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年的关注点不曾离开名物，但“走出先秦”的确已经很久。打开电脑里的“诗经名物新证”，其中每篇文字显示出来的最后修改日期都是一九九八年。因此听到勃洋君关于重印此书的提议，不免既感且愧。感念这本小书竟然还被人记得，感念勃洋君竟不惜为此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却又分外惭愧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自己近年再无寸进。
这一版是否该称作“修订本”，是很有些犹豫的。正文的改动很少，算下来不过数十条脚注而已，却也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多半是在写《先秦诗文史》的时候读《左传》而随手抄下来的文字，觉得有诗史互证的意趣，便夹在书页中了，这一次的增补，即择要补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近年的先秦考古颇有新材料的发现，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诗论》更是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重要文献。然而我的精力已全部放在两汉隋唐之后，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和思考，因此这一本再版的小书便更像是一份旧日的研究记录而等待用新的标准来重新检验。这本来是最教人感觉不安的，却又因为它是难得的求教机会而不能不特别珍惜。
《诗经名物新证》九八年底交稿之后，我的读《诗》并没有就此结束。应友人之约，贾余勇作了一本《诗经别裁》，这本小册子与名物研究无关，不过却是在对《诗》之名物有了一定了解之后的贴近文学的读《诗》，也因此更使我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之后的一本读书笔记式的《先秦诗文史》也是同样的阅读状态。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读《左传》似乎读得很认真，前几天找出当时读的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看见书的天头地尾有不少从他书过录来的或诠解或评述的文字，不觉又唤起昔日的一些阅读印象，而依然能够找回感觉。在书中论及《左传》的一节，我引述了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一段话：“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之久。倘我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这便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这些，将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我至今认为这是极好的意见。我从不以为传统是沉重的负荷，而总觉得它是血脉，是根源，它可以予我以智慧，借用《诗》之语，便是“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五百年间‘诗三百’，实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删选之后的精华，却也不算太少。五百年云和月，尘与土，虽然世有盛衰治乱，但由《诗》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则是一贯。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爱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过可以说，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贯穿始终的脉搏和灵魂。孔子取《诗》中之句以评《诗》之精神曰‘思无邪’，真是最简练也最准确。”“可以说，周人是开启了一种智慧和开创了一种精神的，此中精华则大半保存在《诗》里。源头之水总是有着清澈的可喜和可爱，尽管这清澈未必全是历史的真实，而也许只是理想的真实。”——这是我写在《诗经别裁》中的两段话，可以算作读《诗》的一点点心得罢。
这本小书，我的老师和我后来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只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两年前出版的《古诗文名物新证》的《后序》中我写道：“自一九九五年初夏从遇安师问学，至今已将近十个年头。对老师的感激更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尽，以《诗经名物新证》为基础，遇安师引导我走向一条新的学问之路，从宏观到微观，无一不悉心指点。老师的学问如百科全书般渊博，我至今不敢说已经学到一枝一叶，但自信从学过程中总算逐步有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对于我来说该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用朋友的话说，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求学途中最大的幸运，而我正好是一个幸运者。”时间过去了很久，回首走过的路，才更能理解老师当日指导我写作这本书的良苦用心。
平日最喜欢引述的两句诗，一是“日就月将，学有辑熙于光明”，一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前者是对自己而言，后者是对朋友而言，今天再一次把它引在这里，以用来寄托我的全部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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