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时代，这些美好的梦都一概幻灭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但当时的主要任务还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工业化扫清道路。只是到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获得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52 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中国实现工业化,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可能走靠压榨本国人民和掠夺海外殖民地获得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旧中国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独立以后的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主要依靠内部积累，使国家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全部工业的主要基础,才能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真正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因此，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至于建设国家工业化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则需要根据中国实际和历史条件作出选择。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有几种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十七八世纪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发展轻工业起步,待积累了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这种工业化模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日本，在继承早期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由政府投资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由民间投资发展轻工业，政府与民间并重，很快成为后起工业化国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捍卫国家安全，在沙俄时代军事工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在短期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欧洲第一强国，并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尽管在工业化过程中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但苏联实现工业化的高速度和建设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尤其对处于落后状态但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着更切近的示范作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财经部门在讨论战后国家重建问题时，就有不少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先图强，后致富”，以防外敌入侵使国内经济建设毁于一旦。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考虑国家工业化战略问题。基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资金匮乏等情况，曾设想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供给工业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和积累资金，同时把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然而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力量悬殊的较量，凸显了工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落后给稳定战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强烈对比，使得加快实现中国工业化、国防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更为紧迫。从国际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都面临着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能不能迎头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发展速度问题在各国工业化战略中至关紧要。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尽快建立重工业基础，以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外敌的侵略威胁。一方面，有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可资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基础,有很大的后备力量，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可发挥相当的增产潜力。同时，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农业生产的经验表明，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在农业合作化后，各种增产措施更容易见效。因此，国家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是有客观可能的。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经过权衡利弊，中共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有个言简意赅的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时作过这样的说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主要基于中国工业的基础极其薄弱。以总产量比较，中国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1949 年中国的工业产品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与亚洲新兴独立国家印度相比，也多有不及。在1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印度有8种均高于中国，钢与生铁的产量甚至高出5-7倍；同为人口大国，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旧中国工业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工业内部手工业产值比重较高,企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很多企业采用手工方法进行生产。主要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工业所占比重很低，1949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7.3%。我国工业的区域分布极不合理，有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狭长地带，在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现代工业。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

尽管1952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中国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的农业十分落后，耕种收割基本靠人力、畜力，收成年景主要取决于气候好坏，农业增产需要大量提供农业机械和技术装备。我国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都需要发展和扩建。然而，主要通过内部积累能够使用于经济建设的财力十分有限。1950年至1953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600多亿元，如果平均使用，试图百废俱兴，必然一事无成。而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就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制造机车车辆、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另外，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必须扩大轻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许多轻工业生产设备利用率很低，原因就是是既缺少来自农业的原材料，又缺少来自重工业的机器设备与现代技术装备。同时，我国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威胁之中，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迅速发展现代国防工业。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关于我国缺乏大机器制造业和现代技术装备的状况，毛泽东讲了一段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段话及其所反映的现实令几代中国人刻骨铭心，由此凝聚起全国上下奋发图强、奋起直追的精神力量。鉴于我国建设工业化的起点相对很低，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速度问题，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后来的实践表明,尽管这个时间表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对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还是过于短促了。用十几年的努力，只能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当然，这个基础对在中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最为紧迫、必要的。

在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存在着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有利的方面看，新中国建立了一个集中统一、比较高效的中央政府，并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社会经济环境比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国际方面，尽管西方的封锁禁运造成许多困难，但有苏联对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提供全面的经济技术援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困难的方面是，第一，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劳动生产率很低，势必影响工业的持续、稳步发展；第二，因为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一年的收成要到秋收时节才能明了，所以当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符合生产发展的实际状况；第三，我国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高达90%，工业建设所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短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很低，这种状况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第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口的庞大与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的矛盾，使积累与消费的紧张关系难以缓解。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长期起着制约作用。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更多。而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蒋介石国民党20多年统治的榨取，直至撤退台湾时还带走国库里大量黄金储备和几乎全部外汇以及其他重要资财，留下一副千疮百孔的经济烂摊子，使新中国能用作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微乎其微，大规模经济建设严重短缺的就是资金。苏联是帮助中国的，同意以优惠条件提供总共1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但这部分贷款仅占我国工业基本建设计划投资的3%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要来源于农业。

我国工业化的战略是以重工业为重点，而建设重工业不仅需要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而且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客观现实要求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全体人民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分析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

总之，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是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负，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最高利益。党和人民政府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亲密团结、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奋斗。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