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大奇案
第一次妖书案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
吕坤
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
陈矩
(后来执掌
东厂
,参与审理第二次“
妖书案
”)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
郑贵妃
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东汉
明德皇后
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
序文
。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
郑国泰
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不幸的是逐渐有人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
刑部侍郎
的
吕坤
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
明神宗
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
给事中
戴士衡
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
郑贵妃
。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
马皇后
,马后由贵人进
中宫
,
吕坤
此意其实是想讨好
郑贵妃
,而郑贵妃
重刊
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
皇太子
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
户部侍郎
张养蒙
,
山西巡抚
魏允贞
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
戴士衡
和
全椒
知县
樊玉衡
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
皇长子
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
郑贵妃
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
雷州
和
廉州
。而
吕坤
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
呻吟语
》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
即位后欲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但被樊玉衡推辞。
明朝四大奇案
妖书案与国本之争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
国本之争
”。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
朱常洛
为太子,自然是想立
郑贵妃
之子
朱常洵
。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
立嫡
(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
嫡子
”,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
王恭妃
所生的皇长子
朱常洛
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
内阁大学士
沈一贯
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
朱常洛
。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
郑贵妃
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朱常洵
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明朝四大奇案
第二次妖书案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
内阁大学士
朱赓
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
揭帖
,指责
郑贵妃
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
朱常洵
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磅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
东厂
、
锦衣卫
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
内阁大学士
朱赓
和首辅
沈一贯
,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
给事中
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
郭正域
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
沈鲤
与“妖书案”有关。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
沈一贯
因为
楚太子狱
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上书告发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
沈鲤
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
郭正域
,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
巡城御史
康丕扬
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
达观
(即著名的
紫柏大师
)、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案”和“楚
太子案
”两案同源。达观大师
紫柏真可
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
矿税
,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但二人都未能如
沈一贯
所愿,牵扯出
郭正域
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
锦衣卫
和
三法司
(刑部、
都察院
、
大理寺
)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
陈矩
(之
前带
吕坤
《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
印版
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
沈鲤
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
沈一贯
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
郭正域
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
朱常洛
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
陈矩
,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
郭正域
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
锦衣卫
,包括
京营
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明朝四大奇案
妖书案与皦生光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
顺天府
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
科名
”),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
冯梦龙
在《
智囊全集
》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当前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
光面
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
国本之争
”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
郑贵妃
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
锦衣卫
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
刑部尚书
萧大亨
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
郭正域
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
沈一贯
、
朱赓
都不相信妖书出自皦生光,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
凌迟
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不了了之,“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之后,
楚王
朱华奎
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两白银。运送途中,在
汉阳
被不满朝廷处理方式的楚国宗室朱蕴钤纠集数百人劫走。地方
通判
等官当场拘捕了带头行劫的宗犯32名,送往狱中。继而楚王宗族群起闹事,突入府院,想要夺回银两和被捕的宗人。副使
周应治
(
鄞县
人,任广东参政时在
惠州
建“
天泉书院
”,见
叶梦熊
《天泉书院记》)等无法约束,甚至被殴,只得匿身民间。
兵部尚书
、右副都御史、
湖广巡抚
赵可怀
,本熟悉楚藩情况,因之前办理“伪楚王”案中顺沈一贯意,宗藩恨赵可怀不公,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
湖广
承天府
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史称“
劫杠案
”。
明朝四大奇案
妖书作者之谜
妖书案匆匆结案之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
武英殿
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
明朝历史
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
宋应星
、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
太学生
,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
鸿胪寺
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
少数民族
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
张居正
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
夺情
”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
精神错乱
,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
病亡
。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无人知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未就此平息。
妖书案后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
明末三案
”,事实上都是晚明
党争
的延续。
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
嫡长子
为太子,而
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别情况而被立为帝(
明成祖
起兵篡夺侄儿
惠帝
的帝位,
明代宗
景泰帝因
明英宗
被俘而被大臣拥立,
明世宗
因
明武宗
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
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
王皇后
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年长子为太子,皇长子
朱常洛
,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
朱常洵
,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
郑贵妃
之子,神宗希望福王为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
皇太后
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
东林党
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
,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
郑贵妃
忍无可忍,终於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明朝四大奇案
转折
经过御史
刘廷元
审讯,张差是
蓟州
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
王之寀
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
济州
卖完货後,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
酒肉
。几天後,老太监带他进
紫禁城
。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张差饮。带他到
慈庆宫
,著他进宫後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
朱常洛
)。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
言明
,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
郑贵妃
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明朝四大奇案
结局
朝臣有人怀疑是
郑贵妃
想要谋害太子,王志、
何士晋
、
张问达
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
朱翊钧
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後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
先拨志始
》)。不久刑部、
都察院
、
大理寺三法司
前後五次会审庞保、
刘成
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
明神宗
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明朝四大奇案
病急乱投医
本来泰昌帝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
登基大典
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
万寿节
,也取消了庆典。
内阁首辅
方从哲
是以
礼部尚书
兼
东阁大学士
的资格入阁的,他在
万历
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
万历皇帝
对于方从哲替他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结交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方从哲刚来到
朝房
,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
公函
。原来是泰昌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
太医院
医官,而请内侍
崔文升
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
太和门
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
领班
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
慢工
,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
泻药
,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
乾清宫
。泰昌帝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
眩晕
,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泰昌帝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
朱批
,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泰昌帝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
大行皇帝
已安葬完毕,
天寿山
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泰昌帝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泰昌帝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方从哲说道:“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泰昌帝就问:“听说
鸿胪寺
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
鸿胪寺丞
李可灼
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泰昌帝面露嗔色:“
太医
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
之言
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泰昌帝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帝的爷爷
嘉靖帝
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
六部九卿
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泰昌帝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
体仁阁
,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
阁臣
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明朝四大奇案
回光返照
鸿胪寺丞
李可灼
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
峨眉山
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泰昌帝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
心理作用
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
李可灼
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
红丸
,在夜里猝然死
去。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
奏本
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
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
奏折
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
崔文升
,最初曾在
郑贵妃
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
红丸案
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
孙慎行
和
左都御史
邹元标
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
奏疏
,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
天启皇帝
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
太常寺少卿
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
梃击案
”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
光宗
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
郑氏
、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明朝四大奇案
挟持太子
泰昌帝即位后,其子
朱由校
与李选侍一起迁住
乾清宫
。一月后,泰昌帝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李进忠(
魏忠贤
)密谋挟持朱由校,欲争当
皇太后
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
明朝四大奇案
移出乾清宫
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
朱由校
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
皇考
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