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决定了我一生的奋斗方向

张： 您是北洋大学改名前最后一届毕业生，北洋大学优良的校风，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先驱和国之栋梁，对您影响也非常大，您说“永志不忘”。请谈谈良好校风对您的终生影响。

邢： 我是一个农村的穷孩子，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深受被奴役和被欺压之苦，在一些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梦想长大以后，以居里夫人为榜样，开一个像拜尔那样的制药厂，为劳苦人民造福。1947年我19岁，考入了北洋大学化工系，园了我上大学、学化工的梦。

当时的大学，学校内部，存在着不同党派、不同团体、不同主张、不同观点的各种活动。不同学生团体，可以通过学生会、文艺活动、壁报等不同形式，宣扬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学术问题不受政治干涉，允许有识之士发表独到见解，可以勇于质疑、挑战权威，学校内可以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就有比较，有思考、有鉴别、有选择。因此，大学一直是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这是建校元勋们苦心学习、引进的心血凝聚；是马寅初、孙越崎、王宠惠、王宠佑、张太雷、张含英等学者、大师、先烈成长的土壤；是现代大学的灵魂；也是我们这一代学子，得以识别、觉醒、趋向革命的环境；我深感崇敬，永志不忘的。

北洋大学的优良学风之一就是严谨治学，严格要求。名师出高徒，首先是严格聘任教师。聘请国内外教师，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一直到解放后，还在坚持考教授。李书田任院长时，还坚持考教授，引起一些教师的不满，但弘扬了学校传统的严格之风。其次是严格录取学生，北洋大学从建校时起,就坚持按考生的实际水平确定录取名额。所以各班人数参差不齐，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人、八人，宁缺毋滥，不追求数量，这条原则一直坚持到解放后。学生入学后，考核也是极为严格的。学校规定一门课不及格留级，三门课不及格退学。有些课程是很难及格的，如张国藩教授讲的物理学，一般只有少数人及格，学生淘汰率很高。1929年全校考取120人，毕业时还有70人，淘汰率40%。1947年数学、物理系44人，毕业时仅剩了3人。

其次是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学校对学生高度负责，不是一般化的培养教育，而是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学生入学先学基础课，然后学校查看每个学生学习成绩、素质、喜好、特长，确定学生以后学习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并采取相应的培养方式，从选择专业、课程，以至以后到哪里出国进修，都能细致安排，因此能够培养出一批批的拔尖人才。

俭朴苦读，反对浮奢，人人以俭朴苦读为荣，以追求浮奢为耻。校园里只有蓝布长衫，没有西装革履。不但平时能够刻苦读书，周末也很少有人进城闲逛。

母校的优良传统、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同学们的真诚帮助。这一切构成了一座革命熔炉，我这样贫苦的农村孩子，才能入团、入党、沿着老前辈们开创的革命道路前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

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的邢汝霖

张： 天津解放，你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您放弃了当科学家的梦想，转而投身石油工业，参加国防建设。能给我分享一下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邢： 解放也给我带来了新生，长期压抑的热情一下都迸发出来。我从一个性格孤僻，对人冷漠，只会读书，不联系人，不爱说话的孩子，突然活跃起来，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参加全班的“生产大合唱”，参加学校话剧团，演出“思想问题”话剧。虽然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对我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些活动，对我以后能够融入群体起了重要的作用。

7月的暑假，我参加了在南开大学举办的暑期学园，又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等。1950年2月学期结束以后，又参加了团员学习班，学习了《党史》《团的知识》等，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思想认识又前进了一步。1950年3月8日我被批准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先后被选为班的支委、支书。1950年8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加强国防建设，教育部要从我们班抽调二人去大连海军学校当助教。消息公布后，因没有思想准备，同学们没有响应的意向。我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大家都默不作声。我想到自己是青年团员，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早已把自己献给了人民。考验的时候到了，难道会经不起这次考验吗？因此，我决定去大连，参加海军建设，第二天就去报了名，但组织选择了他人。同年12月，党号召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全校1000多人，有500多人报了名，这次，我没有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就愉快地报了名，但只批准了一二年级的39人，我们四年级学生都没有去。在这两次参军报名活动的启示下，我决定放弃当科学家、学居里夫人、办药厂的不切实际的梦想，考虑投身石油工业，以加强国防建设。

一路高歌到玉门

张： 毕业前夕您毫不犹疑地在第一分配志愿中填报了玉门油田，为何选择到荒凉苦寒的玉门油田而没有留在北京？

邢： 1951年1月14日，西北石油管理局康世恩局长来校作“中国石油工业”的报告，这是革命老干部第一次登上我们学校的讲堂。康局长衣着朴素，穿着一双布鞋，语言精练、生动、恳切、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到西北地区石油工业是我国唯一的石油基地，但技术落后，技干缺乏，发展极为困难。希望北洋的毕业生，勇于投身祖国的石油建设。这次报告，给我很大鼓舞，我更坚定了干石油的决心。

1月25至2月5日，我负责押车运送学校展览品，到北京石油总局展出。之后，又和全校志愿干石油的毕业班同学，一起去总局学习了10天，听总局的很多老专家、老前辈讲课，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建立了与石油工业的感情。

1951年7月我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以“思想进步、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的评语结束了大学生活。离校前毫不犹疑地填报了分配志愿：玉门、乌苏、大连。

北洋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

8月2日发布了分配名单。我和清华、北洋、津沽、冀工、南开五校的毕业生共20人分配到燃料工业部。负责分配的干部谈芸书说，可能分配我去跟苏联专家学习，解决电厂的水处理问题。我多次向她反映，希望去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建设大西北的愿望。最后决定北洋只我一个人去玉门。同行的还有北大、清华、冀工的毕业生共8人，推我为队长。

我遥别了父母兄弟姐妹和生我养我的地方，不顾母亲的眼泪，怀着既兴奋又有点悲壮的心情，走上了新的征途。我们的队伍首先坐火车到了西安，领导照顾我们，买了卧铺票。到了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石油总局接待了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随后，去玉门的学生除我们这一拨外，增加了西工大的同学，大家分乘几辆大卡车继续西行。路经嘉峪关，我们下车瞻仰了这座古关，人们常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我们当时没有这种悲凉的感觉，想到的是，出了嘉峪关，要把沙漠变良田！又上车后，已距离玉门不远了，汽车向前飞奔，我们向往的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就要到了，大家精神振奋，热情高涨，不禁都高声唱起了我们在路上自编的红旗歌。远远看到玉门的建筑，从模糊到清晰，大家高喊：“玉门到了！玉门到了！”

汗水洒向油基地  魂牵梦绕玉门城

张： 当年您满怀豪情参加了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的建设，石油基地的情况怎么样？您从专业技术人员，后来转行做了宣传教育工作，思想能转变得过来吗？

邢： 我于1951年9月8日和北大、清华、西北工学院毕业同学一起，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到玉门油矿。我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分配来的大学生，受到非常热情周到的接待。9月11日我被分配到炼油厂实习，虽然是生活在沙漠和戈壁包围的孤城里，海拔高、气压低，走起路来气喘吁吁，生活供应也差，但我多年的梦想实现了，这些客观上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以高昂的激情，投入了炼油厂的实习。炼塔高耸入云，过去我很少爬过高，这时也能鼓起勇气，和同学们一样，爬到几十米高迎风摇摆的塔顶上。上班时和师傅们认真学习操作规程，认真熟悉各个车间的生产流程，虽然身体疲惫，但精神上却无比振奋，这是我一段非常高兴的日子。也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不少好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和《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不断充实着自己。

玉门油矿大门—检查站来矿实习的大学师生

在兴高采烈地为能发挥专业特长，一心想着今后如何在炼油事业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当儿，1952年2月，接到矿务局人事处的通知，决定调我去人事处干部科工作。这一决定对我来说，真是当头一棒，怎么办？只有服从，随后就分配到人事处干部科，成了一名技术教育工作员。同来的还有一起来矿的清华毕业生赵宗鼐，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1952年9月25日经赵宗鼐同志介绍，我入了党，作为一名党员，我更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任何需要。我脱离了技术工作岗位，放弃了办药厂的梦想，成了一名宣传、教育工作者。

张： 您先后当了技术教育工作员、技术教育科长、技工学校校长、党委宣传部长，做了宣传和教育相关的工作，成效显著。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 我们办起了各种文化班，给油矿局、处级领导补学文化，我自愿参加讲课。还开办了局级扫盲班，抽调工人中先进人物、劳动模范脱产学习，一批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生产骨干，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

我负责接待和管理来矿实习及工作的大学师生。最先遇到的是北洋大学改名天津大学后第一届毕业生，也就是我的师弟们，有李天相、赵国珍等同学，他们在矿上解剖、研究了苏联引进的乌兹特姆钻机，写了研究报告，成为以后重要的钻机教材。

我们开办了俄语速成班，主要是为了迎接苏联和罗马尼亚专家来矿。我也自学俄语，参加了辅导工作，大批技术干部很快掌握了俄语的阅读能力，及时适应了苏联专家来矿工作的需要。

新中国极度缺油，石油管理总局给油矿下命令，要求玉门油矿出人才、出经验，发挥石油基地的作用。而油矿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很少，油矿领导认为必须从内部培养入手，解决人才紧缺问题，任务落到了我们肩上。1958年以后开展了群众性的大办教育，到1960年建起了遍布基层单位的各类学校100多所，职工入学率达到90%以上，文盲从解放初的73.4%下降到5%以下。

张： 因为玉门石油管理局的业余教育工作成就十分显著，1960年被选为甘肃省和全国的教育先进单位，您代表获奖单位参加了甘肃省和全国的文教群英会，请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盛况。

邢： 1960年6月1日，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盛大的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下午，当我和甘肃代表团的同志们一起进入庄严、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三点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步上主席台，亲切地向代表们招手。我呆呆地望着主席台，心里百感交集。一个过去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穷孩子，能够坐在那样的大厅里，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开会，这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要不是党的培养、教育，哪有这一天。

6月5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晚上我和大会代表一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举行的宴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讲了话，各省代表也分别上台答谢，我的心情一直很激动，竟记不得当时吃了些什么。

大会结束之后，遵照会议和省委宣传部的安排，我带领专区代表，先后去地区以及各县市传达大会精神。1963年7月18日，党委组织部长通知我，石油部领导决定调我去西南石油学院任教务处长，当时觉得很突然，感到舍不得，只能坚决服从。在玉门的13年，虽然条件艰苦，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离开玉门几十年后，还经常梦中回到玉门，又回到了中坪的办公楼、文化宫……

1963年8月我和爱人戴锦綈抱着一岁的二女儿，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奔赴西南的新征途。

重整行装赴西南

张： 初到学校情况怎么样？

邢： 我是1963年8月底到校的，带着在玉门油矿13年一帆风顺的豪情，怀着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幸福，以及面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而来的。当时全国正在贯彻经济上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高教战线的《高教六十条》，以求在各条战线走上正轨。石油部撤销了新疆、兰州、玉门、中南等一批大跃进中成立的石油学院，保留并加强包括四川在内的四所石油学院，改由石油部直接领导，并决定从油田抽调一批党政干部来充实这些学院。

我一到学校就赶上新学期开学，作为新来的教务处副处长，要立即负责组织全校的教学工作。

张： 面对成立5年的新学院以及新环境，作为新任教务处长，您是如何开展教学工作的？

邢： 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我到学院以后，首先对全校学生的数学、物理水平进行统考摸底。1963年暑假后的新学期，大约10月中旬，对全校19个专业1656名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物理统考，全校考试成绩总平均52.7分，90-100分的25人占0.015%；40分以下的497人占30%。这样的学习成绩，全校师生清醒地看到了教学问题的严重性。

其次在数学、物理全院统考的基础上，组织学院多次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总结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各教研室、各门课程自选题目写出书面总结，全院进行交流。经过反复分析研究，找到了造成教学水平不高的原因，提出了具体的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那时候要贯彻落实“少而精、学到手”的方针，于是组织各教研室、各门课程编写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提纲，作为规范教学的依据。逐个教研室研究每门课程、每项试验项目应有的仪器设备，据以编制填平补齐，仪器购置和实验室建设计划，限期完成，效果较好。

安排大批教师，包括武国英、罗平亚、杨坤鹏、马光明、管文虎等20余人，分别去北京石油学院、成都工学院、重庆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大、重大、川大、西安交大等校进修，这批教师日后成为学院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逐步恢复教学秩序 全力培育工农兵学员

张： 文革中期，您临乱受命，负责恢复整顿教学秩序，您曾说“重整教学秩序的这副担子，是极其复杂、艰巨、沉重的，但必须勇敢面对，不负重托”。请您讲讲当时恢复教学秩序的艰 辛。

邢： 文化大革命迅速波及到了学校。学院原有领导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当时行使领导职权的是由驻院军代表组成的革委会。全院师生去贵州军垦农场劳动一年以后，陆续撤回学院。1971年12月15日，为适应工作需要，学院革委会成立办事机构，成立教育训练部，由我负责，刘全有、李香为科长，工作人员有谭经纬、杨远聪、陈显宦、江孔殷、涂克明、朱永明、韩公权等7人。这是临乱受命，我挑起了收拾摊子的艰巨任务。

首先是关心、挽留要求调走的老教师，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帮助解决存在的诸如分居等具体困难，稳定了教师队伍，老师们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抓住时机，开展教学练兵。充分利用学生尚未到校，教师还没有教学任务的难得时机，以及教师们急需提高教学业务的需求，先后派出教师去兄弟院校学习教育经验，特别是如何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及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经验。派出134位教师，包括基础课教师，按专业去油田调查研究，跟班劳动，熟悉生产业务，编写教材和参加科研半年。派出教师参加石油系统各种专业会议，了解专业动态，学习最新技术，如参加了钻头技术、泥浆、深井固井会议等。努力争取为油田开办多种短期培训班，如酸化压裂、制图等培训班，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相长，起到新生入学前的教学练兵作用。

这一切，为以后的教学、科研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校顺利地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编出了一批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教材，如黄汉仁和杨坤鹏老师合编的《泥浆工艺原理》以及其他教师编的《渗流力学》《油矿地质》《区域地质》《钻井地质基础》《热工热机》等，都成了以后石油院校的通用教材。罗平亚等教师，针对“女基井”钻井泥浆的实际需要，进行了“磺化褐煤泥浆”的研究，在石油行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教师们特别是基础课教师，去油田劳动实践，基础理论与专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不仅基础理论教学中反映了石油特色，而且培育了一系列教师开展科研的增长点，形成了学院的特色，科研一直走在了各石油高校的前列。

张： 文革中后期，学校恢复招生，沉寂多年的校园出现生气。重新走上讲台的教师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因材施教，工农兵学员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请您讲一讲为推动教育教学工作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邢： 1972年1月，四川省召开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学校招生240人。招生打破了文革前考试入学的常规，采取了推荐入学的新办法，凡有2-3年实践经验，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工农兵，可由有关部门推荐上大学。5月初，第一批工农兵学员210人入学，大部分学员达不到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一些藏族学员，基本上是汉语文盲，要从基本语言教起。针对学员实际情况，教师因材施教，对学员进行了半年的文化补课。老师们常常利用晚上或者节假日的时间，专门给一些基础差、底子薄的工农兵学员进行数学、语文、外语课程补习，专业课教师利用毕业实践，开展教学活动，这样保证了教学效果。

抓紧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文化课补习的同时，积极开展为正规教学做准备的工作。在随后的几级新生入学后，为克服过去关门办学，教学脱离生产实际的缺陷，我们努力创造条件，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学生去部队学军。因为文革中学生的表现，生产单位不欢迎学生去实习，我便亲自去江汉石油管理局，为师生联系生产实习。师生们自带床铺、行李，组成教育革命小分队，分头去有关厂矿实习，仅1975年上半年，6个分队、530名学员、120名教职工，先后去了23个厂矿，参加了71个生产科研任务。

开门办学中，教师们边干边教，学生们边干边学，在生产现场学到了许多实践知识，对学好专业课程有了很大帮助，也增强了实际操作能力，师生们得到了实际锻炼。

1973年之后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吸取了72级的教训，基本上是从文革前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力的知青中考取的，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实际的磨练，有学习的主动性。他们中不少人在以后的教学、科研和各项事业中做出了显著成绩。

学校还成立了教育革命办公室，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成立了“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小组，并按学习程度划分了快慢班，这样调动起了学员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保证了学习效果，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此外，我们还成立了印刷厂，给教材科充实了印刷设备。并派人外出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光敏树脂制版技术，解决了自用教材的铅印任务，满足了本校的教学需要，所印的《钻井工人读本》、《地质读本》等教材，还被各油田广泛采用。

1980年8月学院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我。经常组织讨论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向学校提供意见和建议，对促进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很有帮助。

高考恢复 学校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

张：19 78年学校迎来科学和教育的春天，经过正规考试的两批大学生和首届研究生先后走进校园，学校出现了教师乐业、学生乐学的局面。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邢： 1977年中断了近十年的高考恢复，1978年春季77级学生入学，学院录取了石油地质、石油钻井、石油开采、矿场机械专业441名新生。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师资班，1982年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完成学业走向了工作岗位，受到用人单位欢迎，成为各单位的生产骨干。

学院也同时招收了首批研究生，煤田油气地质与勘探、油气田开发工程、石油天然气机械工程三个专业招生13人。导师是培养研究生的关键，按国务院学位办规定，导师资格必须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可当时，学院符合导师条件的教师较少，如地质系只有一个副教授。研究生规模逐步增加以后，就面临着导师紧缺的问题。学院创造性地实行了副导师制度，把具备指导研究生能力的讲师聘为副导师，既解决了导师紧缺问题，又培养了年轻教师，还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出现了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局面。

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您积极争取资金、购置设备，改善了学校的科研环境和条件，学院科研工作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学校的六项科研成果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请您讲讲当时的科研情况。

邢： 校内的科研、实验基地的建设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充实大型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以学校和个人名义，给石油部打报告，给部长们写信，呼吁争取部领导给予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学校由四川石油局领导的有利条件，争取从四川局无偿调给大型设备。经过反复努力，克服了种种阻力，终于争取到一套当时价值十八万元的钻头试验架设备，成为学校以后开展钻头研究的重要基地。同时调来的还有从苏联进口的大型试验设备，如发射光谱仪等，这些都大大改善了实验条件。

为了加强校内生产实习工厂建设，经我们努力争取，学校实习工厂承担了四川石油局的地震小钻机批量生产任务和石油部旋转黏度计的批量生产任务。

我们不断地向石油部反映，请求多给学校解决些资金和设备，1978年4月石油部批准学院购置了一台130计算机，并于1980年7月,一次批准给予100万美元外汇，学校购置了国外仪器设备，学校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

由于有了以上的基础，1980年7月25日，石油部批准学院建立钻头、泥浆、碳酸盐岩、油田开发、钻井等五个部级研究室，学院科研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1980年3月，我担任了学院的一些党政领导工作，这种情形下，深深感到要把工作干好，必须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水平，调动全校师生搞好工作、搞好教学的积极性。

张： 教学任务落实不下去，您自告奋勇承担；为了开展好工作，知天命之年的您带头认真学习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请讲一讲您这么做的动因和效果。

邢： 经过石油部批准，学院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但教学任务落实不下去，怎么办？我自告奋勇，于1980年9月5日，带头承担了研究生班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任务，带动了教学任务的落实。

为了引导教师们学习计算机，我努力学习BASIC语言，编了教材，于1979年2月15日办起了第一期计算机学习班，林平一、唐俊才、张本奎、肖芳淳、侯季康、李晓群、陶爱珍等30多人参加学习，学习内容虽是很初步的，但这是一个开端，为进一步学习应用计算机，起了引路的作用。

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党委批准我的建议，举办10天一期的党员干部轮训班。为完成任务，必须带头认真学习。

为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各级职责、权力，建立制度，解决指挥不灵、人浮于事、效率不高的问题，学院成立了经济管理教研室，由我负责。我首先学习了管理理论和先进管理经验，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领导和管理的规章制度。

全校师生一起努力，学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石油部领导和主管部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82年4月闵豫副部长来校说，1980年就听说西南石油学院办得好，来校一看，果然不错。西南在教学、科研、生产的结合上抓得很有特色，学校领导能接受新事物；同来的干部部负责人也说，油田特别是西部油田愿意要西南的学生，学生政治素质较好，肯吃苦。1983年2月赵宗鼐副部长讲，希望西南改革走在前面，拿出经验来，部党组在等待好消息！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期待。

告别西南 迈向新征程

张： 您在西南的疾风暴雨中奋勇拼搏20年，1983年服从工作需要调到西安石油学院担任院长一职。20载朝夕相处，一旦离别无限感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景。

邢： 1983年3月，石油部、四川省委派干部来学校研究调整领导班子，当时没想到会调整我，7月14日石油部通知我9月1日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还没想到我会调动。党校开学后，石油部通知我，经几位部长研究，决定调我去西安石油学院任院长。面对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浮想联翩，从1963年我满怀豪情地来到西南石油学院，正好20年。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学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本以为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了，哪知又要调到一个更加艰苦、复杂的单位去。想到这些，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个洒过血汗的地方，以及生死与共的同志们。但想到新单位的需要和领导的信任，我从大局出发，又一次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需要，安下心来学习，并把全部精力用到学习上。在中央党校这个极其优越的学习环境里，在半年学习期间，不仅充实了政治理论，还和名师学习了气功，休整了身体，以88分的成绩完成了学习任务。

1984年1月25日，学成返校，27日就办起了气功班，传授我的“学习心得”，罗戊寅、赵国珍、曹开胜等成了我的“高徒”。

在西南工作20多年，是非常难忘的。学院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我做了一些努力。2月15日我离开南充，全校处以上干部来家欢送，热烈的场面，终生不忘。在送别会上，刘全有同志赠诗一首：“果城送别依依情，校舍清清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北上长安思故人”，充分反映了离别的依恋之情。我牢记着20年来给我考验和锻炼西南石油学院，想念着20年来共同战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同志们！

全家人离开母校时合影（ 邢汝霖夫妇育有两女两子，两个儿子均在西南石油学院出生。 上图左一、下图左二为邢汝霖长子 邢继 ，中学毕业于南充高中，大学毕业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现任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华龙一号”总设计师。他们没有在西南石油学院上过学，但把西南石油学院亲切地称为母校，足见他们对学校的感情之深）

邢汝霖的四个子女

【人物简介】 邢汝霖， 195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化工系，1951-1963年国家分配到玉门油矿任实习员、教育员、教育科长、工人技校校长、人事处副处长、油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63-1984年任西南石油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副教授；1984-1993年任西安石油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教授，陕西省老教育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87-1999年任石油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著有《石油企事业领导学基础》《石油高校的改革和队伍建设》等。

（本稿已经邢汝霖教授审阅并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