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如汝窑淡青

—— 沈从文的后半生与中国服饰史研究

知道小说《边城》的人，大抵不会不知道沈从文。作 为莫言之前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作家，沈从文笔下 的湘西宁静优美、苗人质朴灵动，令人悠然神往，更令 人不由自主地想去探寻： 是什么样的人生底色赋予了他 的作品如此鲜明的民族性？

实际上，即使深究，也很难判断沈从文身上的民族性 到底如何归属。他的父系家族是汉族，他的祖母是苗族 人，他的母亲是土家族人。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本可以有 “双重身份”，只是“按照习惯”成为汉族人。也许，来自湘 西凤凰小城的他，还是更愿意自称为“乡下人”。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打造了奇幻湘西世界、被 胡适誉为“天才”的作家，后半生转向了几乎无人注意 的领域——物质文化史与杂文物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 服饰研究。

这一转向，接续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服饰研究的脉 息，更为中国古代服饰延伸向未来培养了重要的传承力 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局限于湘西世界，局限于单一或 某几个民族特性，抑或是局限于文学世界来理解沈从 文，都太过狭隘。

正如长期研究沈从文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 所言，获得“诺贝尔奖”与否对沈从文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深多远”。 “强大的（社会） 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 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了解沈从文后半生所经受的屈辱与艰难，追寻他进 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艰辛历程，将清晰见证一个“有 情”的知识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 河深沉而庄严的爱—— 一如他爱家 乡湘西的那条长河。

文 | 张滢

国运下的小人物

1948年2月，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

国文系教授沈从文不是筹委，却热心得要命。他不但参与工作、提出建议，还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以及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搜集的全部漆器，尽数捐出来，并事必躬亲地帮忙布展。

早在抗战时期，寓居云南的沈从文就十分留意西南文物中一些被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 学生汪曾祺 晚年回忆起老师当年在昆明时期的作为，印象里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器、漆器、刺绣的时候多： “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

此时的中华大地，战争正不断绵延和扩展。出于文人的敏感与软弱，沈从文对政治失望，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

同年10月，沈从文在《关于北平特种手工艺展览会一点意见》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特别希望“做点事”的愿望： “下一代命运，我们如果还敢希望比这一代发展得能稍稍合理，就应当相信，目下究竟还可以为他们做点事。这种新的努力，很明显是将逐渐丰饶民族历史情感，使‘现代文化’与‘古典文明’重新溶接，旧有的光辉复燃于更新创造中……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将转入一种新机……”

沈从文的转向带着强烈的紧迫感。同月，他在致信远在法国的友人凌叔华时，为各地文物散失的情况表达了强烈愤慨，批评故宫放着满室的珍贵文物，不懂、不研究，陈列文物还有过于“崇洋”之嫌。仅举“丝织物”一样， “有上千种不注意，许多在你们（指陈西滢、凌叔华一家）住平（指北平）那时候随意卖了，现在却还有一个房子陈列郎士宁艾蒙的大马。”

责人无用，只能尽己所能“做点事”。1948年秋冬，沈从文为北大博物馆专修科讲授“陶瓷史”，编写了课程计划《中国陶瓷三十课》。讲课过程中，深感陶瓷工艺史参考资料匮乏，又自己着手撰写《中国陶瓷史》。同一时期，他还开始写《漆工艺问题》，留下三种不完整的手稿。

当时的整个中国，正处于大方向、大选择的重要关头。

1948年12月，沈从文的旧识、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青年部次长陈雪屏来到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

沈从文决定留下。然而，他的留只是出于心情沉郁的被动等待。

一个多月前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开展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让沈从文意识到，他的文学命运很可能就此终结。

1948年的最后一天，沈从文给同事周定一写了个条幅，临史孝山《出师颂》，落款处写 “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

“封笔”，也就是他之于文学的决定。

生命远因之延续

1949年来了。

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并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

《斥反动文艺》出自1948年3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这本刊物同时刊出三篇文章，集中抨击沈从文，同时被点名的还有朱光潜、萧乾，以对沈从文的措辞最为严厉。其中，“战斗性”最强、影响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对沈从文的文学行为作出了全面批判，提出：文学上，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等；更严重的是在政治上，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沈从文在 “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 ，一月中旬发展为精神失常。

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中自杀，被偶然到访的亲戚发现，送往医院急救，之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治疗。

4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沈从文的课程已全部被取消。

同月，北大博物馆由校内迁往东厂胡同新址。沈从文抱病自愿参加工作，为筹备和布置瓷器、漆器、织造、苗民刺绣等专题展览尽力而为。

在“疯狂”中，沈从文始终存在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慢慢地，试图恢复的意志占了上风。

6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

7月16日，沈从文给表侄黄永玉写信，劝身在香港的黄永玉一家北上。 结合当时他的处境，此举似乎有些费解，但结合信的内容，沈从文又何尝不是在劝慰自己—— “从远处看，不以个人得失在意，将工作配合时代，用一个谦虚诚实且得耐劳苦合群众的工作态度，来后一定可以工作得极愉快的。”

△ 1950年，沈从文与香港返回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资料图片

谈到现状，他说自己将 “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搁下来从无人肯做，（千年来都无人认真做过）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历史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等。

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 对历史博物馆“黑沉沉”的库房印象很深，里面不准生火， “（到了冬天，用来擦文物积垢的）黑抹布冻成硬疙瘩……（爸爸）有时拿手绢把眼睛以下扎起来，透过蒙蒙尘雾，我觉得这打扮挺像大盗杰西（Jesse James），就是不够英俊，太文弱。”

1950年3月，沈从文被安排到位于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前后历时十个月。

8月8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起雨，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 这么一个小碗，多年跟随这个家庭辗转， “依然充满了制器彩绘者的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了的爱”。

在耶鲁大学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金安平看来，早在21岁之前，沈从文就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产生了热切的兴趣。当他还是军队中一名小兵的时候，曾替湖南一位军队首领的私人收藏做编目。那时的工作使得他 “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 沈从文不仅对美术品的制作过程充满兴趣，对制作者的一颗心，如何融会于作品中也有着深深的体察。在他看来， “制作者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一切美术品都包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

解说员与参观者

1951年4月至5月，历史博物馆举办“敦煌文物展”，沈从文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还担任陈列室讲解员，每天忙到头昏。

孙机当时只是北京市总工会的一名年轻干事。那次展览中沈从文的讲解，让他这个“门外汉”对古舆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只要跑得开，（我）必定跟在先生身旁……不但在展览会上讲，在办公室里讲，闲谈时还讲。有天中午给他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老豆腐。先生指着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子说：‘绞缬 （编者注：一种把布料的局部进行扎结、防止局部染色而形成预期花纹的印染方法） 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 1955年，孙机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深造，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著名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2001年，他在著作《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里这样写道：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绞缬，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

对于沈从文来说，孙机不过是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之一。那些 “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老大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 ……在 “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

沈从文对这些听者时时说谢谢。 “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 在他的想象中，有一群青年人，哪怕一个也好： “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四合。沈从文站在午门城头，看着北京的万家灯火，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的黄鹂声，突然顿悟 “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

1951年10月，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前往四川参加土地改革。 途中的场景时时令他思索，如何认识人事巨变在世界——包含自然和人事的世界——中的位置。

来年春节，沈从文在川南小山村的土改工作队中度过。远离家人，由回忆串联起个人生命的历史，他感慨万千，于感慨之上，又有宏阔的思考：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留不下，过去了……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 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内山嘉吉摄于1959 年） 资料图片

服饰研究者亮相

1953年7月，全国高校院校调整开始，之前在辅仁大学兼课的沈从文拒绝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调函，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并提出附加条件——自己的薪资永远不要超过馆里的业务领导。 如果按照此前曾任北大教授的标准，沈从文的定级肯定要高于管业务的馆长。此后长达25年，他的职称一直是副研究员。

日常工作中，沈从文还是担任解说员。

同样是1953年7月，志愿军军人王 㐨 在朝鲜停战期间前往北京参观。一天逛历史博物馆，先看午门内朝房，再用几个小时看了东朝房。来到西朝房，一进门就有一个穿白衬衫年纪大约五十来岁的人跟着他看，还边看边讲。几十面唐宋铜镜展在一个柜子里，一个柜子就讲了两三个小时。到了闭馆时间还没讲完，两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

就这样，王㐨 用一个星期才看完了西朝房。 “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到了该分手的时候，王 㐨 才知 道，这位老先生就是沈从文。

对沈从文而言，这次相遇更有着意想不到的意义。后来，王 㐨 复员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深造，日后成为考古专家，成为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事业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挖掘并 复原我国首件金缕玉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千年女尸及其身着丝织品的出土 等考古界重大进展，均出自王 㐨手笔。

△ 沈从文和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事业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王 㐨 （左）。 资料图片

除了做无数单位与个人的“义务咨询服务员”，为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辅导文物史方面的内容，这一年，沈从文终于以文物研究者的姿态出现了。 《明代织金锦问题》《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 等文章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心血。

作为沈从文研究者，张新颖阅读《沈从文全集》后五卷的物质文化史部分时，惊讶于他当年研究文物涉猎的广泛与头绪的繁多。而沈从文则自称在做“杂文物”研究。

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研究中最让他倾心倾力的。纺织物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又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古代学人不是不重视服饰的沿革，可研究方法通常是沈从文特别反感的“以书注书”，在他看来，必须“代之以文献和文物互证”。而当时的情况是， “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种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联……”

沈从文觉得，自己“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只是从常识出发，稍明白问题何在”。他恳请历史博物馆能放手让他去从事纺织物研究，但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

更不曾想到的是，这项用心的工作还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困窘。

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两廊精心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专门展出沈从文为馆里收购的“废品”，还让他陪同外省同行参观。馆里的用意本来是想让沈从文这个“不务正业”纯醉心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外行”难堪，却反而使他格外开心。

“花四块钱买来的。”沈从文兴致勃勃地向同行介绍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宋体字“河间府制作”，大串枝的花纹，和传世宋代范淳仁诰敕相近。

河间府在汉代，就是河北一个著名的丝绸生产区。南北朝以来，产量始终很大，唐代还设有织绫局，宋、元、明、清四朝都未停止过生产。代表古代生产力与织造水平的整匹花绫，仅用四元买来，却又被当做“废品”展出，沈从文的长期不被理解可见一斑。

一次偶然的转折

“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是一直以来沈从文对自己从事综合文物研究的谦虚评价。 1957年12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一书，署名沈从文、王家树编。 该书是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后的第一本专著。这，还不包括他数年间在《光明日报》《文物》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的数十篇研究论文。

1959年国庆，故宫博物院织绣馆对外开放，实现了沈从文的一大夙愿。这个馆从陈列到设计都由沈从文一人主导。 他撰写的 《织绣陈列设计》 共一万一千多字，缜密而系统。当时故宫织绣组的陈娟娟刚从中学毕业，对织绣文物既不懂也没有兴趣，是沈从文的培养使她爱上了这个专业。在沈从文的长期引领下，她走向了深入研究，后来成长为中国织绣和文物鉴定的重要专家。

1960年，得到文化部的同意与支持，沈从文开始将工作的重点定位在服饰研究上，打算从中国服装史着手。上级部门安排了3个人协助沈从文绘制图像资料，预计编印10本书。

正是在这一年前后，笼罩中国社会的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沈从文和他的家庭。衰老和疾病开始困扰沈从文，高血压和心脏病使得他有时根本无法上班。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他常常幻想，要是有三万张图片随时可以调用该多好，而“目下所有杂知识全得靠记忆，塞到一个三斤六两的脑子里……一人完事，一切即随同完事”。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国内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历史不符。还说出访国外时，见到很多国家都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周总理问起，中国现在是否有人在研究这项内容，能不能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可以作为国家的“门面”，当礼物送给国宾。在场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告诉周总理，沈从文正在研究中国服装史。

文化部各级部门迅速形成默契，各方大开绿灯，希望沈从文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至此，一本拟定名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书呼之欲出。 编写工作从1964年初全面展开，准备赶在10月前出版，向国庆15周年“献礼”。

疾病缠身的沈从文顶住极端紧张的工作压力，带领团队奋力工作，在7月4日将全部文稿和图版交付出版社。全书约20万字，共有正图200幅。

9月，书籍付印在即，编写小组召开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却令出版工作突然中断。沈从文当时的助手、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员李之檀参加了这次会议，据他后来回忆，中断的原因是有人在会上提出“配图可否按身份等级排列，突出劳动人民形象在书中的地位”。

在当时的社会上，关于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驱逐出舞台的革命文艺风潮正渐渐铺开。整个夏天，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隆重登场，《红灯记》等三十多个剧目浮出水面。

根据“风向”，历史博物馆编的《中国通史陈列》中的帝王将相已经做了修改，沈从文的这本书不可能成为例外。馆里决定，安排另外两个人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进行修改，删一部分，增一部分。

事实上，具体工作还得沈从文动手。 9月25日，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谈及，稿子还在赶改，但自己 “早已把出版理想放弃” 。

山雨欲来，大动荡的先兆已然清晰。

一生心血之所系

由于转行和例行沉默，沈从文侥幸躲过“反右”，却没能在“文革”中幸免。

“文革”初期，沈从文即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他的历史问题被定性为“反共老手”，《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被认定为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 仅从1966年7月到1968年12月，他就做过大大小小60多次检查。原工作被喊停，新工作是打扫馆里的女厕所。

三年多里，沈从文共被抄家8次，工资停发，按家中每人12元计发生活费，每月可领到36元。

造反派认为沈家没资格住三间房，强迫沈家腾出其中两间分给工友居住。原先屋内的书籍、杂物及部分家具，只能堆放在院子里和台阶上。能用的东西，沈从文劝邻居搬走使用。堆在院中的书，没办法解决，由表侄黄永玉的妻子张梅溪作主，7分钱1公斤卖了废品。

藏书尽失，儿女四散，一间小屋子，只剩下两个老人。

在沈从文晚年的助手王亚蓉眼中，沈先生 “没有诉苦的习惯” 。一次，她无意中听见沈从文对来访者回忆起当年境遇时的说辞—— “还好呀！起码领导信得过我的人品，派我去打扫女厕所……有的时候分派到院子拔草，看到小花开得那么漂亮，天空那么晴朗，外边干吗喊天喊地的，有多少该干的事呀！”

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所感受到的苦闷与反讽也许更深一层： 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其中的服饰一脉，想表达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历史，而根本不是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969年6月，由于问题性质“较轻”，住“牛棚”的沈从文被宣布获得“解放”。9月，妻子张兆和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对沈从文打击很大。11月，历史博物馆下令包括沈从文在内的18人限期去往咸宁，所有家什都带走，户口必须迁走……

沈从文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心里清楚，作为一个年近七十、“血压经常已二百过头的老病号”，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北京。

△ 1969年12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沈龙朱摄） 资料图片

1970年，经过多次迁徙几乎无处容身的沈从文，从原单位第二批下放的职工口中偶然得知，自己已经被划为“编余”人员。即便如此，环境的艰苦、身份的尴尬仍然没有断绝他想做研究的“痴心妄想”。他把随身携带的文稿取出来一一重看，总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整理成各个专题，留下来给后人。他还打算把20万字的服饰资料文稿再重新抄写整理一份。

天，时不时下雨，屋子到处漏，得用大大小小的盆子接雨水。沈从文担心雨水损毁稿件，就全凭记忆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来备忘。

酷暑之中，沈从文闷在8平方米的茅屋里挥汗如雨，就博物馆8000平方米陈列，一个展柜一个展柜写下专题文章。右手指关节炎严重，甚至影响到右臂转动不自然，写字时关节疼痛，他也想到 “有可能会忽然一天即失去作用，结束了五十年下笔不知自休的劳动”——“但不必发愁，”因为，“还学会了用左手写字”！

1972年2月，沈从文终于获准回京治病。说是治病，《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改才是他生活的重心。在横可走三步、纵可走六七步的房中，他铺开资料，文稿、图录、卡片，床上地下，摊得到处都是。

着手改动时，沈从文发现困难重重：由于材料散失，原稿抄引举例处，很多无从审核，得凭着记忆来做；由于文字压缩过大，需要总结附图来补充，附图的来源、绘制，又该怎么解决？

1973年5月，服饰资料文稿终于改完，上交历史博物馆。

年底，长达7个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的沈从文担心文稿的命运，上书馆领导，请求退还文稿。

1974年8月，终于收到退还文稿的沈从文又忙碌起来。 一面誊清，一面继续修改、补充。为增加附图，他还请王 㐨 帮助把所需的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院等代为寻求摹绘图像的解决办法。

1975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介绍专门设计玩偶的美工王亚蓉到沈从文家找图像资料。 沈从文发现王亚蓉的特长在绘图，专门请她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制插图，并希望把她调到身边工作。由于调动不顺，王亚蓉有半年时间发不出工资，沈从文每月从个人的工资里拿出20元资助她，以弥补家庭开销。实在不得已，沈从文又请王 㐨 帮忙联系，协助王亚蓉调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多年后，已成为我国纺织品及服饰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与研究一代巨匠的王亚蓉仍然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时， “先生鼻口还留有未揩净的鼻血” 。 早就从杨纤如那里得悉沈从文遭遇的她“无法理解”，先生“竟能如此快乐地讲述他的工作”。

△ 沈从文与王亚蓉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前（1975年）。 资料图片

在王 㐨 、王亚蓉两位“左膀右臂”的辅助下，沈从文的研究意想不到地进展顺利，身体状况也大为好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研究支柱的轰然倒塌，使沈从文倍受打击。心脏隐痛的旧病复发，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

其间，《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修正稿已全部抄好，沈从文开始校改抄稿。

197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书稿全部修订完成。跟此前的版本相比，这一次修订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发展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150余幅，说明25万字。

1980年1月，社科院确定书稿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1年9月，书一印出，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赴京给沈从文送样书。 从1960年沈从文着手草拟服装史资料目录算起，整整21年过去了。

△ 1981 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1995年日本京都书院出版的日本增补版。 资料图片

书的引言开篇，沈从文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 “中国服饰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差距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知识实难全面……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部门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着手……” 同时，他又指出，文字记载有明显的有倾向性的取舍选择： “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无不有涉及舆服的记载，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

1982年春节，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棺丝织物，王 㐨 、王亚蓉作为重要骨干参与开棺、清理、保护。这一“丝绸宝库”的发现与成功发掘，改写了过去对战国织锦和纹样及纺织技术的认识。3月，沈从文也应邀前往考察。

面对那批“一生仅见”的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沈从文下跪了。在给远在美国的妻妹张充和的信中，他这样描述： “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望注解得恰到好处！” 之后，在致友人徐盈的信中，他又兴奋地提及所见，丝绣织品 “图纹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

△ 本图为著名纺织考古学专 家、古丝织品和古代服饰保护与修复专家王亚蓉复原的湖北马山楚墓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资料图片

战国楚地，沈从文自觉认同的血脉溯源之地，在他80岁高龄，送上了这样一份意外的惊喜。

1988年5月10日晚8时30分，沈从文静静地走了。

1992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古代服饰，他为之付出了超常的耐心和精力，忍受过长久的寂寞、艰难和屈辱，也深刻体会到别人无从感受的平静、喜悦和充实。” 也许，这就是对沈从文后半生经历的最好诠释。

△ 沈从文先生在家中与得力助手王 㐨 促膝交谈，时值沈先生在世之最后生辰。 资料图片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编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 1 版；《古人的文化》，沈从文著，中华书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张新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王亚蓉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年 2 月第 1 版；《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合肥四姐妹》，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著，中华书局，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本文原载于《中国民族教育》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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