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创作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发表于1918年5月的《狂人日记》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而其后出版的《呐喊》、《彷徨》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自鲁迅开端而且于其走向成熟，显示出鲁迅于现代小说的杰出贡献，而其小说创作显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可见于如下几方面：

表现得深沉

表现在题材、视角和小说模式上的创新。

首先鲁迅曾指出，其创作多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以其“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故立足于启蒙主义立场，开创了现代文学的两大主要题材：农民形象和知识分子形象题材。

再者鲁迅多以独特视角反映人物，关注病态社会中的人的精神痛苦。描写农民，或反映他们的麻木，如《故乡》中的闰土；描写他们的愚昧，如《药》中的华老栓；或揭露他们的空虚，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

而于知识分子题材，则多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虽勇于冲破封建束缚而大胆出走，终不免屈于现实生活经济的重压，失去爱情重归旧家庭。

正是对人物的病态及精神创伤的深度开掘，使鲁迅作品呈现出内向性，即欲打破表面与欺瞒而对人物、作家乃至现代国人的灵魂作出拷问，以示其对现实的反抗。

第三，其小说中演化出“看与被看”及“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结构模式，“看与被看”模式，如《示众》一文只言一个场景：看犯人。

其中的“看别人”与“被别人看”的二元对立，小说不重曲折情节描写，反于其中营造出一种象征意味的氛围，具有颇大包容性。

而根据看客的不同身份，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物质麻木的看客，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看与被看着的背后还隐藏着作者的“看”，以悲悯而又激愤的心情讽嘲看客们的麻木。

二是发生于先驱者与群众间的看似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如《药》中的夏瑜与华老栓，及启蒙者崇高的理想与被启蒙者视为无聊之事的反映，甚至演变成吃与被吃的模式，即启蒙者结果是被受启蒙者吃掉，从而作者表现出对愚昧民众、启蒙者乃至启蒙本身的质疑。而此类小说更多渗透了鲁迅的生命体验，充斥了悲悯、孤独乃至恐怖、复仇。

“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又称“归乡”模式，表现为叙述者在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讲述自身的故事，二者相互渗透已造成复调。以《故乡》为例，形式表现为“我”因压迫而外出，二十余年后再次返乡，最终因失落而离去，以“篷船”开头与作结，形成循环模式。

而于深层表义上，“我”当时正因农村社会挤压而不得不逃逸，二十余年后因“寻梦”而归来，然而现实所见，如中年麻木的闰土，或是杨二嫂及现实状况，使“我”最终于落后中再次远走，形成“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循环模式。

深层次上，此模式既表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间“在而不属于”的关系，呈现出深层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更揭示出人在追寻前进中与现实境遇间选择的困惑，及与之相关的“冲决与回归”、“创新与守旧”等摇摆不定的生存困境，然而在看似绝望的离去中，又隐含作者对绝望的质疑，正如《故乡》结尾处出现的那一轮象征理想的“金黄的圆月”，以及《在酒楼上》做别吕纬甫后的“爽快”感觉。

总体而言，呈现出绝处求生，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格式的特别

表现为鲁迅于创造方法和文体上的创新。

鲁迅的小说具颇强的实验性，其自觉借鉴西方小说形式加以转变，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正如《狂人日记》被称作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正因其结构安排、艺术表现等方面显示出与传统小说大相径庭之处，一则打破传统小说头尾完整且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全文由十三则日记构成，由“狂人”心理活动串联；二则异于第三人称叙述立场，而以主人公之联想、梦幻直接揭示其心理；三则将作者叙述与人物心理描写融会，所叙皆可见主人公情感色彩，渗透于主人公意识活动之中；四则以“日记文本”的正文与文言文的“小序”构成两重叙述，使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消解，达到反讽效果。

而于文体创新之上，其借鉴诗歌、散文乃至戏曲的艺术经验以进行创作，试图将之融为一炉，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散文体小说《兔与猫》、戏剧体小说《起死》。

且于语言风格上亦颇有特色，形成表达含蓄节制而简约凝练的风格，正如故乡中的一段“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描写简洁，而以各种颜色词鲜明刻画，予人以强烈视觉感受。

总体而言，鲁迅小说所建立的现代小说新形式，是对外国小说形式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验借鉴的结果，加之以其不羁的创造力而成，达到“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