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汛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之长，历史罕见。在与天灾作斗争中，回望新中国大兴水利、造福人民的伟大壮举，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吸取宝贵经验和精神力量。

1951年5月，邵力子带领中央治淮视察团，来到治淮工地慰问。当他将一面绣有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赠给工地代表时，在场的所有人沸腾了。

淮河原本独流入海。可自从12世纪“黄河夺淮”之后，淮河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入海口，成为一个游荡在中原大地上的幽灵，近千年间给淮河两岸的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历朝历代都曾尝试征服这条“害河”，但都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科学部署下，淮河治理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成为新中国改造自然、造福人民的一座丰碑。

毛主席落泪了

1950年7月20日，正在研究国际局势的毛泽东，收到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发来的急电：“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

彼时，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月前，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战火眼看就要烧到中朝边境；几乎是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而印度支那战争已经在中南半岛打了四年，随时有可能威胁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新生的共和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当中，需要毛泽东考虑和决断的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淮河流域突发的特大洪水还是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收到电报的当天，毛泽东就批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

关于淮河水患，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不仅局限于救灾，更强调了“根治”二字。熟知中国历史和农业生产的毛泽东知道，淮河水患一直是中原地区人民的心腹大患。能否治理好淮河，不但关系到淮河流域人民的福祉，甚至关系到国运的兴衰。

淮河是黄河与长江之间最大的一条河流，发源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桐柏山，流经河南南部，横穿皖北，进入江苏盱眙县境内，流入洪泽湖，再由洪泽湖大堤南端流入三河，从扬州附近汇入长江，全长约一千公里。淮河流经豫、皖、苏、鲁四省，面积共27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不但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提到淮河，人们常称它是一条“害河”。古往今来，淮河每遇暴雨，必生水患，河水向两岸倒灌，瞬间淹没成一片泽国。其实，很长一段时期，淮河是一条利大于害的河流。古时候，淮河流域湖河众多，水面广阔，生态环境好，很少发生灾害。有一句古谚：“淮河之水地中行”，说的就是淮河河床深阔，很少泛滥决溢的情况。

可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情况发生了大逆转。那一年，已经劫持了宋徽钦二帝的金军，再一次挥师南下攻打南宋。为了阻挡金兵铁骑，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州李固渡（今河南滑县西南）决开黄河，想以水代兵抵挡金兵。然而，黄河洪水不但没有挡住金兵南下的脚步，还造成了黄河改道，灾祸连年。自此以后，黄河不再向东北流入渤海，而是一路奔向东南，涌入泗河、淮河水道。

黄河水强、淮河水弱，黄河地势高、淮河地势低。黄河南迁后，河水很快抢占了淮河的河道，泄入黄海。被黄河水逼出水道的淮河，则在苏北平原恣意横流，泛滥成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黄河夺淮”。

“黄河夺淮”以后，灾祸连年。据统计，南宋至清末，淮河流域共发生过400余次大水灾。清乾隆年间的《淮安府志》这样写道，“自明中叶以来，每淮水盛时，西风激浪，白波如山，淮扬数百里，公私惶惶，莫敢安枕者，数百年矣。”

民国以后，淮河水患更加严重，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1931年的大水灾。这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河水猛涨，多处堤防溃决。洪水所到之处淹没农田，冲毁房屋，人畜尸体顺水漂流。据《淮河水利简史》记载，高邮县挡军楼一处就淹死2000人，兴化县全县一夜间全部淹没。官庄100多户人家，只有5人幸存，其余全部被洪水卷走。大水退后，幸存下来的农民也是倾家荡产，无以为生。

据统计，1931年江淮大水造成370万人死亡，受灾农田近1.5亿亩。有研究者认为，这次水灾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而1950年夏，淮河流域水势竟超过1931年的最高水位。这能不让人揪心吗？

8月1日，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又急电中央：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倒塌已报告者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边读电报边在“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两句下，划上了重重的红线。身边工作人员发现，此时他已经泪流满面。

随后，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恩来：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1950年8月，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接到中央的通知――赴京参加水利部召开的治淮工作会议。

惠浴宇是一名192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时期，惠浴宇曾担任华东野战军11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过淮海和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惠浴宇被调任苏北行政公署主任，开始了治水生涯。

江苏地处淮河下游，甫一上任，惠浴宇就带领当地水利专家，在苏联专家布可夫的帮助下提出“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这份报告是有关治淮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文件。

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当1950年8月，水利部召开治淮工作会议时，惠浴宇收到通知与水利专家王元颐、熊梯云等人一同进京，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治淮工作思路。

这次治淮工作会议虽然由水利部牵头组织，但实际上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参加。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吴敢群回忆，周总理对淮河水情非常重视，特意叮嘱秘书：只要有淮河水情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准耽搁。关于水利的会也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志愿军虽然还没有赴朝作战，但外交斗争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陈浩急得团团转，问吴敢群：“水利会议怎么开得这么长，我这压了这么多急件没批，怎么办呢？”

周总理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内政外交有太多事情需要他决断。即便如此，他仍然详细询问了许多治淮工作的专业问题。惠浴宇记得，周总理在听取水利专家汇报时，一字一句都做了记录。

治淮工作不但专业性强，涉及的部门、省份也很多，与会人员不但包括水利部门的同志，还有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的负责人和专家。

吴敢群记得，治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分别处于淮河的上、中、下游。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对于治淮的诉求也不尽相同。

身处上中游的河南、安徽希望尽快把洪水泄到下游去，身处下游的江苏则反对上中游的意见，担心洪水来量过大，不能顺利出海，会加重苏北水患。江苏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苏北区党委报送的材料称，当年淮河干流浮山段流量仅7000立方米/秒，洪泽湖大堤、运河就已经相当吃紧。如果上游将洪水继续导入，难保不会溃坝。苏联专家则根据本国经验认为，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不能白白流掉，应该建立蓄水池，把水蓄起来。

惠浴宇记得，当听到苏联专家的提议时，一位副总理表示：蓄水是应该办，但是就目前中央的实际能力看，能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痛苦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如果搞蓄水工程，“用的钱都能铺到香港了”。

一位来自上游省份的同志帮腔道：“我们那儿除涝还忙不过来，你们倒要花钱搞灌溉？”

周总理一听这话生气了，把茶杯往茶几上猛一顿，严厉批评那位同志：“你的老毛病不改，为什么不好好听听，先分什么你们我们？”

该“蓄”还是该“泄”，自古以来就是两难的抉择。相传上古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治水。鲧用“堵”的办法，治水九年，水灾越治越大。他本人也遭到尧帝流放，客死他乡。鲧的儿子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变“堵”为“疏”，耗费1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其实，鲧和禹就代表了治水过程中“蓄”“泄”的两种思路。

不过，现实远非神话故事那样黑白分明。单纯的“蓄”或单纯的“泄”，都不能达到兴利除害的需求。

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周恩来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治淮工作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上游和下游以查勘蓄洪工程和入海水道为重点，同时进行放宽堤距、疏浚、涵闸等勘测工作。

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第一次把“蓄泄兼筹”作为治理淮河的方针。新中国治理淮河的大幕由此拉开。

成立治淮委员会

与淮河搏斗的上千年中，历朝历代都修建过水利工程，可是一直缺乏统筹规划，断断续续的局部治理工程，无法根治淮河。新中国治理淮河决不能走过去的老路。

豫、皖、苏三省分处淮河的上、中、下游，为了避免三省各自为政，发生纠纷，中央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统筹治淮工作。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主任由曾山担任。

曾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革命战争年代，曾山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又被任命为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将治淮这副重担交给曾山，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足见治淮工作之艰巨。

曾山深知治理淮河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仅凭一腔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充实到工作第一线。然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哪里有那么多懂技术的工作人员呢？

淮委刚刚成立，曾山就上书中央，请求将华东地区高等院校的水利和土木工程系毕业生都分配到治淮第一线，并且动员这两个系的大三学生先来治淮工地实习一年，再返校结业，一时间各种人才汇集蚌埠。

出任淮委工程部部长的是中国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汪胡桢。

汪胡桢，1897年出生于嘉兴南门，自幼家贫。中学毕业时，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招生简章。虽然，他那时根本不懂水利为何物，但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找得到工作的专业，于是立即报名。

开学第一课，曾留学德国的李仪祉先生问大家：“什么是水利？”在座的同学无人应答。李先生自问自答道：“水利就是水的利用。水是自然界的产物，有益于人也有害于人。浇在田地里能长庄稼，浮起船舶能运输货物，通过水轮机能发电，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水，这都是水于人有益的事；洪水、内涝、海侵是于人有害的事。用科学措施去兴利除害是我们今后要学习的水利工程内容。”

李仪祉言简意赅的解释，令汪胡桢茅塞顿开。随着学习的深入，“水利”渐渐不只是他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

1920年，汪胡桢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水利发电专业。学成归国后，他本想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可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水利工程建设受到严重冲击，他只得暂时回到母校教书。

1931年江淮大水，汪胡桢曾受命负责修复安徽境内的淮河大堤。大灾之后，粮价暴涨，灾民不得不以树皮、观音土果腹的惨状，深深地刺激着他。

作为水利专家，汪胡桢虽然有根治淮河的愿望，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抱负很难得以实现。他一身的本领也只能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用武之地。

1949年1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水利部，汪胡桢被任命为副部长。当时，大家商讨华东水利工作应从哪里开始时，便把目光的焦点集中到淮河。

治淮委员会成立以后，汪胡桢与钱正英等人共同制定了《治淮方略》。他们一致认为，治淮的主要措施是在水源地建蓄水库，改建洪泽湖为中间水库，导淮河洪水分由江海下泄。《治淮方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后来治理淮河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汪胡桢则自告奋勇，担负起最为艰巨的佛子岭水库工程的设计施工任务。

兴建佛子岭水库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区。专家们认为，根治淮河应先从上游入手，修建一批山谷水库。这些水库建成后，可以在汛期有效拦蓄上游的洪水，从而大大减轻下游的压力。那么，山谷水库该修建在哪里呢？汪胡桢看中了位于大别山山区的佛子岭。

佛子岭树木茂盛、人烟稀少。经地形测量队测量，在这里兴建水库，水库的面积、库容和地质结构都很合适。不过，水库建在深山中，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运输是个难题。为了节省水泥，汪胡桢大胆地提出，在佛子岭修建一座“连拱坝”。

“连拱坝”是由若干倾斜的拱形挡水面板和支墩组成。拱形挡水面板的厚度小，跨度大，用料较省。如果把佛子岭水库建成连拱坝，用料可以节约80%。

当汪胡桢在淮委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方案时，与会的技术人员都不敢发表意见。因为，当时“连拱坝”在世界上刚刚问世不久，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例。

淮委秘书长吴觉见大家都不表态，便对汪胡桢说：“应由淮委在佛子岭召集一次专家会议，听听国内专家们的意见，让各级领导同志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

1951年11月12日，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黄万里、张光斗等国内顶级专家汇聚到佛子岭工地一间茅屋里。大家对着图纸、模型及工程量估算表、优缺点比较表等资料，整整讨论了三天。

会上，水利专家黄万里对几种坝型做了形象的比喻。汪胡桢记得，黄万里走到会议桌旁，把双臂在胸前交叉，蹲在地上做骑马蹲裆式，说：“土坝、堆石坝及混凝土重力坝都是这样的，把全身重量团聚起来，靠坝底发生的摩擦力，使水库的水压力不能推动它们，原则上利用的仅仅是坝体材料的重量而不是材料的强度。”

然后，他又改变姿势，双臂前伸，两手张开，右腿后伸，左腿前屈说：“连拱坝与平板坝是这样的，它们都有坚强的支垛撑在坝基上，靠它托住水压力，主要利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强度。连拱坝比平板坝更能发挥抗水压力的作用，比平板坝也更为经济。”最后，他得出结论，佛子岭水库应建成连拱坝。黄万里形象生动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一片掌声，大家一致支持在佛子岭建连拱坝。

虽然，苏联专家认为修建连拱坝还没有把握，但曾山听取了汇报，毅然支持汪胡桢的方案。他说：“既然中国专家对提出的连拱坝方案认为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

汪胡桢记得，当曾山同志的决定由无线电传到佛子岭时，工地上的技术人员欣喜若狂。他自己也深受鼓舞。

佛子岭水库是中国建设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参加建设的技术员和工人们，不但没有做过连拱坝，连见都没见过。

开工后，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不是在工地施工，就是在会议室学习，根本没有八小时内外的区别，有的甚至在被窝里还在叨念钢筋混凝土。技术室全体同志自动组织学习班，每晚都到指挥部会议室上课。他们在墙上挂一块小黑板，自己携带小板凳，膝盖上铺着一块木板当桌子，自称这个学习班是“佛子岭大学”，汪胡桢则被称为“佛子岭大学的校长”。

汪胡桢也的的确确担起了校长的职责，他在工地上开设了许多与佛子岭水库建设密切相关的课程，而且还为大家编写、油印了教材。每次，只要看到授课海报，“佛子岭大学”的同学们就会自动赶来听课。没有人点名，也不统计人数，但汪胡桢的课堂常常爆满。

1954年6月6日，最后一立方米混凝土浇筑到坝顶，耗时880天，投资3300万元的佛子岭水库建成了。

直到今天，佛子岭水库仍然承担着防洪蓄洪的任务，而且每年发电超过一亿度，还成为灌溉下游千万亩农田的重要水源。

修建苏北灌溉总渠

佛子岭水库的建设成为淮河上游水利工程的一座丰碑，作为下游，苏北人民也不甘示弱。在第一次治淮会议上，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对周总理表态：“我们苏北是下游，面对大海和淮、沂、沭、泗四大害河，均要出海，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兄弟省泄洪，我们一定办到，具体泄多少，按中央指示办。”

听了惠浴宇的话，周恩来很高兴立即说：“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为此，他当即批给苏北一亿斤大米，用以支持苏北灌溉总渠的建设。

苏北灌溉总渠是一条位于淮河下游的东西向人工河道，西起洪泽湖边的高良涧，东至扁担港口入海，全长168公里。

淮河原本是一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有自己的入海泄洪的水道。然而，“黄河夺淮”后，改道的黄河自江苏淮阴注入淮河，抢占了淮河的入海道。由于黄河本身携带大量泥沙，天长日久泥沙淤积，渐渐淤塞了这条入海水道，并最终使它废弃。如今这条入海水道被称为“废黄河”，几乎不能起到泄洪的作用。

淮河失去自己的入海水道后，渐渐形成了借长江间接入海的格局，但是这条水道非常曲折，而且容易受到长江水势的影响，因此淮河流域在雨季很容易泛滥成灾。为淮河修建一条自己的入海水道，成为治淮工作的一项重点工程。

从治淮工作会议上领到修建苏北灌溉总渠的任务后，惠浴宇立即回到苏北，召集县委书记们开会。当与会的同志们听到要修建这条人工水渠时，不少人怨声载道。他们认为，为了帮助中上游泄洪，却要苏北人动迁占地、出工出力，十分吃亏。

惠浴宇开导大家说：“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在过去的一年中，淮河中上游的人民已经做了许多重要的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苏北人过去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也要气魄大一点，敞开大门，让河南、安徽的水下来，直奔大海！豫皖两省为治理淮河、支援江苏的水利事业已经提供了很多帮助，现在是我们苏北人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我们三省人民，同在一条河边，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当然要同甘共苦，一起过好日子！”

惠浴宇不愧是一名抗日战争时期就做过政委的老同志，几句话说得入情入理，干部群众心中的疙瘩一下子就解开了。淮河水患祸害了中国人民近千年，没有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的劲头，要想根治淮河是不可能的。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程马上急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兴修水利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开工前工程技术人员要进行全面的勘测、考察。

第一次治淮会议后，华东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组织入海水道查勘团，到苏北进行实地勘察。查勘团一行49人，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水利部门领导职务30多年的钱正英。

钱正英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父亲希望钱正英能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工程师，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9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时值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钱正英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随地下党组织撤到淮北解放区的钱正英正赶上淮河泛滥，她运用自己的土木工程技术，帮助当地修复了被洪水冲垮的堤岸。从此，钱正英便与水利事业结下了终身的缘分。

1950年，27岁的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据说，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可曾山了解钱正英，给了她强有力的支持。后来，“黄毛丫头部长”的说法传遍全国，钱正英也用自己的专业和敬业，让所有人心服口服。1950年11月，淮委成立后，钱正英又被任命为工程部副部长，充实到治淮第一线。

1950年冬，惠浴宇陪同钱正英和苏联专家布可夫考察高良涧闸的选址。从扬州出发时，大家讨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陆路距离短，但路况恶劣，颠簸得很；水路虽然舒服，但小轮船开得很慢。急脾气的惠浴宇毫不犹豫决定走陆路。

临出发，惠浴宇才知道钱正英已经怀孕7个月了。可行程已经安排好，来不及更改。为了保险起见，他专门请来医务人员为钱正英保驾护航。一路上，布可夫对惠浴宇吹胡子瞪眼说：“你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什么都好，就是不会照顾女人，一点骑士风度也没有。”惠浴宇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怪自己太粗心。

钱正英却丝毫不以为意。治淮工作牵扯面太广，要协调的工作太多，一刻也离不开她。她挺着大肚子在工地一直忙到怀孕第9个月，才回上海生产。

经过查勘，专家们认为从洪泽湖东岸高良涧始，经淮安、苏嘴、盐城东坎、六垛至扁担港入海的线路，最适宜开凿人工水道，这条人工水道全长168公里，可以将淮河输送入黄海。

1951年冬，淮阴、盐城、扬州、南通四个专区的72万民工，投入到施工第一线。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当时，全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全靠人工开挖。

广大民工夜以继日地除积雪、破冻土、开龙沟、排积水，10万多人组成的后勤运输队伍为工地运送粮草器材。

1952年5月10日，仅仅用了85个晴天，宽140米，长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就挖好了。

1952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在苏北灌溉总渠上》的文章这样描述：

走在灌溉总渠的堤岸上，中午的阳光照着灌溉总渠的宽阔的水面，一列长长的帆船沿着灌溉总渠在航行，他们载着各种建筑工程的器材，正在准备建筑渠道的涵洞，以备从灌溉总渠里引水来灌溉两岸的田地。靠近一个渡口的旁边，一个农民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撑着一只小船，正在水上赶着一大群鸭子渡过对岸去。驾过来的帆船的船夫，不知道对他说了一句什么，两个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这是一幅多么宁静、祥和的水乡画面啊！

扼住三河口

苏北灌溉总渠的修建使已经失去独立入海水道几百年的淮河，有了自己的入海口，但是受技术所限，苏北灌溉总渠的流量设计只有800立方米/秒。如前所述，淮河主要靠流入长江间接入海，每到汛期淮河流入长江的流量最大可达12000立方米/秒。苏北灌溉总渠远远不能满足淮河泄洪的需求，于是另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在淮河下游的洪泽湖畔动工了。

“黄河夺淮”后，淮河水系发生紊乱，淮河不断注入下游的洪泽湖，并通过洪泽湖注入长江。久而久之，洪泽湖成为淮河下游一个巨型的大水库，最大拦蓄洪容量达130多亿立方米。洪泽湖水泄入长江的唯一出口是三河口。多少年来，洪泽湖都是肆无忌惮地将湖水泄入三河口。

每逢大水年份，三河口的入水量更是毫无控制，最高流量高达14600立方米/秒，洪水冲毁堤坝，无情地灌入下游农田。到了干旱年份，洪泽湖水干涸，下游又面临水源断绝、无水可用的情形。因此，建设一座可以控制洪泽湖的蓄泄功能的水利工程，成为治淮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河闸位于淮阴区蒋坝镇洪泽湖出口的三河头上。其实，清代这里就曾建有控制洪泽湖的水坝――礼字坝。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淮河同时发生大水，礼字坝被来势凶猛的大水冲垮，淮河下游成为一片泽国。

1935年，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曾经想在此处修建一座60孔的活动大坝，坝上修建公路。1937年，这项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半，但随着日本侵略者入侵盱眙，工程半途而废。

1952年，治淮委员会再一次聚焦三河口，洪泽湖蓄水及排洪的枢纽工程――三河闸上马了。

三河闸的闸址位于洪泽湖大堤的南端，三河与洪泽湖交界河道弯段的北侧。当时，这里地形高低参差，布满坑塘，长满荒草和荷花，朝湖的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芦苇滩，下方屹立着几个23米高的土山，人烟稀少，地形起伏很大。眼前的荒凉景象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是民国政府修建的“三河活动坝”遗址。

据说，当年施工人员已经在这里打下近一万根基桩，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基桩还能废物利用吗？技术人员心里没底。在前期做探测时，技术人员听当地老乡说，抗战时期大部分木桩被挖出盗卖，土壤也被翻松了，看来老闸基是不能再用了。

于是，他们在老闸基的上游选了一处新闸基。新闸基范围内有一个荷花塘，塘底有6米深的淤泥。负责三河闸规划、设计的苏联专家布可夫经过考察认为，乡间没有现代化工具，要在荷塘中挖出很深的桩基十分困难。

为了弄清老闸基是否真的不敷使用，布可夫亲自到老闸基周围查看。据民国年间参加过老闸基施工的老乡说，当时只在老闸基中心线的上游打了木桩，而中心线下游没有打木桩。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老闸基中心线的下游只要稍加清理，还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设计人员对老闸基进行抽水查勘。经过实地查勘、研究，大家认为老闸基仍能使用。这样一来，不但节约了经费，而且加快了工程进度，三河闸提前一个半月就可以进行混凝土浇灌。

施工人员对苏联专家布可夫赞不绝口，他不但技术过硬，而且处处站在中国的角度考虑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很不宽裕，为了帮中国人民节约成本，布可夫可谓是想尽了办法。按照中国设计人员的设计，三河闸每10米宽的闸孔上就要装一个启闭机，以保证闸门可以及时启闭。如果按照这一设计，三河闸需要装63个启闭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下子要生产这么多启闭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布可夫查看了三河闸的全部结构图后认为，三河闸只要安装10个启闭机就可以满足需求。虽然这样一来闸门启闭要慢一些，但是对机械操纵和洪泽湖的蓄洪水位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

后来，在三河闸开挖上下游引河时，布可夫又立了一大功。

三河闸引河的下游河道里有5个巨大的砂礓土墩，它们将三河闸的泄洪通道堵住一半，如果不把它们挖掉，会严重影响三河闸的泄洪能力。可是，5个砂礓土墩都有20多米高，质地非常坚硬，当地人称之为“鸡爪山”。在缺少大型施工机械的当年，要想移走五座“山”，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开工不久，指挥部就组织工人挖“鸡爪山”。可是“鸡爪山”实在太大了，工程进度极慢。工地指挥部决定采用抽槽的办法，希望汛期时利用水力将砂礓土墩冲走。不久，苏联水利专家指出：“用抽槽的办法不妥当，因土质太硬，水难以冲刷，必须按原计划将土墩挖去。”布可夫更直言不讳地说：“砂礓土墩如果不挖掉，大水来了，你们要成历史的罪人！”

布可夫的当头棒喝引起了工程指挥部的高度重视，汛期来临之前，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来到工地亲自布置挖掉砂礓土墩的大会战。不久，扬州、淮阴地委书记带领着10万名民工支援工地。加上原有的5万名民工，15万劳动大军加入到挖掉砂礓土墩的大会战中。

仅仅1.5平方公里的三河闸工地，一时间云集这么多工人，别说干活儿，安排好他们的吃喝拉撒就够让人头疼的了。工程总指挥陈克天回忆，“指挥部对民工的生活做了细致入微的安排。例如民工的粪便处理，详细规定如何挖粪坑、如何运粪便，还特别组织3000名民工，专门在工地上拾粪，并用小船运走粪便。”

白天热气腾腾，晚上灯火通明。十多万民工齐动手，奋战了50个昼夜，终于将5个砂礓土墩挖走了。

1953年7月26日早上6点，三河闸举行放水仪式。主席台一声令下：宣布开闸放水。三河闸的电动闸门缓缓开启，洪泽湖水通过闸孔奔流而下。现场的人群沸腾了，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三河闸这么大一个水利项目，仅用10个月就胜利竣工，堪称奇迹。

三河闸建成的第二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为了确保洪泽湖大堤和里运河的安全，省治淮指挥部提出利用渠北临时分洪的措施，也就是在洪泽湖大堤上临时开一个口子，让洪水从苏北灌溉总渠和废黄河之间通过，直接入海。淮阴地委提出反对，分洪区内有七八十万群众，这个方案损失太大。

在决断的最后一刻，柯庆施打电话问洪泽湖大堤防汛指挥部指挥孙燮华：“不炸大堤，还有什么办法？”孙燮华说：“可以加大三河闸泄洪量。”柯庆施问：“加大泄洪量，三河闸是否承受得住？”孙回答说：“技术干部做过分析，理论上讲，排洪量越多，闸身两边水位差越小，闸身越稳定。”

听到这样的回答，柯庆施拍板：以每天500立方米/秒的速度，试验性地加大三河闸的泄洪量，并强调：“每天要向我做3次汇报。”

1954年8月6日，三河闸最大泄洪流量达到前所未有的10700立方米/秒，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标准，三河闸安然无恙，经受住大自然的严峻考验。

至1957年底，治淮工程共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

为了方便属地管理，1958年，中央决定撤销治淮委员会，治淮工作由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分别负责进行。

治淮委员会成立至撤销，短短9年时间里，协调各方关系，紧张有序地开展治淮规划、建设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治淮高潮。许多工程至今仍发挥着作用，许多规划设计成果也为后面的治淮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而那一代淮河儿女无私奉献、奋勇拼搏的精神也成为永远的精神财富。（记者 黄加佳）

参考书目：《治理淮河》《苏北地区重大水利建设研究（1949-1966）》《江苏治水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