�注以�之。尤其重�辨析、�用《春秋》三�，以�得《春秋》��。

3.《春秋》史��。收�有�春秋�侯��史、春秋�年的史�著作。

4.��考�《春秋左�》古注古疏。���代�注以解�（一般不包括胡安�《春秋�》）。收��以�的其他�注。尤其重���、考��代�逵、服虔�注。

5.�苴《春秋左�》杜注。�注於《左�》杜注的�正和��。

6.《春秋左�》��研究。分典章制度考�、人物姓氏�官考�、文字音�校勘、地理考�、《左�》古�及《春秋》�文考�、今古文之�、《左�》��等若干小�。

7.《左�》评�及科��物。

每一�下，按著作��先後排序。著作年代不�，刊刻��在作者生前，�以著作刊刻����。若刊刻��晚於作者卒年，�以作者的卒年��。若不能�知作者的卒年，�根�序跋等信息考�著作的大概��，�此著作於一�特定的���。若著作不能�年，��於��著作最後。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项目组下一步将继续在前期资料搜集工作基础上开展各子项目的攻坚战，具体工作方案：

一、子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和《春秋经义会通》将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完成桓公至僖公部分的校注和经义会通，第二步完成文宣成襄部分，第三步完成昭定哀部分。这两个子项目是同步进行，而以《经义会通》略快于《校注》。这是因为《校注》是建立在《经义会通》基础之上，历代《春秋》经义阐释清理以後，校注便有了依据。项目主持人傅刚教授基本的设想是，《校注》成果可根据这三步完成的时间逐步发表。比如先出版隐桓庄闵僖部分，其後陆续出版文宣成襄成部分，最後出版昭定哀部分。

二、子项目《春秋左传版本研究》，调查材料工作进行大半，已大体涵盖《左传》各时期版本，涉及《左传》版本研究的各个方面，且研究比较深入，成果也比较丰富。下一步计划是将目前的研究成果汇集总结，补充薄弱环节，形成完整书稿。一些珍贵且稀见的版本需要集中精力去搜集，比如海外所藏珍贵古籍版本及海外汉学家的相关研究信息，特别是日本所藏《左传》写本文献资料、日本多家藏书机构所藏《左传》珍贵版本、日本学者研究《左传》版本成果，都需要进一步搜集。台湾“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大学图书馆等都有相当多《左传》珍贵版本收藏，也需要再次调查搜罗。好在本子项目资料调查和研究可以同时进行，故下一步的工作也是随着资料搜集调查的进度而完善书稿各章节内容。

三、子项目《春秋左传书录及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清代部分，并且交出版社出版，下一步集中精力完成清前书录及研究。目前资料搜集和整理进行了大半，下一步是要尽快完成未调查的资料，快速进行全书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工作，争取早日完成书稿。

四、子项目《春秋左传校勘记研究》，本项目分“汇录”和“研究”两个部分。其中“汇录”，是整个研究的基础，也是前期主要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校勘资料汇集工作，下一步将从这几个方面开展：（一）继续搜集有价值的校勘文献，尤其是海外的善本书籍，补充到“汇校”部分中，使得“汇校”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二）重点突出《左传》校勘中的重要典籍或关键人物。比如《经典释文》《春秋经传集解考正》等，厘清与之相关的校勘流变情况。（三）突出校勘成果的价值。一般的校勘内容大多流于琐细，鲜有特别重要有关宏旨的发现。客观上说，《左传》的异文并不突出，这种情况容易让后期研究流于表面。因此找到恰当而有代表性的校勘内容，以之为中心，展开相关的讨论，能够提升校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