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近两千年的敦煌文化，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考察。他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为新时代的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力量。
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国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闪耀着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璀璨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丝绸之路开通后，自“西海”（地中海、里海）东行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三道，“总凑敦煌”。作为汉王朝的西部边陲，敦煌所具有的控扼东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
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地区的开发。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公元前111年敦煌郡设立以后，不少内地的世家大族迁入敦煌定居，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积淀的与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这种以移民为主体的居民构成，及在新迁地共克时艰的开发经历，使他们更加相互理解和包容，最终形成这一地区自觉的兼容并蓄的文化基因。
从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悬泉置驿站曾接待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等29国使节。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敦煌就将“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词语用作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王朝西陲郡治，已成为文明交流的平台和文化交融的首善之区。三国两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逐渐扎根，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并进，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莫高窟，则是敦煌佛教文化发展的最显著标志。
伴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和传播，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敦煌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作为以地冠名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以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5个庙石窟等）的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为标志。
揭开佛教的神秘帷幔，敦煌壁画丰富多彩的佛国世界正是当时现实世界的折射。我们从壁画所看到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丧嫁娶、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建筑、服饰、用具、工具等具有不同时代烙印的物质造型，构成敦煌中古时期活灵活现的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图谱。敦煌壁画所包涵和直接反映的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技、医疗卫生、东西交流等丰富内涵，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这些不仅是东西文明交融的文化宝藏，而且还具有古代文明的博物馆功能。
在敦煌文献中，仅藏经洞出土文献就达5万多件。约占敦煌文献总量90%的佛教典藏著作，不仅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还极为难得地具有拾遗补阙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他文献虽总量不大，内容却极为丰富，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文化内涵远远突破了敦煌的地域局限。这些足以代表中华文明及其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因而堪称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敦煌地区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长期并存，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其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更是令人目不暇接。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纽带，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中国和西方的物品，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初唐第209、329等窟的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古代波斯的工艺品传入中国，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就有波斯银盘上的狩猎图。隋到初唐时期敦煌彩塑与壁画菩萨的服饰中，出现大量的波斯纹饰，如联珠对鸟纹、联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在隋唐敦煌壁画中，如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手持玻璃碗，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手捧一玻璃杯。类似的玻璃器皿，在不少洞窟壁画中均有出现，反映了当时从西方传入的玻璃器皿的流行。
敦煌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往的通都要邑，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脉中，敦煌文化同时蕴涵着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
敦煌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的深厚内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以它所特有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另外，其他一些外来宗教，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敦煌文化这一现象显现出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共存共处。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都市，敦煌的商业文化很兴盛。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书。这些文书，其实也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契约精神。
在古代敦煌文化中，文化与教育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职能。敦煌自开郡伊始，就设立学校教书育人，使敦煌文人代出、雅士不绝，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形成的敦煌文学与艺术也别具风采。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特定意义上的“敦煌文学”是指敦煌特有的俗文学，它鲜活、明快，具有浓郁的宗教、生活气息。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孕育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藏经洞所出敦煌讲唱文学作品近200个写卷，包括近80篇作品。敦煌文学作品真实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及发展演化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敦煌艺术彰显了兼收并蓄、自信创新的恢弘气度。敦煌壁画题材极为丰富，绘制上汲取了时代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的今天，敦煌壁画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期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
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逐渐被内地画家所吸收，其中，北齐曹仲达“曹衣出水”和南朝张僧繇“凹凸法”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十分流行。盛唐时代，“画圣”吴道子把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高峰。敦煌多个洞窟中的壁画，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气宇轩昂、神态生动的人物形象，正是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唐代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而飘举的衣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气韵。
从南北朝到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土的特点，但从艺术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发展的强烈影响。因此，敦煌艺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缩影。
敦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难得的图像与相关敦煌文献互为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早期舞蹈多为印度、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风格，隋唐在融合基础上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气势恢宏的民族风尚，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
从今天来看，敦煌文化所展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支撑。
加强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汉代以来，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敦煌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中古时期的敦煌及周边地区曾存在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敦煌的居民，形成了各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融的状况。因此，敦煌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显著特点。
敦煌壁画不仅展示了中古时期汉族服装演变的历史，而且保存了古代西北多个民族的珍贵服饰资料，可称为中国服饰文化的宝库。除了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外，中唐时期的敦煌壁画还出现了吐蕃人物形象，如第159窟的吐蕃赞普头戴朝霞冠（指红毡高帽），身披大翻领的左衽长袖缺袴衫，腰束革带，足蹬长靿乌靴。北宋末期，回鹘势力在敦煌一带强大起来，壁画中出现了不少回鹘人供养像，如第409窟有回鹘王及王妃形象，回鹘王戴桃形高冠，身着团龙纹的圆领窄袖袍，腰系蹀躞带。回鹘王妃则头戴桃形凤冠，耳坠大耳环，身着大交领的窄袖长袍，这是典型的回鹘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以后，壁画中也留下了党项人的服装。如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武官供养像，头戴云缕冠，身着圆领窄袖袍，腰间有护髀、束长带，足蹬乌皮靴。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如榆林窟第6窟明窗壁画中有夫妇供养像，男子头戴宝顶莲花冠，垂辫髻，着质孙（蒙古族的袍式一色服），足蹬六合长靿靴。女子头戴顾姑冠，身穿交领窄袖长袍。
不同民族相互通婚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敦煌文书《杂抄》中就有三国时期仓慈任敦煌太守时少数民族和汉族通婚的情况记载。唐宋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亦有此类主题图像，如榆林窟第38窟西壁的婚礼图，分别着回鹘装和汉装的男女来宾围桌而坐，围幔内新人正在行礼，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汉族与回鹘通婚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藏经洞所出非汉语文献的破译与解读，少数民族文字文学作品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吐蕃文文学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件，可能为吐蕃时期传入。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学、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及《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上述作品的吐蕃文写卷在敦煌藏经洞中也都有发现。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古藏文的《火灸疗法》《杂疗方》等，代表了藏医学的成就。《医理精华》本是印度的古典医学的代表著作，藏经洞保存了译自梵文的于阗文《医理精华》。这些不同语言文字医学文献的并存，展示了不同医学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交流和互鉴。
今天的敦煌文化研究要在以往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在这一点上，古代民族文字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打开一扇窗，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的借鉴。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回望敦煌研究院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为保护修复敦煌石窟和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使千年古老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几成废墟。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几代中国学者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学术自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中国学术自信的典范。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远赴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开展了抢救性保护。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部门、汇聚人才，莫高窟事业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2003年，《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之后，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为保护、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的依据。敦煌研究院遵照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高理念，不仅保护莫高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而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遵循“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要义，采取多种保护技术措施，实施莫高窟崖体和洞窟加固，抢救了许多洞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采用数字化技术，逐步实施莫高窟全部文物的数字化储存；开启预防性保护，建立莫高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防患于未然，真正让莫高窟得到真实、完整的有效保护，让莫高窟“延年益寿”。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还科学合理地为旅游开放创造条件。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的建成，让游客得以了解莫高窟的文化价值。“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则让游客先观看超高清电影《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再到莫高窟实地适度观赏洞窟，做到石窟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双赢。此外，敦煌研究院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敦煌故事”，使莫高窟文化艺术走出敦煌、走出国门，让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积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和赞许。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各国进行传播，供大家参考借鉴。会议形成的大会文件附件文本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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