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原名秉经,字宋卿,是 湖北 黄陂 人,故称“黎黄陂”, [1-2] 中华民国 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世居 湖北 黄陂 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
光绪 九年(1883年)入天津 北洋水师学堂 学习, 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 宣统 三年(1911年), 武昌起义 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 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民国二年(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 二次革命 。同年10月,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黎元洪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兼任御用的 参政院 院长。后袁世凯迫使黎元洪赴京,被安置在 瀛台 ,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民国四年(1915年), 袁世凯复辟帝制 ,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 皖系军阀 段祺瑞 所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段摆布,形成“ 府院之争 ”。段祺瑞利用 张勋 将黎驱走,由副总统 冯国璋 代行大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 曹锟 吴佩孚 赶走皖系总统 徐世昌 ,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在 天津 去世,享年65岁。
同治 三年(1864年)10月19日(阴历九月十九日),黎元洪生于湖北 汉阳府 黄陂县木兰乡东厂贩沙岗岭。 [5-6] 史载,幼年黎元洪“头角峥嵘,具厚德载福之像”。 黎元洪出生之日是民间传说的 观音 出家之日,故而打小他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史称黎氏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其名为元洪两字,亦大有深意。盖隐以元末之朱 洪武 朱元璋 )自居,而又含蓄自然。 还有一说认为,黄陂黎氏乃 洪秀全 的同族,黎元洪本姓洪,不姓黎,其名字隐含有原系姓洪之意。 黎家虽靠近县城,但周边却很荒凉,有着无数的农田和大片的荒野。除了几处只有富裕人家子弟能够上得起专教经书的私塾外,没有一所学校。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 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同治十一年(1872年)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 黎元洪十四岁时,因驻防天津 北塘 ,全家也迁居天津。 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师从当地著名教习天津的李雨霖学习 四书五经 和作文。
晚清 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黎元洪却没有追逐功名, 所以他没有坚持走这条通过传统教育以科举考取功名而改变人生的道路。 光绪 九年(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 北洋水师学堂 管轮科 (一说机械科 ),开始了为期五年的 海军 知识学习,这也是黎元洪接受正规的新式海军教育的开始。北洋水师学堂是时任 直隶总督 李鸿章 奏设的培养 北洋海军 人才的学校,施行英式海军教育,开设英国语言、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并习经史文义,训演枪炮、鱼雷、机器等外国水师操法;学生毕业后任职北洋海军或选送外国留学。 北洋水师学堂 因而被时人推崇为开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壮举。 黎元洪在学习中擅长轮机驾驶的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 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光绪十四年(1888年),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 北洋大臣 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 把总 的职位。 此后,他被派至 北洋水师 来远号 快船见习海军技艺,有海道、驾驶、帆缆、枪炮、列阵等训练项目。
黎元洪训练时与同事关系颇为融洽。 光绪十六年(1890年),黎元洪由 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 调赴广东广甲舰,充当三管轮,负责巡视琼崖、 虎门 汕头 ,管理机器开关、拆洗及保养事务,兼管储料生火诸事。他勤于职司,大多数时间都在南方沿海进行巡视。 光绪十七年(1891年)秋,黎元洪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清廷批准先后从把总晋升为 千总 。又自广甲三管轮拔充为二管轮。由六品顶戴赏换五品顶戴,只领功牌。 光绪二十年(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被抽调编入了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 北洋舰队 来参战。广甲舰是铁肋木壳船体,平时为教练及安放鱼雷之用,较之日人的钢甲兵舰的威力相差甚远,对于猛烈的海战自然很难抵挡。在9月17日的 黄海战役 中,广甲舰触礁搁浅以致未能行驶。为躲避日军的追捕,黎元洪跳海得以逃生。及此,黎元洪结束了为期十二年的海军生涯,告别了曾尽心效力的北洋水师。

黎元洪 湖北新军

甲午战争 后,清政府认识到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已是当务之急。为防患于未然,他们更是大举修筑军事战备和招揽海军人才。两江总督 张之洞 南京 编练 自强军 ,设延才馆,发布檄文聘请水师学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黎元洪到南京投奔效劳。张之洞接见黎元洪时,询其海军经历及建造防御工事的观点后甚是欢喜,认为黎元洪是忠诚可靠且有能力之人 ,遂委以监造金陵 狮子山 幕府山 清凉山 乌龙山 炮台工程的重任。在工程建设中,黎元洪亲临险要的工地,勤奋监工,风餐露宿。 竣工后又先后被委任为炮台 总教习 和专台官。张之洞对黎元洪有 知遇之恩 ,是黎元洪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他给黎元洪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回任 湖广总督 。黎元洪应张之洞之召随同回到湖北家乡,在 湖北枪炮厂 负责监制快炮,从此结束二十余年的北漂生活。张之洞到湖北后继续编练 新军 ,加强军事建设。因为湖北居长江上流,多有 会党 人员出没,故而应该多驻兵拨款。黎元洪以此为由,向朝廷奏请将自强军中已经练成的原江南护军前营500人调往湖北,扩充为前后两营,编成湖北护军,作为湖北练兵的模范 湖北新军 的营制仿德国军制,张之洞任黎元洪为护军后营帮带,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后又以黎擅骑术,任为马队管带。在湖北护军编练取法上,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认为 日本 与中国同种、同教、同文、同俗,而且军事变革已经初见成效,所以中国想要学习欧美各国的军事制度,应该先以日本为阶梯。 ,遂从学习德国转而师法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七年(1901年),在湖北当差的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先后三次到日本留学考察军事教育和观摩 仙台 大操,内容涉及各个方面,黎元洪逐步充当了清末军事现代化风潮的地方军制改革的先锋。黎元洪每次考察回国后都写下日本军事考察报告送呈张之洞检阅,引起了张之洞的极大兴趣。学习考察后归来的黎元洪颇得张之洞赏识和倚重,被提拔为各营教练官,又兼训新兵,成为编练湖北新军的高级将官。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黎元洪得张之洞保举侯补千总,以 守备 尽先补用。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又开始推行 清末新政 ,湖北开各省风气之先,加紧施行。黎元洪奉命协助办理将 绿营 防营 结束后,又增招新兵,扩充 武备学堂 设备。在日本所学的西式教育的洗礼下,黎元洪的军事思想开始进入了湖北最高军事决策层的视野,并付诸实践。张之洞先后多次采纳他的军事改革建议:一是规定水陆各营所辖兵勇凡遇有重大过犯者,均交执法官审讯,不得擅杀;二是将 武备学堂 及防营将弃学堂合并改为武高等学堂,另设武普通中学堂。前者为张之洞军事学堂体系中的高等军事教育机构,后者为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武高等学堂程度与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相等,为武普通中学堂毕业学生升学之地 ,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三是湖北省会开办警察,从各营选拔优秀士兵进行训练后充任。因在军事实践中表现突出,黎元洪的仕途平步青云。
早年军中的黎元洪
随着湖北新军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黎元洪还兼管了六楚舰队(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等六舰)和四湖雷艇(湖鹏、湖鹊、湖鹰、湖集等四艇),实际上掌握了 长江舰队 ,把持了湖北陆军和水师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 天津水师学堂 管轮班监督、黎元洪的授业之师 萨镇冰 调任总理南北洋海军 广东水师 提督。这为师徒二人加深接触到日后提供援助搭建了很好的外部基础。次年,清政府派 袁世凯 与兵部侍郎 铁良 为阅操大臣在河南 彰德 (今 安阳 )举行秋操。湖北方面由 张彪 、黎元洪选拔人员参赛。黎元洪指挥得体,能与各省新军争胜,当场获得“军容盛强,士气锐健,步伐技艺均己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好评 。鄂军射击技术获得最优等奖励。黎元洪因此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不久,张之洞奉调入京, 赵尔巽 继而为 湖广总督 ,欲以黎元洪代 张彪 为第八镇统制。黎元洪力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黎元洪又兼任中军副将,不久即卸与张彪。 宣统 元年(1909年),黎元洪兼任武昌陆军特别学堂会办。他每逢外籍教习在校讲课时,常常列席旁听,与学生共求深造。先后听取日人教习铸方炮兵大佐及寺西步兵中佐等人讲述炮兵学及诱导计划等课程。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十五年间,黎元洪一直在湖北担任重要职务训练新军,他知兵爱兵,和新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此同时,随着湖北革命力量的渗入,他所带领的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集结了大量 共进会 文学社 等革命团体的力量。随着清末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明显,成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人双方都希望争取到的盟友。对清政府而言,黎元洪是其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清政府国家机器腹部上一支重要触手。对革命党人而言,黎元洪使他们颇具好感,争取其反正对领导起义、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具有特殊的带动作用。

黎元洪 军府都督

宣统三年(1911年)春夏,在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刺激下,湖北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保卫铁路权益的斗争风潮。时任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主张由“自办”转为举借外债,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 的政策。各界人士听说,都惧怕 利权 为外国攫取,群情汹汹,奔走呼号,力阻借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保路运动 。黎元洪身为湖北军界的领袖人物,以军界代表的身份成为湖北保路筹款组织“铁路协会”的成员。后来在公推保路会赴京请愿代表时,黎元洪虽为众望所归,但由于军界统领身份不宜出任代表而作罢。有人认为,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之先声,黎元洪之所以在起义之后被举为大都督,与此时黎元洪的举措息息相关。
宣统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势日渐紧张。南湖炮队失事给湖北当局很大震惊。 文学社 共进会 等湖北革命党人的起义领导机关不得不分散设置,采取隐蔽措施。10月2日到3日,黎元洪和 瑞徵 张彪 、铁忠等人两次召开紧急会议,策划防卫措施。因湖北省总军火库 楚望台 乃军事要害,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三十标第一营旗籍兵士替换革命党人居多的工程第八营兵士驻守,以防滋生意外。黎元洪反对。 张彪考虑到工程第八营隶属自己的第八镇部下,为防人指摘,遂认同了黎元洪的建议。10月9日, 孙武 等在 汉口 不慎引爆炸药,革命党人仓皇逃避, 武汉三镇 革命机关遭到清政府的大肆搜捕和围剿。随后,黎元洪被瑞徵委以按收缴的名册大行搜捕革命党人的任务。黎元洪害怕酿成巨变,于是向瑞微请示,请求适当地改变处理方法。瑞徵怀疑黎元洪怀有二心,严词申斥,立即派遣张彪率宪兵驰往工程营搜捕革命党。 。黎元洪认为杀了三个革命党,搜获了革命党的秘密名册,名册上很多是军中兵士,在军队中恐怕要出乱子了。
10月10日晚, 武昌起义 爆发。黎元洪坐镇协司令部一一第四十一标和三十一标同驻的左旗营房,黎元洪得知驻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辍重队纵火起事时,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意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长于一室,借以延宕时间。黎元洪将四十一标全体官佐召集到会议厅,目的是防止他们发生哗变 。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也无法控制。这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形势发展与自身将来处境息息相关。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请出一位德高望重、为国人所熟知的领导人,组建军政府。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汉口、 汉阳 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

黎元洪 南北和议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就发表了任职以来的首次演说,分析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指出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族的统治,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并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职。 武昌起义 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 张彪 率部继续驻扎 汉阳 外,还派出 冯国璋 率领的陆军、 萨镇冰 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黎元洪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 黄兴 宋教仁 田桐 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 汉口 、汉阳相继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 武汉保卫战 进行得非常惨烈。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革命形势的变化拉开了 南北议和 的序幕。10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凯嘱意曾任湖北新军管带、时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员的 刘承恩 ,先后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战事应趁清廷下罪己诏悔过的机会暂且和平了结 。对此,湖北军政府商议了权宜一时之计,即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虽居心叵测,但和平解决之意已明,遂继续边剿边抚、边打边拉来斡旋。11月10日,在黎元洪发出通电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以一军权的同日,袁世凯派出全权代表刘承恩、海军正参领 蔡廷干 携其手书到武昌都督府与革命军议和,并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认 君主立宪 ,两军立刻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湖北军政府则向袁世凯提出如果能顺从民意,则同意袁世凯的条件。不然,即使国家和人民受涂炭之祸,也不能屈从袁世凯。 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从首义之初袁世凯诱和到清帝退位这段 南北议和 期间,黎元洪主战的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的,而是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在袁世凯幕僚游说黎元洪当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议和转机,希望和平了结时,黎元洪所作复书语气恭顺。 对袁世凯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两军息战的议和条件时,黎元洪的反应温和,都可以考虑。 停战议和是袁世凯瓦解革命力量的杀手锏的目的。 12月9日,南北双方签订正式停战协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起义斗争至此告停。

黎元洪 民初政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同年1月16日, 孙武 刘成禺 等首义诸人在上海成立 民社 ,创办机关报《民声日报》,大力宣扬 卢梭 民约论 》中的民主思想,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 同盟会 争权,公开与同盟会对立, 跟临时政府分庭抗礼。黎元洪和民社的结合,双方都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民社依靠黎元洪,可以借首义领袖人物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达到干涉临时政府政治安排的目的。
黎元洪(左)与孙中山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黎元洪就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时指出:“ 袁世凯 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因为袁世凯出仕清廷而未被当选,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惋惜。如果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那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 表现出了对袁世凯的推崇之情。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他对 孙中山 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组成班子的不满。以黎元洪为首的 武汉 方面和以孙中山为首的 南京 方面在财政筹款、 国旗 式样选取、 定都 等问题的决策上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势下,南京临时政府施政有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起来显得异常的艰难。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或为争权夺利,或为挽救革命成果,因而 同室操戈 的现象时有发生。黎元洪处于武昌权力集团的中心,在政府的内务、财政、外交、秘书厅等要害部门大量启用自己的旧部,拓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进一步激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遂而引发一起起推倒黎元洪的运动。但倒黎又往往以未遂告终,由此所引发的则是黎元洪通过实行对党人的大肆镇压来“清君侧”。双方的剑拔弩张使没有掌握政权和正规军队的革命党人队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双方枪林弹雨的较量也就表现得异常血腥,“黎屠夫”之名更是因此不胫而走,广为传播。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 湖北军政府 军务部副部长 张振武 和湖北将校团团长 方维 。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血洗和镇压,也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湖北军政大权。此间,黎元洪联袁反孙的政治路线,不但加速了葬送 辛亥革命 成果的步伐,也给整个民初政治扑朔迷离、反复无常埋下了历史的祸根。

黎元洪 疏远帝制

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在国会中占半数议席之上的 国民党 议员开始分化。民国二年(1913年)8月5日,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10月6日,国会议员在袁世凯一手安排的打手要挟之下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 副总统 。随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离开武昌,入京履职,居住在有“小蓬莱”之称的的 中南海瀛台 。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 主张给资遣散议员,解散国会,以政治会议取而代国会。前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就相继解散国民党、召开“政治会议”、解散国会、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等,清除了他走向专制独裁道路的政治障碍。
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把总统权力扩大到和皇帝一样的《中华民国新约法》,替代了民国元年的《 临时约法 》,并规定“ 立法院 ”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所有参政由总统任命。6月21日,由70人组成的“ 参政院 ”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国会,黎元洪出任院长,为袁世凯向专制政权进发装点门面。此时,袁世凯依靠封建军阀武装已在全国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其帝制自为活动也随之日嚣尘上。对于袁世凯所进行的一系列帝制活动,黎元洪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他首先是请辞本兼各职,试图从帝制活动中抽身而退。黎元洪在参政院的演讲中声明,此次会议期间,决不涉及参议院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 并拒绝出席参议院会议,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并向袁提出回湖北原籍修养的要求。袁世凯担心放虎归山,对此一律不予批准。黎元洪遂将居所由碱台迁往东厂胡同。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成为 中华帝国 的皇帝。 袁世凯称帝 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册封令下达之时,黎元洪委婉地拒绝。 此时,各省 督军 巡按使 镇守使 都统 巡阅使 等纷纷以“东厂胡同黎亲王”、“武义亲王”、“黎亲王”等不同的电头致电向黎元洪表示祝贺。但黎数次拒绝了袁世凯各种变换招数的册封形式。
护国运动 发生后,以云南、贵州起兵反对帝制最为剧烈。为消除战争,稳定大局,民国五年(1916年)3月28日,在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的第六天,副总统黎元洪就邀集辞职引退的原国务卿 徐世昌 、时任参谋总长兼代理国务卿 段祺瑞 联名就滇黔息兵问题四发勘电。滇黔问题最终在黎元洪等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蔡锷 唐继尧 等人考虑到袁世凯己宣布取消帝制,遂放弃与中央的割据和战争,共建民国。民国五年(1916年)5月7日,西南四省倡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宣告:“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一职,依法由副总统黎公继位。”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去世。
以段祺瑞为首的 北洋军阀 坚持袁氏约法,主要是出于维护北洋军阀的合法地位的考虑,有利于段祺瑞独揽大权,武力统一全国;如果约法恢复,延伸而来的就是要恢复国会,这个以国民党议员居于优势地位的旧国会当然也就会成为他实行军事独裁的障碍,所以段祺瑞一再坚持不肯恢复旧约法和旧国会。革命党人和护国军政府方面坚持恢复临时约法和民二国会,实际上也是为了打破北洋系专制独裁的局面,重新使中央政府回归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民国五年(1916年)6月27日,黎元洪致电 冯国璋 商谈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指出临时约法束缚了行政的顺畅,应当速速筹措召开宪法国会开会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离不开段祺瑞的拥护和支持。段祺瑞拥护黎元洪就任也是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为维护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织责任内阁。段祺瑞由于有着强大的 北洋军 和除西南六省外的各省掌握军政实权的督军和省长的支持,对手无武装实力、仅依存于国会的黎元洪不放在眼里,继续推行自己的军阀作风。在对德参战等问题上,双方斗争和矛盾急剧升级,引发了激烈的 府院之争 ,其结果是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策划武装倒黎。民国六年(1917年)5月, 张勋 徐州 邀开督军团会议,正逢段祺瑞被免职,与会各省督军群情激愤,痛骂黎元洪和国会。张勋则乘机盘算着借驱黎之名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
民国六年(1917年)6月7日,张勋率五千 辫子军 北上,7月1日 张勋 进京,拥戴清废帝 溥仪 即位。出于对张勋势力的威胁,黎元洪不得已逃到日本公使馆进行躲避。此时,广东省长朱庆润、广西省议会、江苏督军 李纯 等纷纷电请黎元洪勿思引退,以武力斩除张勋。7月3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誓师讨伐,剑指张勋一人,余者不咎。不出十日功夫,张勋等复辟势力即遭到段祺瑞的镇压。张勋复辟使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身份回到北京,黎元洪也因段祺瑞讨逆成功而重获自由。

黎元洪 法统重光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 曹锟 吴佩孚 赶走皖系总统 徐世昌 ,徐世昌在各种利益的左右和外部武力的胁迫下,他显得孤立无援而不得不于同年6月3日辞去 大总统 职位。 总统一席又是虚位以待。 直系军阀 对此虽觊觎已久,但顾忌到西南军阀、 奉系 国民党 的反对,不好直接登上总统宝座。早些时候,原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曾通过吴佩孚的部将 王承斌 给吴佩孚献上了“ 法统重光 ”之计,即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大总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其立论根据在于黎元洪的离职和国会的解散都处在非常时期,是不得已而为之,故需补满任期,侯期满后再行重选。按照这一推理,其后“ 安福国会 ”选举的总统 徐世昌 自然也就非法,理应下台。但其用心却不在于真正的保持“ 法统 ”,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黎元洪为跳板来实现曹、吴的总统之梦。所以,徐世昌辞职当日,曹、吴就领衔会同 直系军阀 17人发表通电,表示拥黎元洪出山继任总统职位。
6月6日,黎元洪发出“ 废督裁兵 ”的與电,颇得社会同情和部分军阀的响应。9日夜到10日早间,川、湘、汉、东三省定团体发出劝驾电凡十数通, 章太炎 等名流亦来贺电,加上吴佩孚发来电报解释曹、边恫吓不要顾忌,此时黎元洪出山之心“已为之动然,尚未出诸口云,但已侧注废督裁兵一层”。 复职后,黎元洪面临三大问题需要着手解决。一是内阁问题,内定 颜惠庆 组阁;二是国会问题;三是统一问题,主要是西南和东北两部分尚未统一。同时,黎元洪虽然再次上任大总统职务,但北京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未因此停息,国会与内阁的冲突也直接反映了直系内部保、洛两派的明争暗斗,这在 罗文干 案引发的倒阁风潮上的表现最为集中。在直系各派的激烈争斗下,随后半年内,内阁又迭经 汪大燮 张绍曾 署理,黎元洪也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不能自拔。
在黎元洪的军队中,新兴的革命力量还竞相组织团体,结纳同志,组成各类组织俘鼓相应,宣传革命,有些甚至还为后来大革命团体的成立和运动起到了不可抹煞的奠基作用。有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第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倡议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会众多达四百余人,各标营均有,其会员后来成了 共进会 文学社 的基干力量。军队同盟会因刺杀湖广总督 陈夔龙 事泄而被迫解体后,第四十一标的同志利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安徽太湖秋操和光绪、慈禧先后去世的机会,重议另组团体。为“外避目标,内策自治”,改组成立 群治学社 ,佯称研究政治学说、扶植社会自治,实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旨归。群治学社集结了 刘复基 蒋翊武 詹大悲 等一批批孔武有力的革命力量,后因起义风声外泄,未及发难而停止活动。留鄂诸同志遂另起炉灶,宣统二年(1910年)再组 振武学社 ,标明宗旨联络军界同胞。第四十一标同志 杨王鹏 为社长,各标营设代表,第二十一混成协中就有第四十一标代表 廖湘芸 和第四十二标代表祝制六。 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是发动 武昌起义 两大组织之一的文学社的前驱,由此可见其发展的根据地第四十一标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此外,第二十一混成协中的第四十二标士兵 胡玉珍 张步瀛 邱文彬 、张大鹏、郑兆兰、戈承元、陈建章等,以交换学识、一石氏砺学问为名,成立益智社,潜谋革命。 第四十一标士兵杜邦俊、张融、杨永康、杨兵之、叶茂林、罗良俊等组成义谱社,运动军队,反对专制统治。 该两社嗣后也并入了文学社。
文人(知识分子)在革命化的新军中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的,黎元洪对这些人多是加一以保全,庇护部属,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保存和积累了革命力量,也使黎元洪本人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 维护共和
光绪十九年(1893年) 孙中山 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 辛亥革命 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 大总统 后,民国元年(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 胡汉民 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孙中山应 冯玉祥 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 张耀曾 、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来自《南方都市报》对学者萧致治的采访)

黎元洪 军事

湖北是当时东南各省中最早编练新军的省份。不管是外国人还是 铁良 来参观,都称赞这支部队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在整个新军中名声也很大。因而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广西、贵州都派人来湖北学习训练,这些人只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
这样一来,黎元洪的影响就不局限于湖北,而是扩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调到湖北之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湖北摸爬滚打,编练新军。除了陆军之外,因为他还学过水师,张之洞在练新军时曾组建了一个舰队,有六条以“楚”字开头的军舰,有四只以“湖”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来保卫湖北的 长江 。在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说,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黎元洪 外交

宣统三年(1911年),鉴于列强在武昌局势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黎元洪就任 湖北军政府 都督后,立即着手与西方各国的沟通,以便获得他们的承认和支持。10月17日,驻汉口英国领事葛福特代表英、法、俄、德、日等五国领事拜访黎元洪,表达他们对革命军英勇和文明态度的赞赏,并感谢军政府对侨民的保护,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严守中立。黎元洪听后高兴地说:“此次武昌起义,对于本地方之外人百姓,自当尽保护之责。但湖北军队之革命,亦属出于万不得已。……(清政府)今年又派 瑞澄 来鄂,遇事压迫,所以人民都不愿意,力谋自立,故有今日之举。既劳阁下之驾,又承各国严守中立,甚为感激”。 黎元洪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使他以及军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很快促使各国公使、领事联合会短期内正式发布了严守中立的公告,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于国困民穷,政府财政窘迫,国家内部没有合适的财源,只好求助于外债。从 南京临时政府 成立到民国元年(1912年)4月,外债收入达到1079万元,占到全国总收入的54%。
袁世凯执政时期,袁世凯以出卖国家权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帝国主义则利用“承认”中国新政府名义,大肆勒索中国。英文日本纪事报指出,“近年来,所有外交上关于中国之约章类,不顾及中国之意见是则弱之罪也”。 袁死黎继,外国政府对黎元洪政府是否能担当外交大任持有审慎态度。“至中国以外之各国政府,除非待至确定不易后,对于中政府决无遴愿给予完全援助者也”。

黎元洪 工商

  • 刘振岚、张树勇认为,黎是一个“介于封建军阀与资产阶级政客之间的人物”。
  • 王天奖、刘望龄《辛亥革命史》:如果把黎元洪从一开始就作为篡窃首义政权,蛀蚀革命果实的角色来进行描绘,是有欠公允的。然而,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事件,并不是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肯定黎元洪的上台产生了有利革命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就否定了他破坏革命所带来的危害。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是劣迹昭彰的:诸如攘夺首义政权,离间和残害革命势力,裹胁“独立”各省向袁世凯妥协,破坏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等等罪行,是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的。
  • 黎元洪自我评价道:“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
  • 辛亥革命发生,当时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采访黎元洪后说道:“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划世纪事件之一,如果没有黎元洪—他的名字早已传遍文明世界—就可能没有这场革命。历史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给予世界的一个最伟大的改革者。
  • 民国时期《日日纪事报》北京记者 丁格尔 评价:,“黎公为一良善军人,彼之品行决不为宦途腐败及不名誉事业所染污”,“彼之深得民心,不特见之于其驻节武昌之日,即当其在北京为副总统时亦未尝稍减也。外国论说家均称之为中国之爱特哇特(前英皇名)。其为人也并不在于一材一艺之表见,而豁达大度有开诚布公之概。……与其谓为强有力之人,不如谓为善人政见,虽有缺乏,固为日行事务上有能力之人也”。
  • 时人 贡少芹 评价:“谈之者,咸谓天心厌恶专制,郁极而发,人心愤疾满清,蓄之已久,故假黄破之手,造成共和,且以其政治胆魄智识,在在俱臻优美,始得成此非常功业……低之者,谓其为人,庸常无特异之点,此次变帝制而为民主,彼实因人成事,适满族气数告终,彼会逢其巧,得所凭藉,遂成斯志”。但他认为这种评价“是皆皮相之论,而非破的之言”,“黄破一生,别无他异,惟此庸言庸德四字,行之终身无懈而己……黄破长处,即在于沉毅以接物,镇静以应变耳”。
  • 袁世凯 评价:①“公本首义,凯受其成”。 ②“创造民国,推翻清室,功在国家”。
  • 黄兴 致电黎元洪:“共和肇造,公为首功。兴以菲材,谬蒙褒许,实所感愧。此后在野,仍当尽力民国,以副雅怀”。
  • 严复 评价黎元洪说:“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 武昌起义首领之一 熊秉坤 :“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
  • 当时一位参加首义的革命党人追忆道:“平心而论,各省闻风响应,黎之被迫参加革命也有一点推动作用”。
  • 民国五年(1916年)6月,日本通过报刊媒体歪曲其军事经济上侵略中国的行径,抬高对黎元洪的评价,期望得到黎的支持。“黎公元洪不若袁公有垄断政治上权力之野心,对于中国将来有一种透辟之见。公以中国将来非得日本援助,不可披沥恃我之至情。苟以我日本三十年来努力于中国者,公平观之,日本实以诚意扶助中国者也,中国有凡人能知之,惟黎公对之独具只眼,黎公若不容杂近之言,不失其精神,则中国之保全不难也”。
  • 安徽省长 许世英 致函:“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以元首守正被放,至不得己而养病于他邦,此英所以于恭送行族后,感慨之怀,每萦萦而不能止”。
  • 东北军首领 张学良 评价黎元洪:“缔构新邦,功垂宇内”。
  • 章太炎赞誉黎元洪为“功比孙黄”,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并在黎元洪病死后不久为之作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 谯周 从此是元勋。”
  • 外国媒体称赞:“黎总统天性温和,毫无傲容,纯然以共和主义谈论时事,其亲善之态殊足钦佩也”。
  • 著名史学家 章开沅 先生指出:①“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的`反清情结”。②“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瞒姗,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
  • 《黎元洪年谱资料》作者薛民见评价:“黎元洪乃近代拥护旧民主主义革命人物之一……有别于袁世凯、徐'世昌、段棋瑞、冯国璋辈者,其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意识较多,而封建主义色彩不若袁等之浓耳”。
    • 蔡锷 :正倚济时唐郭李,竟叹无命汉关张。
    • 挽蔡锷、黄兴:上寿 伏生 传绝学,通经高密擅名家。贺 康有为 六十寿,成功却只身萧散;大勇哪知世险夷。
    • 黄兴 :司马笔精堪接轨; 公羊 学统在传经。
    • 徐达明 :为国事尽瘁十年,功在凌烟君不朽;痛楚才又弱一个,怆生袍泽我犹悲。
    • 王闿运 燕市悲歌 怀壮士; 山阳闻笛 叹嵇生。
    • 汤觉顿 :当日风云随叱咤;至今草木识威名。题扬州 徐园 。奥旨遐尔,道根永固;辞机旷远,名翼长飞。
    • 黄宗仰 江汉 启元戎,仗公同定共和局;乾坤试四顾,旷世谁为建设才。
    • 孙中山 :以时势论英雄,即今还我河山,鼓声不死;为国民谋幸福,做个后来榜样,剑气犹生。
    • 吴禄贞 :为国家保卫治安,功首罪魁,评议质诸后世;惟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
    • 张振武 :仕隐系兴亡,居然 成邑 成都,代养万民光上国;安危存语默,堪叹先知先觉,未完七策奠新邦。
    • 张謇 :急难忆良朋,伤心 鸿雁 分行,风雨曾无相并影;解悬辜大愿,回首龙蛇起陆,乡关犹有未招魂。
    • 汤化龙 :下游建国,多士同袍,屈指已经年,半壁江淮资保障;大将横尸,元凶漏网,伤心唯一哭,全军缟素动哀思。
    • 徐宝山 :书生当艰危震撼之冲,以舍身成名,一死于君国无憾;国人当共和回复而后,为哲人致祭,九京被涕倘归来。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7日, 武昌起义 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 咨议局 (即今阅马元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上以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有的人持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 王安澜 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 马荣 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 湖北军政府 都督的席位。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的事实。
    萧致治 说:“床下都督”并不是真的,当时黎元洪并没有躲在床下,黎元洪当时是躲在帐子后面,并不是后来说的是革命党人从床下把他拉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当时杀了革命党人,是与革命为敌的,但之后随着形势转变,他也被动地参加了革命。毕竟他没有主动组织军队镇压革命党人,他只是躲起来了。

    黎元洪 子女

    长女 黎绍芬 ,生于1901年6月16日。1923年毕业于 南开大学 ,赴美国就读于 哥伦比亚大学 。1949年后加入 民革 。“ 文化大革命 ”期间,黎绍芬成为被揪斗的对象,身心遭受到重创。1966年12月9日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育有一子一女。
    长子 黎绍基 ,字重光,生于1903年7月。1920年赴日本就读于日本贵族学院。1923年,从日本归国,就读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1925年5月30日,黎绍基参加了南开大学“ 五卅惨案 ”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1983年1月31日在上海病逝。育有三子一女,均在国外。
    次女 黎绍芳 ,生于1906年12月29日。1914年与袁世凯第九子 袁克玖 订婚。在抗战胜利前夕抑郁而终,未生育儿女。
    次子 黎绍业 ,字仲修,生于1911年7月29日。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民革委员、 天津市文史馆 馆员。育有二子二女。1996年2月9日,黎绍业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黎元洪 人物故居

    • 黄陂故居
    黎元洪故居,位于 大悟县 彭店乡黎河村黎家河(原属黄陂)。黎元洪故居纪念馆及其设施的规划设计已经形成,故居建设主要通过社会资金、捐资进行,总投资300万元,占地面积4亩,主景区内将建成孝义学堂区、文物陈列展览区、陵墓瞻仰区和游客接待中心区。 北京黎元洪宅
    黎元洪宅在北京市东城区 王府井大街 27号,原大门开在东厂胡同。此处是明代的 东厂 。清代时, 两广总督 瑞麟 直隶总督 荣禄 先后住过这里。民国初期,此宅又归黎元洪所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黎元洪再度出任总统,仍回东厂居住。1949年后,此地为考古研究所,仍保存部分花园及古建筑。在其围墙的东北角,还曾有一刻着“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
    整座黎宅变化最大的阶段是在1977年和1978年,黎宅的家庙与住宅部分在这两年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新盖的9层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办公楼,北面还留下了一幢原黎宅的小平房,共三间,是世界史研究所办公室。
    • 天津故居
    其一,在英租界盛茂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19号)是黎元洪民国元年(1912年)与民国七年(1918年)先后以黎大德堂名义购自英租界工部局,黎氏在买进这些土地后,委托一个外国建筑师,先后建成东楼、中楼、西楼、戏楼与花园等,共建房171间,建筑面积8516.5平方米。
    其二,在德租界威廉路(今河西区解放南路256号),是黎元洪民国六年(1917年)以宋卿府君名义购置的一块3.72市亩房产,经拆除后修建成一所 花园住宅 ,共有房44间,建筑面积1878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层洋楼,院内有喷水池、 方亭 、石雕仙人像等,黎氏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即死于这寓所。以上两所住宅几经拆改建,原建筑不复存在。
    黎元洪墓 位于武汉市 华中师范大学 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黎元洪子奉其灵柩回武昌,并择定武昌 卓刀泉 土公山为墓地。当时国民政府认为黎元洪“首举义旗、创造民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再次下令举行国葬。不久举行国葬。 黎元洪墓原址在湖北林业勘察设计院,“文革”期间被毁,后无人修复。1981年,市政府拨专款在原址附近重修黎元洪墓。1991年,在墓后复建了当年 章炳麟 撰文的“大总统黎公碑”。
    黎元洪墓已经成为武汉当地辛亥革命的纪念胜地之一,每天的游人络绎不绝。到访华中师范大学的各界人士,大多到黎元洪墓参观。黎元洪墓已经成为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必游之所。1988年列为武汉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dwin J Dingle.China revolution:1911—1912:a historical and politlcal record of the civil war,London:T.Fisher.Unwin,Ltd.1912,P24。 《论中国新大总统(译八月九日伦敦捷报)》,《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十一),第 1054一1056页。 贡少芹 .《黎黄陂轶事》 :上海国华书局 ,1922年增订版 :第1一2页 袁世凯:《大总统覆电》。 黄兴 .《致副总统·黄留守书犊》(卷下) :新中国图书局 ,1912 :第19页 熊秉坤 .《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回忆辛亥革命》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第212页 温楚珩 .《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9 : 第62页 《黎公独具只眼(译六月十八日东京万朝报)》,《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十一),第132页。 1923年12月6日,许世英致黎元洪信,天津博物馆馆藏。 《张学良为哀悼黎元洪致黎绍基函》,《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十),第1280页。 杨大辛 .《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第46页 章开沅:《“平其情”,“思其反”,“存公正”》,裴高才:《首义都督黎元洪·序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薛民见 .《黎元洪年谱资料》前言 :国家图书馆藏 ,第1一2页 刘振岚、张树勇 .《傀儡总统黎元洪》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第341页 《民国趣史·宋哀录》 .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7-03-31]
  • “黎元洪故居纪念馆”在大悟县开建 .长江网 [引用日期2017-06-30]
  • 黎元洪75年前风光大葬 原墓址已成学生公寓 .中新网 [引用日期2017-10-26]
  • 王天奖,刘望龄主编. 辛亥革命史 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第64页. 大悟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 大悟名人 .大悟县人民政府 [引用日期202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